现有生物技术对发展中国家食物生产和农业的作物方面适用性如何？
2.1.1 引言
生物技术产业在短时期内发展成为一个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它为人类保健、工业加工、环境生物修复以及食物和农业领域提供各种产品。它是一个在发达国家中（特别是北美洲）开发、投入资金并建立了坚实基础的产业。尽管投入农业研究的公共资金已经停滞或减少，但由于在农业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和对生物材料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强，生物技术产业仍继续大量投资于农业研究。
由该产业使用和开发的生物技术反映市场现实并首先用于为发达国家提供产品。用于食物和农业的生物技术在这一方面也不例外。在此e-mail会议中讨论了在作物方面可用的新开发的生物技术，论及这些生物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的食物生产和农业的适用性。
2.1.2 作物方面现有生物技术的记述
或许可以这样说，近年来作物生物技术领域最重要的突破都来自对重要经济性状遗传机理的研究。迅速前进的基因组学科提供了影响这些性状的基因的识别、定位、效力和功能的信息，此学科产生的知识已经推动并将进一步推动在作物中应用生物技术。这里对最近开发
的可用于发展中国家食物生产和农业实践的作物方面生物技术做一简要介绍。
2.1.2.1 基于分子标记的生物技术
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是由叫做DNA的遗传物质编序表达而成的。这个分子是由一个含氮碱基（A、C、G和T）的长链构成。在植物中，基因，即编码蛋白质的密码，仅占这个序列的极小部分，而剩下的大部分非编码DNA序列，其作用还不十分了解。这些遗传物质组成一套染色体（例如在研究得很多的拟南芥（Arabidopsis
thaliana）中的5 对），而完整的一套染色体被称为染色体组（基因组）。
分子标记是可辨认的DNA序列，见于基因组的特定部位。同一种群个体之间的分子标记可能不同。现有不同种类的标记，如RFLP、AFLP、RADP或微卫星等。分子标记可用于：
·
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即使用标记来增加对选择的反应。数量性状（像果实产量，表现为连续变异，不能被分为几个离散的类群）通常由被称为数量性状位点（QTL）的多个基因控制。通过利用紧密连锁的，甚至位于其中的一个或多个QTL分子标记，可以直接得到DNA水平的信息，增加对选择的反应。
·
分子标记辅助基因渗入，即利用标记提高基因渗入的速度或效率（即通过A和B杂交后再与B重复回交，从种群A向种群B引入新基因）。例如，当希望将基因从野生亲缘种引入现代植物品种中时，基因渗入可能会引起兴趣。
· 遗传多样性及植物种间或种内群落（或品种）间的分类学/系统发生关系研究。
· 杂交体系、花粉运动或种子散布等生物学进程及生理学特征背后的遗传机理研究。
2.1.2.2 基因改良作物
基因改良生物（GMO）是指利用DNA重组技术（将DNA从一个生物体转移至另一个生物体）改造过的生物。“转基因作物”一词也用于基因改良作物，在那里一个外源基因（转移基因）被组合入植物基因组中。下面的说法有助于我们区分基因改良作物的3种不同类型：
· “远距离转移”，将其它界生物（例如细菌界、动物界）的基因转入植物；
· “近亲转移”，将一种植物的基因转入另一种植物；
· “调整”，对已存在于植物基因组内的基因进行操作，改变其表达水平或表达模式。
转基因植物已经是许多争论的主题，尽管它们在世界有些地方占据很大面积。1999年的评估指出，有3
990万公顷的土地种植了转基因作物（ISAAA，1999，www.isaaa.org/publicati ons/brief/Brief_12.htm）。其中710万公顷（18%）在发展中国家，几乎都在阿根廷（670
万公顷）和中国（30万公顷），而美国和加拿大总计有3 270万公顷（82%）。在3 990万公 顷 中，2
810万公顷（即71%）是耐受特种除草剂（可以在农田喷洒，能杀灭杂草而不伤害
作物）的改良作物；890万公顷（22%）是带有土壤细菌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
sis）毒蛋白基因的抗虫作物，该毒素能毒杀吃植物的昆虫；290万公顷（7 %）种的是具有耐除草剂和抗虫两种性能的作物。
迄今为止，种植的大多数转基因作物只导入了数量极其有限的基因。但有些对发展中国家有更大潜在利益的转基因作物已经在实验室中取得成果，但尚不能大面积应用于生产，例如将大豆铁蛋白基因导入水稻开发的高铁含量转基因水稻，或产生维生素A原的转基因水稻。
2.1.2.3 微繁殖
这是在无菌和人工控制环境条件下、在含有植物营养和生长调节剂的专门制备的培养基上，使植物材料繁殖和/或再生的技术。最常用的材料是切下的胚、苗尖或茎、根、叶等的切片。
它是涉及全世界数百个实验室的大型商业性植物繁殖产业的基础。可以利用这项技术对特别品种的无性系进行大量扩繁。除繁殖快的优势外，如果结合使用病害检测诊断试剂盒，还可利用微繁殖技术生产无病种苗。微繁殖技术已经开发并且在较广的作物范围内得到应用，包括木本植物和果树。
2.1.3 发展中国家的食物和农业
e-mail会议的重点是发展中国家。关于这一点，要始终记住，在不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在个别国家内部，生产体系和环境制约因素存在着巨大差异。4个大农业生态带（湿润及周边湿润低地、丘陵和山区、灌溉及自然灌溉区、旱地及降雨量不定的区域）占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的
90%。在各农业生态带内可见各种耕作体系及传统和现代生产体系的混合体。
全球人口数量已经超过60亿人，并以每年约8 000万人的数量增长。几乎所有人口增长都是在发展
中国家。据估计，到2000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居民人口总数分别为47.5亿和13.1亿，预计在20年的时间内将分别达到61.5亿和13.6亿。
农场规模趋于小型化，从57个发展中国家的调查结果显示，近50%的农场小于1公顷。满足人口数量增长需要的粮食增产不能来自补充新的农田。适合于农业的土地绝大多数已被利用。将有作物生产潜力的土地总量与耕地数量进行比较，发现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别。例如在南亚，1988～1990年间，2.28亿公顷的潜在土地中有1.91亿公顷已经在耕作，而在拉
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10.59亿公顷的潜在土地中仅1.9亿公顷土地被利用。但部分土地已经
不能再进行作物生产，因为已经用于森林、放牧或保护等其他用途。由于过度放牧、森林采 伐和粗劣的耕种习惯，已利用土地的退化正成为愈益重要的全球性问题。因此，满足世界
新增人口需要的粮食增产，只能来自提高每公顷土地粮食生产数量这一途径。
但是请注意，世界饥饿问题不可能简单地靠增加世界粮食供应来解决。今天世界的粮食产量足以喂养全球人口，但据估计，在1995～1997年间，发展中国家仍约有9.7亿人处于半饥饿状态，即他们的食物摄入量不足以满足维持性生长的基本能量需求（FAO，1999，www.
fao.org/NEWS/1999/991004-e.htm）。饥饿和贫困还受人口、环境、经济、社会和政治等许多不同因素的影响和确定，当试图减轻世界饥饿时，也应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粮食对于贫民必须是可利用的和可得到的，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可以是这样的。
2.1.4 讨论中应该考虑到的一些因素
此e-mail会议的关键问题是，本文前面提到的各种不同生物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作物方面适用程度到底如何。
适当性问题应考虑下列要素：
· 决定或影响不同生物技术适用性的因素，如环境影响、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知识产权状况
、生物安全规章和管理状况、使用生物技术的程度、能力建设或使用它们所需的财力状况、财务成本、对食物生产和食物安全的影响等。〖ZK)〗
· 生物技术的相对成本（财政、社会、政治或其它方面）和相对效益（生产力、食物安全或其他方面）。
· 在粮食生产和作物方面是否这些生物技术比现有的传统方法更加（或更少）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真实情况。
· 是否有些生物技术比其他的技术更加（或更不）适用。
· 是否有些生物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加（或更不）适用。
背景文件记述了在发展中国家作物方面具有应用潜力的3种新开发的主要生物技术类型：a)基于分子标记的生物技术；b)基因改良（GM）作物；c)微繁殖。
在会议中对这3种生物技术都进行了讨论，但讨论的重点是基因改良（GM）作物。在有些讨论的题目中，邮来的信息强烈地表现出对立的观点，这反映在有关农业生物技术争论的一些要点上存在两极分化情况。
在2.2.1部分，记述了在会议中讨论的、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生物 技术适用性有直接关系的一些重要因素。在2.2.2部分记述了一些其他的主要论点和会议期
间引起关心的事。本文中引述了与会者提供的专门信息，给出了与会者的姓氏和发送日期（日/月，2000年）。可浏览www.fao.org/biotech/logs/c1logs.htm查看这些信息。在2.2.
3部分，提供了发送上述被引用信息的与会者姓名及其所在国家
2.2.1 与发展中国家生物技术适用性有直接关系的因素
2.2.1.1 知识产权（IPR）和IPR赋予跨国公司（MNCs）权利 的状况
知识产权在生物技术产品（如植物品种）和方法（如用于培育植物品种的技术）上的现实状况和影响，大概是整个两个月长的会议中最具吸引力的讨论话题。来自发达国家的少数大跨国公司建有广泛专利组合的事实，意味着在讨论中常会带有强烈的社会-政治倾向。表达了在作物方面对知识产权的需求及其后果的不同意见。
有些与会者以为生物材料的知识产权本来就是错误的，而另一些人则以为是需要的。Berruyer（28/3和14/4）提出，如果不能使基因取得专利将会好些。Kumar（18/4）说道，获专利的新种子是通过对现有遗传材料进行很小程度（或没有）的遗传改良加工开发出来的，而这些材料通常来自发展中国家，因此专利化的过程是把“人类共同财产”转变为私有财产。她还指出，专利化过程抹杀了许多代农民在建立基础遗传材料中的投入。Lettington（18/4）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知识产权会因缺乏信息使用权而给人类带来损失。
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农民有权选择是否从跨国公司购买改良品种，而“那些在开发产品或技术上投入资金的公司理应为他们的创造力、承担的投资风险和艰苦的工作而获得回报”（
Laing，17/4），这一见解得到Halos（4/4）的支持。Halos（17/5）指出，此外，专利化基因不意味着主要经济利益都归专利持有方，包括农民和消费者在内的许多不同人群也从开发的基因改良品种中获得好处。Roberts（22/5）强调，商业性投资只投入到能获利的地方，同理，投资于生物技术的产业，当然期望有一定的经济回报。Ashton（19/5）不同意这种论点，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开发者承担风险，没人有冒险的义务。
知识产权的后果看来是实质性的。强化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通常归跨国公司拥有的事实将导致发展中国家农民对拥有技术的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的依赖性（增加）。Hongladarom（3
/4）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达，他指出，“［对曾经在泰国宣扬过的生物技术，人们］不那么关心基因改良作物的潜在风险，而关心过不久农民不得不专一地依靠这些公司所拥有的技术的可能性”。Berruyer（28/3）也做了同样的论述，“生物技术的问题不是工具，而是谁掌握这个工具”Leeeington（18/4）指出，这样的依赖关系已经在东非形成。Salzman（24/3）担心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在定价、种子供应和提供种子的类型方面受跨国公司的支配。Reel（6/
4）对农民从保留种子转向增加开支和依靠外来种子资源感到遗憾。另一方面，Schenkel（4/4）说道，如果种子能适合农民的需要，农民为什么不可以依赖。
另一个讨论得很多的后果是专利权被授予发达国家的公司，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遗传材料。Reel（6/4）提供了特殊例子的信息，如黄豆（墨西哥）和basmati水稻（印度）。Cameiro
（13/4）指出，发展中国家承认，知识产权为发展中国家注册自主或合作开发的生物技术产
品或方法专利提供了可能性。但是，Munsanje（27/3）认为，发展中国家缺乏在其特定地区对大范围的生物多样性库进行“生物勘探”和从这些资源获取经济和社会效益所需的财政资源。Kumar（18/4）举了一个知识产权问题的具体实例，在她的国家——斯里兰卡，国家研究所每年都开发出许多新的茶叶和水稻品种，但他们却从未申请专利，因为在世界许多国家单一品种的有效保护要花费7.5万～10万美元。但是，她指出，没有什么能阻止私人公司在西方取
得这些品种的专利权，而政府研究所却找不到争取专利所需的资金（在美国可能是50万美元）。Ashton（19/5）说道，需要有防止“生物剽窃”的措施，对某些发展态势，如非洲有些国家将种子库出售给社团同行，应当予以特别关注。
关于知识产权对发展中国家植物育种研究的影响也进行了讨论。Carneiro（13/4）写道，发展中国家的生物技术研究传统上是以技术转让为基础的，但在发展中国家接受知识产权后，上述研究方法就过时了，将产生发展中国家农业专用的新产品和新方法。Berruyer（14/4）认为，如果不允许申请基因专利，那么技术转让仍将是可能的。他（14/4）还指出这种新情况的困难，因为发展中国家现在必须去发现和开发新基因的用途，这是转基因方法最昂贵的部分，另外此项工作还面临着与跨国公司的竞争。
有些与会者主张，按照这种情况，跨国公司必须对发展中国家作特殊的考虑。Fauguet/
Taylor（26/5）提出，跨国公司应当提供其专利组合在发展中国家近期不成为其主要市场的作物上使用的相关技术。Olivares（12/5）提议，为鼓励上述措施，发达国家的科技政策应当在生物技术产品和方法可以无偿转让给发展中国家的观念指导下支持公众科学发展。另一些人主张需要一个新的知识产权制度。Munsanje（27/3）认为，为了使产品在开发和取得专利之前得到保护，应当在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权意识。Lettington（18/4）认为，整个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在北方制定的并服务于一系列非常特别的目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制定自己的相应的专利制度，以保证传统品种的专利持有者对该品种的开发者给予补偿和认可。Kumar（25/4）支持这一见解，但他认为发达国家会强烈地反对建立这样的专利制度。
2.2.1.2 在发展中国家使用生物技术所需的财政资源和能力建设水平
据有些人议论，发展中国家资金紧缺，通常在国家预算中被首先削减的项目就是“研究与开发”，这就造成这些国家很难继续开发适合他们自己国家需要的生物技术产品（Nwalozie，23/3；Halos，23/3；Lettington，24/3；Kuta，30/3）。Schenkel（22/5）强调，今天的转基因作物产品仍然“非常非常昂贵”。
Kiggundu（19/5）指出，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不为常规植物育种项目提供经费，对此而言，转基因作物的可用性则是个突破。但是，Schenkel（22/5）认为，当维持常规育种的资金不足时，国家不会把钱花在转基因活动上，Khan（22/5）强烈支持这一观点。Wingfield（13/4）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使用生物技术可能过于昂贵，特别是在需要进口设备、在利用本地材料进行生物技术操作时需要有特定环境条件的情况下。
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都缺乏财力，但Rebai（9/5）极力主张，鉴于农业生物技术对食物安全的重要性，所有发展中国家“应当力争登上生物技术列车，要作司机而不是看客，要作主动的制造者，不作被动的消费者”。Schenkel（22/5）还认为，资金缺乏并不意味着生物技术只能由发达国家来开发，发达国家有义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生物技术。
2.2.1.3 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在会议上对转基因作物，特别是对产土壤细菌苏云金芽孢杆菌（Bt）毒素者，后称Bt作物，在供人类食用时是否有害或致敏（即引发过敏反应）进行了大量讨论。几乎所有信息都来自发达国家的与会者。在这个主题上发表了大量不同的意见。一些与会者坚持转基因作物至少同非转基因食物产品一样安全，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们具有潜在的高致敏性。一些信息提供了测定变应原的详细方法，另一些则链接了能提供更多信息的网站。
苏云金芽孢杆菌（Bt）晶体蛋白是一种毒素，它通过与昆虫中肠膜结合并造成穿孔导致取食植物的害虫死亡。Reel（7/4）和Salzman（10/4）二人认为没有证据说明人们吃了产生毒素的植物是安全的。Roberts（10/4）称，基于“实质等同性”原则，食用的转基因作物应与其非转基因对应物做比较试验，发现一般在食物质量上没有明显差异，而且无论是转基因还是非转基因植物都不能保证是“绝对安全”的。Reel（3/4）指出，转基因食物不需要进行人体试验，后者在测定新的食物添加剂时常用到，但只在动物（例如小鼠）上试验是不够的。Robe
rt 相反地认为，人的消化系统与昆虫的截然不同，应当信任动物试验的结果，因为它们和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Berruyer（12/4）和Berruyer与Bucchini（联合信息17/4）提供了许多关于毒素作用的技术细节，描述了大多数蛋白质，包括Bt毒素，是怎样在人胃的酸性作用下变性（即特异性活性丧失）的。Bucchini在这个联合信息中（17/4）断定，这种毒素危及人类健康未必可能，但应当谨慎。他认为（19/4），没有直接方法去评估那些没被发现是食物过敏来源的蛋白质的潜在致敏性。Berruyer在信（17/4）中提出，危及人类生命的过敏反应的风险不大，并且很难检测。De
Kochko（13/4）认为，Bt在有机农业中已经使用多年，“任何产品，绝对不仅是Bt毒素的任何产品，都可能在特殊情况下使某些人过敏。Bt毒素不比巧克力或花生酱的致敏性更强（的确更小些）”！
人们对Cry9c，一种耐热并耐消化的Bt毒素，表示特别关注（Bucchini，17/4；Berruyer/
Bucchini，17/4）。产生毒素的基因已被导入转基因玉米中，后者正考虑在美国用作人类食
物。Lin（18/4）认为，至今它仅被批准用作动物饲料和工业用途（不供人类消费）的事实 表明，美国的管理体系是有效的。
另一个讨论过的特殊产品是作为动物饲料开发的转基因大豆，其中含有一个从巴西坚果转移来的表达高蛋氨酸蛋白质的基因。199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揭示，这种蛋白质是致敏的，Reel（7/4）暗示，这个发现是导致人们关注转基因作物栽培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Wingfield（10/4）认为，这表明自那以后的科学工作是在该作物投入使用前要进行有效测试的结果，从这一试验的结果来看，发现该作物不被接受且不能用于商业生产。
2.2.1.4 环境影响
正像背景文件中详细说明的，估计有3990万公顷土地于1999年种植了转基因作物，其中2
810万公顷（即71%）是改良后能耐受特效除草剂的作物，890万公顷（22%）是Bt作物，而290万公顷（7%）种的是具有耐除草剂和抗虫双重性状的作物。张贴的大多数有关新生物技术对环境影响的信息都牵扯到Bt作物。
a) 抗虫转基因作物
一些与会者表示，担心大规模种植Bt作物将促进害虫抗Bt能力的发展。Geiger（24/3和4/4）是其中一位，他补充道，在热带地区害虫每年发生若干代，这种抗性会很快建立起来。Reel（29/3）主张，大多数农业生物技术公司都知道产生抗性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正在开发Bt作物的替代作物。Geiger（4/4）说，作为杀虫剂的Bt失效对农民和社会都是一个巨大损失。Smith（27/3）反驳，Bt作物对昆虫抗性的选择压力一点也不比使用化学杀虫剂的大。
另一些对Bt作物的关注（Lettington, 28/3；Srinirasan,
3/4）是由1999年12月2日在科学杂志《自然》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引起的，该文指出Bt玉米根部可渗出Bt毒素，渗出的毒素可能对土壤生态系统产生不良影响。Lin（4/4）强调说，作者不能指出土壤群体是如何受影响的。Halos（17/5）提出，这些来自实验室的结果不会被大田实验支持。
对现在大规模使用的化学杀虫剂的替代物对环境的积极影响也进行了讨论。Halos（24/3）说道，菲律宾的玉米种植户在接触到Bt玉米之前，毫无选择地只能大量使用化学农药。Srinirasan
(3/4)引述FAO出版物的报告，1995年全球杀虫剂销售总额约为120亿美元；用在棉花上的杀虫剂比其他任何作物都多，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施用杀虫剂的棉田面积超过全球总植棉面积的2/3。他认为，在这些国家引种Bt棉，可以减少杀虫剂的使用量及其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其它一些与会者也说，他们期望Bt作物将导致减少对杀虫剂的使用（如
Halos，23/3；Acikg?z，27/3；Berruyer，28/3；Bartsch，31/3）。但是，迄今为止对种植Bt作物导致这种减少的事实似乎有不同见解。Lettington（3/4）用一项对大豆的研究引
证，说使用的杀虫剂更多，而Smith（27/3）引用一美国报纸的文章，称使用Bt玉米之后， 杀虫剂的销售量减少。
Lettington（28/3）注意到，化学杀虫剂和Bt作物都有会使昆虫产生抗性等同样的问题；他提议采用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PM）技术，尽管花费时间较多，可能比种植转基因作物更合适。Halos（27/3）描述了菲律宾的情况，那里的玉米地没有大于1公顷的，由于农民通常还有其他工作，她认为农民觉得IPM太花费时间。
b) 耐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
会议对耐除草剂作物的讨论比对Bt作物的讨论少得多。Schestibratoy（9/5）认为，抗非选择性除草剂（即杀死几乎全部被喷洒的植物）的转基因作物意味着可能使用较少量和较便宜的除草剂。Srinivasan（3/4）提出，转基因作物面积的增加会导致除草剂使用量的增加。除草剂抗性向其它植物种类传播的可能性是一个应关注的理由。Kumar（31/3）说道，速生型耐除草剂杂草的扩展对于小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具有非常严重的危害。Berruyer（28/3）
提出，在有这种杂草的地区应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
c)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有人提出，通过增加单位土地面积上的粮食产量、减少对未来利用森林或自然生境来增产粮食的需要，生物技术可能对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有积极的影响（例如：Paiva，3/4；
Wingfield，6/4；Roberts，12/4）。
关于作物品种多样性，Laing（17/4）指出，更多不同种质的丧失是一个应该关注的问题。他说道，提供用新型生物技术开发的产量更高的改良品种，会导致小规模农场主忽视他们的传统品种。Yibrab（25/5）也预言，使用遗传基础狭窄的转基因作物会导致基因流失。
2.2.1.5 生物安全管理和控制的状况
有人提出，生物安全管理的实施和监控在发展中国家要比在发达国家困难得多。Kumar（31/3）认为，“发展中国家拥有有限的科学基础设施和专门知识与技术，没有专门的资金去监测这样的试验或试验品。而且处理这些产品泄漏所致环境灾害的能力很差”。Sivarama-
krishnan（14/4）认为，即使在一个具有强大有效生物安全系统的国家，例如印度，监测过程也不是很容易的。Yibrah（25/5）指出，缺乏资金将使得评估和监测转基因作物非常困难。Ashton（19/5）说道，对发展中国家处理潜在消极后果的能力估计不足，那些促使应用转基因作物的人不承担风险，这种风险改由南非的农民、零售商和消费者来承担。Lettington（28/3）强调，需要增强发展中国家生物安全领域的能力建设。
2.2.1.6 作为增加粮食产量、保证食物安全和减少饥饿的手段，生物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 作用
正如背景文件中指出的，全世界的人口在不断增加，可利用的土地数量是有限的，将来需要在每公顷土地上生产更多的粮食，要避免在行使粮食生产以外功能的土地上种植作物。一些与会者认为，生物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Lin，30/3和31/3；Paiva，3/4；Fauquet/Taylor，26/5），它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维持和增加食物安全（Schenkel，16/5；Alexandratos，16/5；Halos，17/5）。
其他一些人认为，社会和政治因素更加重要（例如，Lohberger，31/3；Lettington，3/4；Reel，3/4），从实际情况可以看到，即使今天，在全球粮食生产足够的时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存在着饥饿和贫困（Yibrah，25/5）。有些信息暗示，在某些情况下，赞成生物技术的团体对生物技术减少世界性饥饿的争论，是出于公众关系的目的（Lettington，3/4；Yibrah，25/5）。
Lin（31/3）和McGuire（31/3）强调，生物技术自己不能解决世界性饥饿问题，但它能为解决这个问题出力。McGuire还指出，“指望南方的农业科学家又是政治活动家是不切实际的（和不合理的）”。Reel（6/4）同意生物技术研究者都不情愿在他们的领域内卷入政治和经济，但认为经济规律决定着他们研究的效益。
2.2.2 会议中其他重要的争论或反复提到的话题
会议是稳健的，努力保证与会者的参与贴切会议的主题，虽然有时比较困难。这里总结了会议中其他一些重要的或反复提到的话题。
2.2.2.1 不同生物技术的相对适用性
有多条信息提到这个主题。Yibrah（25/5）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选择最适合他们自己的情况和优先领域的技术，在此，MAS和微繁殖技术比开发转基因作物更适合。Srinivasan（12/
4）指出，以标记为基础的QTL应用研究其效果至今不令人满意，因为它只产生了少数几个新的遗传改良品种，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物尤其如此。他同意一篇1996年的科学论文的观点，即QTL检测分析和品种开发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大多数QTL研究针对的是特优品种的遗传材料。
Schenkel（12/4）用一个在印度尼西亚取得有限成功的QTL分析项目实例说明，以标记为基础的方法有局限性，因为QTL分析需要大范围的田间试验，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Rebai（25/4）也强调了时间问题，他指出，利用MAS开发改良品种至少要花4年时间，而利用基因改良技术在1或2年内便可取得改良品种。但是，他还指出，MAS能做一些同基因改良一样的事情，甚至更多些。因此，对多基因控制的特性，如抗病特性，MAS可能比基因改良技术更有用。
Ashton（19/5）指出，从风险的角度来看，微繁殖是比基因改良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非洲的许多研究中心已有开发微繁殖技术的能力。他还认为，不应过于强调涉及分子标记的技术，因为它们是复杂的、不好理解的。Wingfield（13/4）认为，微繁殖是一种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利益的低水平技术，津巴布韦的无病毒甘薯生产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Loebenstein（29/3）也提出，有效的病毒检验程序与快繁技术相结合能为发展中国家的甘薯和马铃薯生产带来巨大利益。
Wingfield（13/4）提到南非桉树的无性繁殖（克隆），由于费用问题，通常采用的技术是扦插而不是微繁殖。Halos（17/5）也同意微繁殖在发展中国家是非常有用的，但以她的经验，人力和电力是最主要的成本，因此，只有在其产品传统上是昂贵的物种（如香蕉）上使用这项技术才有利可得。Halos（17/5）认为，现阶段使用DNA标记，对发展中国家的育种者而言，仍然过于昂贵。一些与会者（Guiltinan，24/3；McGuire，31/3；Wingfield，3/4）强调，基因改良不是惟一在发展中国家的作物方面可以利用的技术。他们认为它只是一组有用技术中的一种，而经常关于GM作物的争论不应阻止发展中国家使用其它非GM生物技术。
Srinivasan（25/5）提出一个要注意的问题，即不同生物技术相对适用性的地区性或地方性：较复杂的生物技术可能适合于高产地区，而低水平的技术应该重点用于生产力低的地区。
2.2.2.2 不同生物技术对不同发展中国家局部的适用性
Lin（30/3）提出，不同生物技术产品的适用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通常取决于国家或地区特有的各种因素。Moscardi（28/3）说道，区别对待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LAC）的两个地区是有用的。前者包括位于热带之外的国家，是较温暖的地区，在那里可以接触到现代技术并且农业产业与现代技术很好地整合为一体，他们把知识产权和生物安全条例综合起来。后者包括热带地区国家，那里很少应用生物技术，投入农业研究的私人或公共资金也很少。
Srinivasan（25/5）提出，区别对待高生产力地区和低生产力地区是有用的。在高产地区，例如中国中南部和印度西北部，可将生物技术用于维持现有高产水平和提高最高产量上。在低产地区，例如中国的西南与东北部地区和非洲地区，重点应当是低风险/低成本的生物技术，例如微繁殖技术。
2.2.2.3 与常规方法比较，新生物技术的适用性
Yibrah（25/5）说道，他不确信GM作物比常规改良品种或者（甚至是）本地品种具有相对优势。他提出，像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这样的贫困国家，“采用比较传统但恰当的技术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比提倡使用GM作物更好”。他的观点与Schenkel（4/4）的一致，后者说道，“我相信，技术的成本效应是其在发展中国家应用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有一种既容易又便宜的方法能达到目的，在采用昂贵的高技术之前当然首先用它！”。Schenkel（4/4
和22/5）提到，如果种子供应、推广服务或育种等这些基础条件缺乏，那么就不适合将有限的资金用于生物技术上，因为这些资金的最好回报可能来自常规的农学和育种方法。
Schenkel（12/4和22/5）还强调，在健全的常规育种计划中可以使用分子技术，因为MAS不能取代常规育种，仅能补充它，并且只有在已经存在有效的育种方案时才能成功。因此他提出（12/4），使用QTLs，应首先确立有效的育种计划，最初的努力应集中于在正常情况下难以选择的单基因性状上［例如肉豆蔻的雌雄确定，农民在其开花前不能确定它的雌雄，肉豆蔻开花要用6～8年的时间（Srinivasan，12/4）］，找到这些性状的标记后，可以将之用于国家育种计划中。
2.2.2.4 最适合发展中国家改良作物的特性
许多不同信息都间接地提到这个话题，偶尔见于社会-政治的范围内。就耐除草剂GM作物，曾提到在发展中国家选择省工（节省劳力）性状的潜在效益。Lin（30/3）提出，种植这些作物可省去杂草防治所需的劳力，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减少了赚钱渠道，不利于消除贫困，尽管在发展中国家劳力不足的其他地区可能会是有利的（与抗虫性相比，他认为抗虫性对发展中国家的大、小农场主来说都是合意的性状）。Salzman（24/3）认为，劳动力本身不是坏事，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比起移居城市地区还是更喜欢在土地上劳动。Halos（27/3）指出，
增加农场的雇员人数不会减少她所在国家（菲律宾）的贫困。Smith（27/3）提出，劳动力
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是一个国家经济成熟的不可避免的现象。Lettington（24/3）认为，耐除 草剂的特性与发展中国家没多大关系，因为大多数农民买不起除草剂。
Fauquet/Taylor（26/5）强调这样的事实，即在开发第一代转基因作物时，科学家所考虑的性状，例如耐除草剂和抗虫性，是在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现实中感兴趣的，不是直接针对发展中国家小农户的需求的。Srinivasan（18/5）支持这个观点，他说道，现在的产品不直接符合发展中国家小农场主的需要。一些与会者（如Munsanje，27/3；Lettington，3/4；Wingfeild，3/4；Mwangi，10/4）强调，开发生物技术产品的重要性在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问题（即改善这些国家需要的主要性状），而不是单纯地使用发达国家已有的产品。例如，Archak（22/5）指出，印度等一些国家盼望有提高耐盐性的作物。
然而，能够导入新生物技术产品中的性状可能是有限的。Kiggundu（19/5）认为，在他所在的国家乌干达，由于受土地分散、人口压力增加和土壤侵蚀等因素影响而存在着严重的农业问题，具有适当特性的GM作物能帮助缓解这些问题。但Schenkel（22/5）和Yibrah（25/5）
二人相反地认为，使用GM作物不能解决这类问题，但通过改变不良的农业耕作习惯则可以， 投资改善技术推广服务是更值得去做的。
2.2.2.5 生物技术争论的两极化和对平衡信息的需要
当粮农组织生物技术论坛建立时，已经认识到，在农业生物技术的一些领域，争论是相当两极化的，希望通过为不同团体提供一个交换观点和经验的中立的论坛，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两极化，用Lettington（27/3）的话说，因为“一旦不同的利益集团拒绝对话和承认彼此的关注，大家都会陷入麻烦中。”
比较会议上张贴的一些信息可以看到双方之间的巨大分歧。例如，Reel（6/4）和Halos（17/5）从GM作物对环境、人类健康和社会等方面的影响考
虑，得出关于其影响和后果完全相反的结论，例举了许多科学文献（仲裁的和未仲裁的）支 持他们各自的观点。
会议讨论了一些导致两极化的因素。Salzman（22/5）指出，两极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GM作物未经充分磋商就已在商业上应用，在商品化之前没有对其潜在的危险和问题进行充分调查。Srinivasan（18/5）认为，最近开发的“绝育基因”技术，跨国公司在该领域申请到许多专利，进一步使公众意见两极化。
Archak（9/5）认为，两极化争论已牵连到农民，因为政府组织受执政党的影响，而非政府组织倾向于反对生物技术。因而，关于生物技术的正确的信息很少能到达农民那里。在其它信件中也强调了提供关于有争论主题（如GM作物）的高质量的公正的信息的重要性。Knausenb
erger（15/5）说道，类似这次的论坛，应帮助公众理解这些问题，公立的机构如FAO，应保持客观和中立。接近会议结束时，Ashton（19/5）说道，虽然张贴的许多信息反映了争论的两极化，那里也“令人心神爽快地看到一些一致的意见。独断和好辩对争论的任何一方都帮不了什么，代替它的是我们应关注双方之间的一致点”。
评价会议对两极化有多大影响显然是困难的。但是，在现在的“电子时代”，像这样的e-ma il会议，信息也能到达除真正的与会者以外的其它观众。例如，科学杂志《自然》（2000年6月1日）的一篇文章提到过这个会议，这篇文章是西班牙国家报纸EIPais（7月19日）一篇报道的素材，特别引用了Yibrah（25/5）的信件，同时还用作关于GMOs芬兰电视系列节目的素材。
2.2.2.6 发达国家使用生物技术来供养发展中世界
Alexandratos（15/5）认为，考虑发展中国家福利和食物安全不能忽视这个事实，即他们是粮食纯进口国家，进口粮食主要来自北美洲、欧洲和澳大利亚，进口量近年来已经增加，预计还要增加直至2030年。他因此提出（16/5），在发达国家应用生物技术，让他们满足出口粮食生产的需要，对发展中国家的食物安全是十分重要的。Yibrah（25/5）抵制这种说法并提出，在阿根廷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增加粮食生产和降低出口价格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饥饿和贫困问题，因为没有找到原因——缺乏公平贸易和正义。Lettington（24/3）进而指出，
发达国家使用生物技术对发展中国家中的小农户有负面影响，因为发达国家粮食的过度供应 导致世界粮食价格下降。
2.2.2.7 GM作物和进化
在转基因作物中，一个或多个外源基因被掺入植物的遗传物质中。这个基因可以来自同一物种、有亲缘关系的植物品种或者甚至是另一个界的物种［例如从冬比目鱼（winter
flounder fish）至草莓或从苏云金芽孢杆菌至玉米］。在少数几条信息中讨论了这样的物种间遗传物质转移在进化上的含义。
Salzman（30/3和31/3）认为，跨越物种的屏障是不合适的，与自然选择过程相矛盾，创造GM作物，如Bt玉米，有悖于自然进化的正常趋向（趋向于将跨越物种屏障的机会减少到最少），存在着全球性生态灾难的危险。Knausenberger（15/5）表达了同样的担心，因为“百万年的共同进化正被阻遏”。Schenkel（30/3）和Rebai（28/4和9/5）认为，跨越物种、属和有时科的屏障会在自然界自然发生（虽然是罕见的）或者能够人工地完成这一过程。一些普通的粮食作物（例如面包小麦和canola油菜）含有来自一个种以上的遗传物质，而有些由植物育种者创造的并已使用多年的作物是种间杂种，如小黑麦（普通小麦与黑麦的杂种）。
2.2.2.8 公立的对私人的部分
Lin（30/3）认为，“绿色革命”是以公立机构完成科学研究的结果为基础的，而农业生物技术新时代到来是由私人而不是公立研究所开发并拥有专利权的技术手段推进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将取决于公共研究任务的再思索和激励私人产业制造可用的工具。McGuire（31/3）支持这些观点，强调需要对公共研究的作用重新思考和定位。Carneiro（13/4）指出，发展中国家向科学技术的资金投入力度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而公共研究部门需要寻找促进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的新途径。他认为，需要在国家和国际水平上，建立公立和私人部门之间以及科学和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
Fauquet/Taylor（26/5）还强调，需要加强发达国家的公立和私人部门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科学家、育种者、推广工作者和农民之间的协作。但是Berruyer（14/4）警告，发展中国家公立研究机构与强大的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可能因外国的私人利益而偏向一边，这将对发展中国家小农场主不利。
2.2.3 提供信息的与会者姓名及其所在国家
Acikgöz, Nazimi. 土耳其
Alexandratos, Nikos.意大利
Archak, Sunil. 印度
Ashton, Glenn.南非
Bartsch, Detlef.德国
Berruyer, Romain.法国
Bucchini, Luca. 美国
Carneiro, Mauro.巴西
De Kochko, Alexandre. 法国
Fauquet, C.M./Taylor, Nigel. 美国
Geiger, Chris. 美国
Guiltinan, Mark. 美国
Halos, Saturnina. 菲律宾
Hongladarom, Soraj. 泰国
Khan, Iftikhar Ahmad. 巴基斯坦
Kiggundu, Andrew. 乌干达
Knausenberger, Walter. 肯尼亚
Kumar, Vijaya. 斯里兰卡
Kuta, Danladi Dada. 尼日尔
Laing, Mark. 南非
Lettington, Robert. 肯尼亚
Lin, Edo. 法国
Loebenstein, Gad. 以色列
Lohberger, Ben.澳大利亚
McGuire, Shawn. 荷兰
Moscardi, Edgardo. 哥伦比亚
Munsanje, Elliot. 赞比亚
Mwangi, Peter. 肯尼亚
Nwalozie, Marcel. 塞内加尔
Olivares, Jose. 西班牙
Paiva, Edilson. 巴西
Rebai, Ahmed. 突尼斯
Reel, Jeffrey. 美国
Roberts, Tim. 英国
Salzman, Lorna. 美国
Schenkel, Werner. 德国
Schestibratov, Konstantin.俄罗斯
Sivaramakrishnan, Siva. 印度
Smith, Jay. 美国
Srinivasan, Ancha. 日本
Wingfield, Brenda. 南非
Yibrah, Haile Selassie. 埃塞俄比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