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星期二： 09:00 – 10:30
1. 专家磋商会由普维尼斯先生宣布开幕
2. 目标、行政安排回顾
3. 通过议程
4. 选择和战略审议：美国的渔业能力减少
10月15日星期二： 11:00 – 13:00、14:00 – 16:00
5. 情形 1 – 问题
10月15日星期二： 16:30 – 18:30
6. 情形 1 – 问题
10月16日星期三： 09:00 – 10:30、11:00 – 13:00、14:00 – 16:00
7. 情形 1 和 超出—问题
10月16日星期三： 16:30 – 18:30
8. 情形 1 和 超出—问题和选择
10月17日星期四： 09:00 – 10:30、 11:00 – 13:00、 14:00 – 16:00
9. 情形 1 和 超出— 问题和选择
10月17日星期四：16:30 – 18:30
10. 情形 1 和 超出—选择和解决办法
10月18日星期五： 14:00 – 16:00
11. 催动海洋捕捞渔业从能力过度转型的最后建议和指南定稿并通过
澳大利亚 |
英国 Portsmouth大学 经济系经济和水产资源管理中心(CEMARE) Sean D Pascoe博士 自然资源经济讲师 Locksway Road Portsmouth Hants P04 8JF | |
法国 |
法国 Pascal Le Floch’h博士 Maître de conférences Centre de Droit et d’Economie de la Mer (CEDEM) Université de Bretagne Occidentale - IUT 2, rue de l'Université 29334 Quimper Cedex | |
韩国 |
韩国 Pukyong国立大学 渔业科学学院 San-Go Lee博士 教授、副院长 Pusan, 608-737 Korea | |
南非 |
南非 环境和旅游部 海洋和沿海管理 Monde Mayekiso博士 首席主任（研究） 100 Athens Road Table View, Cape Town 7441 | |
西班牙 |
西班牙 Ramón Franquesa博士 Gabinete de Economía del Mar Universitat de Barcelona Fac. Economiques Av. Diagonal, 690 08031 Barcelona | |
美国 |
美国 弗吉尼亚海洋科学所 杰姆斯· E· 科可利博士、教授 PO Box 1346 Gloucester Point, Virginia 23062 | |
沿岸管理中心 |
菲律宾 马尼拉 沿岸管理中心（CMC） 技术主任 Seng-Keh Teng博士 E2603-D Tektite Towers Exchange Road, Ortigas Center Pasig City 1605 |
|
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美洲中心（ICSED） |
智利 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美洲中心（ICSED） 主任 Max Agüero博士 Casilla 27016 Santiago | |
水产生物资源管理国际中心（ICLARM） |
马来西亚 水产生物资源管理国际中心—世界鱼中心 K Kuperan Viswanathan博士 研究科学家/项目主任 PO Box 500, GPO 10670 Penang | |
FAO 秘书处
渔业政策和计划局
渔业官员、技术秘书
梅兹内, R.
Email： [email protected]
电话： +39-06-5705-6718
传真： +39-06-5705-6718
美国华盛顿特区
国家海洋大气局
海洋渔业服务署
伍德，约翰
高级经济师
Email: [email protected]
电话： +1 (301) 713-2328
传真： +1 (301) 713-4137
美国Delaware大学
海洋研究生学院
海洋政策计划主任
安德森, 李
Newark, DE 19716
Email: [email protected]
电话： +1 (302) 831- 2650
传真： +1 (302) 831 - 6838
CTOC/2002/4 伍德，约翰·M.和R.梅兹内著《捕捞能力、能力过剩和能力过度》
CTOC/2002/5 初步讨论问题清单
5.1. 能力过度是一个被经常引用为导致过度捕捞、经济浪费和对海洋生物资源不可持续开发的主要原因。
5.2. 大量的国际和国内渔业研究表明，无论捕鱼规模或渔业类型，捕捞能力过剩在许多共同财产和开放入渔渔业中普遍存在。
5.3. 能力过度和能力过剩也发生在有限开放入渔渔业中，造成了过度捕捞、经济浪费和非可持续发展。
5.4. 实现可持续渔业的巨大挑战之一包括避免至少减缓有害影响，例如能力过度造成的过度捕捞和/或经济无效率的捕捞能力管理。
5.5.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CCRF）敦促所有国家预防过度捕捞和捕捞能力过剩，执行管理措施以确保捕捞能力与渔业资源的生产力相适应以及其可持续利用。
5.6. 作为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捕捞能力管理国际行动计划》之下，在捕捞能力管理和能力过度的管理方面，FAO 已经要求收集信息和提供指南。
5.7. 能力过度对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正对民间社区产生日益严重的冲突和成本，因此，在世界范围内支持渔业管理者改变能力过度情况的努力是重要的。
5.8. 纠正能力过度的解决办法是 (1) 实际可执行和(2)持续的影响可产生对粮食安全、渔民及其社区生活水平以及鱼类种群养护的实质性改善。
5.9. 在以前的描述与捕捞能力有关的基本政策和技术问题的工作基础上13，FAO举办本次催动海洋捕捞渔业从能力过度转型专家磋商会以支持当地、国家和区域处理能力过度的努力。
5.10. 专家磋商会的目的将是对减少能力过度确定和勾画革新式战略和机制以及随后避免再次产生能力过度。
5.11. 专家磋商会将强调催动政治愿望、伙伴关系和政策改革的进程，通过：
5.11.1 确定用于执行管理能力过度的刺激阻止和刺激调整战略办法；
5.11.2 确定克服障碍的革新式机会和战略，以减少能力过度——例如在投资减缩中的投资革新机会；和
5.11.3 建议确保能力管理持续成功的要素。
5.12. 专家磋商会将包括生存、就业和在不同类型的工业化渔业中提高收益和创汇问题，考虑调整计划对其他领域，包括手工渔业领域的向上和向下影响。
5.13. 作为开始工作的平台，将准备一个背景报告。任何有兴趣的读者可从因特网上得到该报告。
5.14. 以前FAO的报告和其他文件，包括以前FAO工作组和磋商会报告将提供给专家。
5.15. 专家磋商会预计的主要结果将是如何催动海洋捕捞渔业从能力过度转型（初步标题：催动从能力过度转型：罗马专家磋商会指南：2002年罗马催动海洋捕捞渔业从能力过度转型专家磋商会报告）。
5.16. 主要结果将于2003年在罗马召开的第25届FAO渔业委员会 (COFI)会议之前得到。
5.17. 专家磋商会参会者（约8人）将以个人身份出席。邀请将发给被认为在有关领域和目的方面有能力背景的个人。
5.18. 组织者将开展工作以保证参会者体现适当的多背景、区域和经验平衡以反映对所要考虑问题的不同看法以及处理渔业能力过度的不同办法和经验的范围。
5.19. 专家磋商会将于10月15-18日在意大利罗马FAO总部举行。关于饭店和其他有关 信息的详情将在适当时间发给参会者。
5.20. 专家磋商会的技术秘书是渔业政策和计划司渔业官员R. 梅兹内小姐。在罗马可联系：
意大利 Viale delle Terme di Caracalla，罗马00100
FAO-渔业部, F423房
电子信箱： [email protected]
电话：+39-06-5705-6718
传真：+39-06-5755-6500
捕捞能力、能力过剩和能力过度
测定研究和管理战略综述
美国马里兰Silver Spring
国家海洋渔业服务署
科学和技术办公室
渔业统计和经济处
和
意大利罗马
FAO 渔业部
渔业政策和计划司
5.22. 发展计划处
表 1 10个主要太平洋沿海渔业能力利用率（波拉德和罗伯茨1977）
表 2 俄勒冈拖网船队年度能力利用，1976-85年（史密斯和哈南1990)
表 3 新英格兰底层鱼类资源的有效捕捞，1989（爱德伍兹和穆拉瓦斯基 1993）
表 4 基于不变美元价和船舶计算资本股票指标（科可利和斯科里斯 1988)
表 5 1985-1995年大西洋和墨西哥湾休闲渔业上岸量和努力量（科可利1998）
能力利用是一个在经济中被很好认识的概念，并在许多产业中应用。但是，渔业中执行能力利用相对较新并独特应用。
本报告在着眼于能够和已经用于分析能力的不同测定办法之前寻求确定能力过剩和能力过度的不同。然后，本报告着眼于如何认识能力过度的情形和在规范渔业时如何体现能力减缓或采用纠正措施。本报告触及了一些需要在减缓或纠正能力问题的管理努力中考虑的问题，并以此结束。
词组“能力过剩”被经常用来反映造成了世界上许多渔业的过度捕捞，目前管理理论是——如果所谓的能力过剩能从渔业中消除——对能够消除过度捕捞和能够可持续支持海洋生物资源的长期潜在产量是个好机会。结果是，建议对特定和全球渔业能力的预计采用定性确定。
报告中，对市场机制下自我调节的短期现象的能力过剩和有害并不确定期限的能力过度做了区分。不幸的是，在妨碍渔业资源的长期可持续性方面能力过度的作用没有被很好理解。
一般而言，能力可被表示为：
更具体的，能力过剩和能力过度可被表示为：
传统的关于生产的经济著作没有明确区分能力过剩和能力过度，事实上，这些术语经常被用做同义词。同样，许多关于捕捞能力的理论讨论没有明确区域渔业中能力过剩和能力过度的区别。的确，多数测定渔业捕捞能力的情况研究集中于能力过剩的测定，同时能力过度一般停留于表示一个渔业产生的最佳产量的理论讨论。
但是，将其区别开来向渔业管理者提供清楚的指南以制定和建立有效管理战略和渔业科学家设计新的测定渔业能力过剩和能力过度的办法14。 因而，在理解以下事项上进行工作是重要的：
公司可以改变其生产水平，以回应市场条件和在短期内消除能力过剩，但是消除能力过度要求改变管理环境。因而，如果管理者理解其面对的渔业管理问题，那么两种情形的明确区别是需要的 15。
当渔业被严格规范以实现种群养护目的时，向渔业管理者提供两类能力测定的信息特别重要，原因是能力过剩和能力过度的情况可同时存在。
相反，共同财产渔业中渔民没有在海上养护鱼类的动机，在很少实现规定的种群养护目的地方，能力过度蔓延时能力过剩可能不存在。 一样的，当渔民有在海上养护鱼类的动机，能力过剩广泛存在时不存在能力过度。
在实际渔业中建立减少能力过剩和消除能力过度的规定是个复杂问题，可以使用一个简单模式区别单一种类渔业中能力过剩和能力过度的概念16。
以下部分描述这些概念。
渔业管理者认识到渔业中存在高水平的捕捞能力，但不知道通过市场正常程序是否可以解决这一短期趋势现象，或是否需要通过管理行动纠正这一长期趋势问题。传统上，多数工业上的应用是将能力过剩作为短期趋势现象，但对渔业来说，这个问题是否正确把握。
例如，一个公司的生产规模是基于市场经济条件决定的，即选择最低生产成本决定产出水平。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投入和产出价格提高或降低），设备的生产规模可能不生产最低生产成本的产出水平。
如生产成本提高，公司减少其产出水平以获得最大收益，那么该公司的潜在产出要高出实际产出水平并且存在能力过剩，这一短期趋势，能力过剩条件将存在直至公司能改变其生产规模以再次将生产成本降到最低。
当渔船有能力超过规定航次限制时，能确立渔业中能力过剩的类型。如与其他行业一样管理渔业，能力过剩将同样是短期趋势现象并对渔业管理者来说可能重要性要小一些——只是由于在多数工业领域能力过剩是调整资本投资对应市场随机变化带来不确定性的短期趋势问题。
在此情形和单一种类渔业中, 能力过剩可使用格里波威和穆勒 (1999)建议的生物经济模式（图1）。
假设发生在图1的初步捕捞水平（h）的平衡曲线、努力量水平（e）和种群规模（x）平衡曲线在开放入渔供给功能（Soa）等于需求（D），那么对种群规模（x）的种群恒量供给功能是S（x），其在与Soa交叉点横穿需求曲线（D）。市场价格的下降由 D 到 D’的变化代表，导致长期趋势捕捞水平平衡曲线增加到h’。但短期趋势，当D’ 等于S(x)，捕捞将下降到h”。由于潜在捕捞（h）大于实际捕捞（h”），能力过剩在这一努力量（e）和种群规模（x）水平上存在。
在短期趋势中，由于资本不能延展，捕捞努力量不下降。但（b）点，对应努力量水平（e）和捕捞水平（h”），低于可持续产量曲线（a）点。由于捕捞水平低于生长水平，种群规模将开始在（b）点增加。 这导致种群恒量供给曲线向下、向右变化，表示捕捞成本的下降。最后，种群恒量供给功能将横穿需求曲线（D’）和开放入渔供给功能（Soa），在可持续产量曲线和种群规模（x’）的（d）点对应捕捞水平（h’）。
如果在能力过剩的预计中种群不作为限制因素，那么图1的（c）和（d）点间的不同也可代表能力过剩。长期的，由于渔业通过允许种群生长的减少捕捞努力量方式来对应市场需求变化，渔业的能力过剩将不见了。
无论该渔业中的能力过剩问题，开放入渔渔业也经历了能力过度，这是能力的长期趋势和持久形式。
很简单，能力过度，与投资过度和过度捕捞一样，是规范的开放入渔或公共财产渔业管理制度的病症 (安德森1986年、海乃森1978年和1993年以及克拉克1990年)。当渔民没有把鱼类留在海里以养护鱼类的动机时，他们将在资本和劳力以及其他投入17上过度投资来捕捞。产生能力过度 。
即使在限制进入的渔业中，例如专属经济区（EEZ），暂停许可、或可转让许可，参加渔业的渔民对市场条件做出反应。为此，他们趋于结合管理机制和市场条件来作业，在不确定的时期内使能力过度并产生和多数其他领域相比更为相当巨大的能力过度， 这一渔业捕捞能力持续和巨大的过剩水平引起全世界渔业管理者的关切。
图1中，能力过度可由生产点的长期趋势目标水平（f）表达。首先，努力量和捕捞平衡曲线水平在需求（D）和开放入渔供给（Soa）与 S（x)相交 ——在可持续产量曲线（a）点。（a）点然后可对照目标种群规模（x’’’）对应目标捕捞水平（h’）。基本上，目标产量（f）点和潜在产量（a）点间的不同代表渔业中能力过度。
首先，在（a）点，渔业不存在能力过剩，但图1与（a）点相关的（f）点表示存在实质性的能力过度。从D到 D’的需求曲线的变化导致的价格下降产生能力过剩——从与（b）点相关的（a）点可看出。由于测定为潜在产量，与（a）点相关的目标生产水平（f）点，能力过度维持不变。
当生物量限制缓和，生产潜在水平为（d）点，与能力过剩增加相关点为（b）或（c），同时能力过度下降——原因是能力过度是潜在生产在（d）点和生产目标水平在（f）点之间的比较。
能力过剩和能力过度的同样讨论可按捕鱼权、努力量或捕捞死亡率表达。
总允许捕捞水平（TCL） 是一个等于捕捞死亡率乘以渔业平均生物量水平的组合；例如，
TCL = F B
这个等式可再表示为：
C = F B
这里：C = 产量
B = 生物量
B = 平均生物量
F = 捕捞死亡率
解决捕捞死亡率关系结果
C
F = -----
B
因此按能力利用表示捕捞死亡率F
C* 为实际产量，
CT 成为生物学参数组合的目标产量，
并当
B* 是实际平均生物量
F* 是实际捕捞死亡率，和
BT 是目标平均生物量
那么，
C*
F* = -----
B*
是实际捕捞死亡率，目标捕捞死亡率FT是：
CT
FT = -----
BT
那么实际目标捕捞死亡率， F*/FT = [C*/CT][BT/B*]。结果是能力过剩和过度与捕捞死亡有关。
在能力过剩时 BT=B*，那么，
F*/FT = C*/CT
实际和目标捕捞死亡率等于能力利用率。
由于渔业管理者具有生物种群评估技术，可能对以捕捞死亡为基础处理能力过剩和能力过度的预计感觉更好，这个结果特别有用。
从技术上讲，能力自身这一一般话题，没有必要是渔业管理者的一个问题。无论渔业管理是否基于开放入渔、规范开放入渔、共同财产或以权利为基础的规则，一定水平的渔业能力对捕捞鱼类是必要的。
因而, 理论上能力过剩对渔业管理者不是问题，原因是从长期看增加利润的市场刺激导致渔民调整其对投入的利用以消除能力过剩。但是，能力过剩对渔业管理者可以成为一个问题，如果其在开放入渔或在使用指令和控制管理规定的规范开放入渔渔业中（这类管理安排是世界上普遍的），超过固有或清楚的目标产量的话。
然而能力过度是渔业管理者的一个问题。市场不能使渔民改变其生产水平来消除能力过度所需的财政刺激。由于海洋捕鱼不存在明确定义的和可执行的财产权，渔民继续进行资本和劳力投资以获得他们要求的资源份额——和竞争渔业的结果。
在应用这些简单能力概念方面有着大量问题、特别情况和例外，这不另人吃惊：
简之，在能力过剩和能力过度不同办法上仍有相当的要解决的差距和问题。
处理渔业能力过剩和能力过度，必须首先由渔业管理者决定实际渔业中存在的问题。
渔业中能力利用水平可按指标或定性以及分析或定量方式测定。在倾向于定量计量的同时，指标测定在提供渔业状况的第一印象方面是非常实用的。
其次，了解消除能力的一个特别规定的效率要求公正的计量以决定整个时间段的能力利用趋势。
至关重要的是注意，如果未被规定要求纠正的资本和劳力的过度投资在市场刺激下能力水平短期趋势得到纠正，可能不长期持续。例如，特定类型的渔业管理办法，如开放入渔渔业管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渔业的能力过度，同时其他以权利为基础的管理办法纠正市场刺激资本和劳力的过度投资并预防发生过度投资。
但是，在这些类型规定的管理下，渔业的能力过度仍可发展。结果是，管理办法是存在能力过度的一个定性指标，但不必是能力过剩的指标。定量计量可用于确定是否存在能力过剩和能力过度以及提供其影响力和一个渔业在整个时间段的方向变化的测定方式。
定性评价应使用基于科学方式的可核实的指标。这一办法的基本原理是对所有渔业应用共同的计算标准，并最大程度减少主观判断的作用。同时，认识到判断、个人知识和分析经验将需要发挥重要作用。指标办法具有重要优点：它最大化地使用现有信息并结合生物学、管理和船队的具体数据。
定性能力指标可基于现有渔业条件或特征的生物经济理论确立。明确的是，单一指标对确定渔业的能力过度是不够的。使用时间趋势信息的若干指标的结合是确定渔业定性能力水平所需要的。注意这些在实践上的困难和分类，可能对考虑定性指标有益：
由国家海洋渔业服务署准备的提交美国国会的标题为美国渔业状况的年度报告，确定渔业是：
(1) 过度捕捞，
(2) 接近过度捕捞的情况，和
(3) 遭受过度捕捞。
如一个主捕渔业的种类被过度捕捞，由于过度捕捞和能力过度是同一管理问题下的两个症状，几乎肯定存在能力过度。此外，由于生产过程很少投入能产生同样的捕捞水平，一个渔业的特征为完全利用或接近过度捕捞的情况也显示了能力过度。
这一指标可应用于一定程度上不同的非主捕和多种类渔业。上面的一般表述与主捕渔业有关。但许多多种类渔业包括过度捕捞、完全利用和发展中渔业的混合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进行每一区域的单独分析以个案处理方式决定能力水平。
将事情简单化，主捕其他过度捕捞的和/或完全利用的种类的渔业的误捕可能或不可能表示对误捕种类的能力过度。
能力过度另一定性指标是渔业的管理环境。这一指标的基本原理是某种管理类别比其他类型更可能或趋于与能力过度有关。
在这一指标下，有3个广泛的管理类别：
(1) 开放入渔（参加者或船舶数量没有限制)；
(2) 有限入渔（控制参加者或船舶数量）；以及
(3) 以权利为基础的捕捞体系（ITQ、联合体、IFQ或CDQ）。
管理系统和能力水平这些广泛的关系或联系得到了技术著作的相当支持，并在1997年由OECD 19准备的一个主要比较研究中得到证明。据此，单个渔业不容质疑地具有其独特特征，某些一般关系似乎在所有时间出现。假设在多数情况下，开放入渔渔业趋于与能力过度有关联；有限入渔渔业通常具有同样的关联。以权利为基础的渔业趋于在所有时间里消除能力过度。
开放入渔渔业，由于对进入没有限制，任何人可参加。更重要的是，只要渔业有利可图将使开放入渔渔业的参加者具有增加努力量和投资的动机。在这个情况下，过度捕捞和能力过度总是长期发生。
着眼于这个问题，海乃森 (1987)发现自由进入导致过度开发，开发最佳比率低于最大可持续产量——与鱼类种群应被管理以提供最大可持续产量（MSY）20的生物学学说相矛盾。最佳产量能力也表现出取决于投资成本，但最佳捕捞和投资政策的推论使随机渔业模式变的非常复杂。
有限入渔渔业，禁止或限制新来者，但存在许可持有者可完全按开放入渔渔业的方式作业。在这一情形下，有限入渔渔业限制性的TAC可使一些种群恢复，现有参加者将具有对新的重要设备投资的动机。没有对投资的进一步限制，这些类型的渔业趋于造成能力过度的补充投入水平。有限入渔系统的许可是可转让的，过度投资问题可能被减缓但不能必然被消除。
在存在完全具体捕捞权的渔业中, 渔民具有只使用分配给其的配额或份额的能力的动机。如有能力过度，该渔业在整个时间里将趋于减少超过最佳水平的能力。在以捕捞权利为基础的安排首次引入后，一些过度的能力可能在该渔业中存在一些时间。但这类系统给予渔民减少投入的动机，因而长期可实际消除能力过度。
按以上条件，纯粹的开放入渔和（在次要程度）有限入渔管理系统可能被认为是渔业中能力过度的指标，以捕捞权为基础的管理系统可能被认为是渔业中没有能力过度的指标21。
捕捞水平和配额之间的比率是另一个与管理能力过度有关的指标，特别是由于多数被管理的渔业在捕捞指南下运行，通常是TAC。
如果捕捞水平定期超过TAC，可能要认为存在能力过度。在这一指标下，假设目标或最佳能力水平是捕鱼季节单种类渔业获得TAC所必须的。
应注意这不是测定能力过度的完美办法。一方面，捕捞水平的有效执法和监督可在TAC超过之前关闭渔业。另一方面，这一指标在多种类渔业中效果不好。然而，在多数情况下，捕捞——TAC比率定期超过“1”表明至少存在潜在能力过度。
能力过度的另一指标是“竞争捕鱼”，渔民在捕鱼季节结束前完成TAC。
总捕捞量按捕捞天数区分可用来作为能力过度的定性指标。如果在一些年里捕捞天数累计减少，可能是能力过度的一个指标。
这一指标由于与捕捞——TAC关系同样的原因不是测定能力过度的完好办法。但这一比率在整个时间段的增加表示该渔业的潜在能力过度。
围绕确立TAC和扩大到不同使用者团体的配置或分配的争论也可能是一个渔业能力过度的指标。
典型的是使用不同网具类型或居住在不同地方的商业渔民之间的以及/或商业和休闲渔民之间的争议。决定和分配TAC的依据伴随着意味深长的政治上有争议的建议，可能是该渔业存在能力过度的潜在因素。明显的，由于对这些不同的严重性和强度难以进行客观评价，这是一个极端艰难的能力过度指标。
能力过度另一定性指标是未使用的许可证的趋势或隐性许可。隐性许可的定义是发给渔民的许可证但从未用来捕鱼，用显形许可对总许可（显形加隐性）的比率表示。可用来作为衡量能力过度的指标。
相当量的隐性许可，或显形对总许可的低比率，表示渔业中潜在的能力过度。此外这一比率下降，可能是该渔业中存在的能力过度情况增加。
如果是可转让的，从未想捕鱼的持有许可证的投机者希望出售或租出许可证获利，这一能力过度的测定办法不是一个完好的办法。此外，渔业管理者可能决定购回或取消不使用的许可证。然而，显形对总许可的相对低的和下降的比率可能在某些条件下表示渔业的能力过度。
整个时间段内单位渔获努力量（CPUE）的下降暗示着过度捕捞和能力过度。但是，能力过度的CPUE 指标必须谨慎使用。
在持续捕捞死亡管理战略下的TAC的波动可掩饰其效果。CPUE可维持不变或甚至在存在能力过度的渔业中由于种群恢复TAC提高使CPUE得到改善。此外，CPUE趋势可维持不变或在整个种群丰量下降的情况下对集群种类提高CPUE。
总之，在TAC和捕捞水平非常稳定的渔业中，整个时间段 CPUE的下降趋势可能表示能力过度。
在经济学著作中已经确立了许多定性方法，可用于预计不同类型的捕捞能力。预计技术能力的3个一般方法是：
克莱 (1960)的 “峰值到峰值” 方法和费尔等（1989）基于约翰森 (1968)确立的DEA 模式是已经采用的预计渔业中能力利用的2个办法。
SPF是替代方法，用于预计渔业的生产效率（边缘）（科可利、斯科里斯和斯垂德, 1995），是在某些情况下用来建立能力测定的一个有用的方法。
每种方法有强有弱，适当模式的选择将取决于渔业的特点、可得到的数据和使用能力测定的意图。
当与能力有关的数据特别有限，峰值到峰值方法是最好的选择，例如产量和参加者数量的数据有限时。该办法被称为峰值到峰值是由于完全利用的时期称为高峰，用于能力指数的主要参考点。
在实践中，高峰年经常以每生产单位的产出水平为基础确定，远高于前面和后面的年份。与不同时期的实际产出相比的产出能力，在调整了技术变化的产量水平后用于能力测定。
峰值到峰值方法要求上岸量和参加者数据，例如船数和技术时间趋势的一些确定。 最小船队规模（船数）对应的不同能力水平可计算出来。
峰值到峰值方法相当简单，即使只有零星的数据也可应用。该方法已被用于渔业例如文献中的例证 ：科可利和斯科里斯 (1999)、波拉德和罗伯茨 (1977)以及加西亚和牛顿 (1995)。但是，峰值到峰值有着许多缺点，当提供能力测定评价的方式时应给予考虑。
在多数情况下，由于船队中具有实际捕捞权的船数和其他物质资本的测定只是不精确的代数，峰值到峰值被认为只能提供粗略的能力测定。该分析忽略了影响船队实际产量的经济因素。如果只有参加者的总数和产量被用于模式，渔具类型的不同能力或其他领域非合计数不能被确定；因而这一指数不能计算引起整个船队能力重大变化的船队组成。
由于单个生产单位的能力不能确定，决定除去不同渔业参加者团体的影响将不可能。
此外，如果渔业规定或其他影响能力的因素发生重要变化，这一能力测定不能是目前生产能力的可靠预言者。
最后，该测定是基于整个时间段的观察，在此期间资源种群和资本投入利用的强度变化了。
DEA 使用线状编程方式23 决定：
DEA模式最初设计用于测定技术效率。费尔等（1989）建议按标准产出变化模式来测定产出能力和能力利用，假设对使用不同投入没有限制。因而, 在最大生产边缘，公司必须在特定的固定投入水平有效生产出最多产品。这个最初办法由费尔、格拉斯克珀夫和科可利（2000）提出。他们基于能用于多种类渔业的收益或成本功能框架建立了一个多产品的 DEA方法。公司没有处在边缘可降低，这是由于其无效使用投资或与处在边缘的公司相比，它们对使用不同投资的水平较低。
DEA 具有几个标志使其对渔业能力测定是个有用的工具。 如果做出关于生产属性的肯定、非常强的能力预测假设24 ，多种类渔业的预计可以计算。DEA可对应多重产出（例如种类和市场类别）以及多类型投入，例如资本和劳力。该分析最终接受所有数据的可能性，从最有限的（产量水平、航次和船数）到最复杂的（完整的成本和收益数据）。更复杂的数据改善分析。
DEA模式也包括特别种类产出的限制（例如兼捕量和航次限制）。由于 DEA强化单个公司的效率和能力，可用来强化为满足不同目标而退役的作业单位（单个船舶或同类规格船舶）。
通过增加每一作业单位的能力直至总体达到一个目标来决定不同公司团体（例如按区域和同类规格渔船）以及单位作业数量的能力预计。如得到投入成本或产出价格的数据，DEA可用来测定公司的技术和配给效率，即该模式将计算有效和最佳生产混合要减少多少成本或增加多少收益25。
与其他能力测定方式一样，DEA有许多潜在不足：
首先，DEA非常严重的问题是该方法是典型的决定论模式。测定产出的随机变化（可导致测定错误或由产量比率的正常变化产生的简单结果）被解释为无效率和影响边缘位置。该模式假设船舶应有能力产生所观察到的最高产量比率2倍的产量。经济学著作最近的研究集中在克服这一问题的方法上。
其次，能力产出基于观察时观察到的实践和经济学及环境条件做出。如果渔民以前没有按其能力作业则不能确定正确的技术能力，条件变化可能改变目前渔民的生产。
SPF分析是一种生物计量办法，可用于对观察到的生产因素预计最大潜在产出（即产量）（科可利和斯科里斯，1998)。通过实际水平固定投入的产出和不同投入的最高产出预测，边缘生产功能可预计一艘船或单体的能力。
如得到投入和产出价格，SPF可用于计算技术和配给效率27。与其他办法相比SPF另外的优点是，它是用来处理繁杂数据，并允许预计标准误差和信心距离。
对变化程度来说SPF与DEA具有同样缺点，也出现与参数分析有联系的通常问题和假设。无效率结果分配选择可影响能力测定。除非假设成本最低化目标，SPF办法只是良好确立的单一产出技术。
为对应多种类渔业的多产出，在一个正常化产出功能方面，SPF要求代表生产技术。如果种类在价格、产量能力和生产成本上由不同成分形成，生产中连带表现是有限的。数据要求包括公司或船舶产出和投入的量，但如能得到价格数据则可预计更丰富的模式。
定性指标有局限性，它们可建议一个渔业存在能力过度。单一定性指标是不够的，指标的集合可用来决定一个渔业中是否存在能力过度。定性指标表示能力过度是否在一个时间点存在，但不表示问题的影响有多大或变化的方向。此外，进行分析的专家意见能影响这些指标的应用。
即使数据有限，定性能力测定技术有能力提供产出能力和作业单位数量信息。如数据使SPF或DEA方法的应用成为可能，能提供更丰富的管理指南。由于这两个方法是基于船舶水平信息，管理者可对特定船队构成确定测定办法或推进能力减少计划的设计。
不管怎样，要审慎使用生物经济学分析来确定何种管理系统的实际详情应被用于实现能力减少，多少何种类型的船需要消除，或何种规定将是对大型、中型和小型渔业或手工渔业的不同渔业管理的最好办法。
不同经济领域的能力测定和能力利用率不是一个新现象28。 能力和效率研究已在农业、医学和经济的工业领域以及国内和外国渔业中进行。
例如，莫里森（1985）利用美国1954年到1980年的年度生产数据构思和对照传统指数及替代经济能力利用测定办法。随机生产边缘被用于进行巴基斯坦小麦农场主的比较研究（巴特斯和巴里卡，1996）和决定26 个内华达农村水公用设施的技术效率（巴塔查亚等，1995）。雷因哈德和特吉森（1998）使用一个产出距离功能办法来明确和预计荷兰奶牛场的一个小组使用的办法的资源利用效率，来描绘无来源污染的特性。医院的测定能力、竞争和效率的一个无参数办法由费尔等 (1989)确立。
这些研究是能力计量的指标，已经在许多行业使用并被科学家以及广泛的管理者和决策者很好地接受了。新鲜的是渔业管理者在渔业中明确处理能力问题的愿望。
国际和美国渔业的过度的能力利用水平在大量的研究中被引用，在使用传统的方法学测定能力时大多数渔业的独特特征被忽略。传统的方法学办法假设存在相当有效的市场，在生产过程中分配物资和服务（商品）。
在多数美国和国际渔业中，存在广泛的市场外形（通常描述为“共同财产外形”），其产生生产过程中使用资源的错误分配的一系列刺激。错误分配的一个症状是鱼类生产中资本和劳力的过度利用。
结果是，基于目前存在的数据包分析（DEA）和随机生产边缘（SPF）方法对能力利用的预计显示开放入渔和有指令及控制规定试图限制捕捞水平的规范开放入渔渔业中预计的能力过剩非常大。
对渔业管理者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在规范开放入渔渔业中设计的测定能力过剩的方法没有正确计算作为公共财产外形的结果而存在的能力过度。
在国际和各自的国内层面，过去10年对鱼类捕捞能力问题的兴趣稳定增加，试图测定全球捕捞能力水平的国际研究经常被引用作为在导致大量捕捞全球鱼类种群的捕捞技术方面投资水平如何过度的例证。
例如，费帕里克（1995）计算得出1995年间的平均捕鱼权增长了270%——重要的是平均年增长速度为9%。这种船舶捕鱼权的增长伴随着渔船从1970年的60万艘总船数增加到1992年的 120万艘，或年平均增长速度2.2% 。加西亚和牛顿 (1995) 预计世界捕捞能力应减少25%以维持经营收支平衡和减少53%以维持总的收支平衡。同样，全球船队能力的实质性减少——或许要求在现有全球捕捞能力基础上减少50% ——以与可持续的资源生产力相适应（梅西，1996）。
在其他研究中，例如使用经挑选的加拿大（胡，2000）和FAO成员国渔业主要投入数据对捕捞能力分析的不同DEA和峰值到峰值结果的摘要发现：
尽管关于商业渔业能力的著作不充分，不同的文章和情况研究已经对这一复杂问题的不同方面做了清楚的研究：
l 日本政府 (2001) 评估了国内渔业的能力并决定一般情况下其沿岸渔业中存在捕捞能力过剩，结果是大型围网和外海拖网渔业被认为能力过剩，减船项目正在进行。
由伍德等（2000）审议提供的信息来源可用来帮助决定一个特定渔业中能力过剩是否是一个严重问题。该审议包含了能得到的已发表的著作和使用被接受的能力和能力利用测定办法进行的美国渔业能力水平评估。
美国渔业能力水平预计的最早努力之一的是波拉德和罗伯茨 (1977)进行的工作。他们使用峰值到峰值方法预计1973年10个太平洋沿岸渔业能力利用率，占太平洋区域美元价值的86%和总上岸量的72%。24年中，这些渔业的船舶吨位增加197.4%，渔业的真实价值只增加了65.4%，产量下降了0.5%。表1表示能力利用水平在这一分析期间下降了。
但是，对应用这一办法有一些警告。首先，这些数字只表示在没有新的主要开支情况下潜在的产量增加。即，50%的能力利用率不意味着船队减少50%的规模将经济上更有效率。其次，天气条件或生物种群的波动可导致由于高峰年的产量不同寻常地高而其他年份使人极端沮丧产生的对船队潜在捕捞能力的夸大。第三，用于预计单位投入的潜在产出的技术趋势，是在高峰和造成预计能力率偏差的、被规则政策和劳力技能水平变化影响的时段之间的单位投入生产的百分比变化计算得出。
史密斯和哈南 (1990)预计俄勒冈底层拖网渔业1976年到1985年的能力利用率。能力利用是用船数乘以船尺寸、技术效率和航次计算。表2表示1976年利用最高，1980年下降到较低的 3.9%。
表1.10个主要太平洋沿岸渔业能力利用率（波拉德和罗伯茨, 1977年)
|
年 |
种类 | |||||||||
黄鳍金枪鱼 |
美洲黄道蟹 |
王蟹和雪蟹 |
底层鱼类 |
鲱鱼 |
鲑鱼刺网 |
鲑鱼曳绳钓 |
鲑鱼围网 |
对虾 |
热带金枪鱼 | |
1956 |
92.7 |
|||||||||
1957 |
107.3* |
100.0* |
||||||||
1958 |
69.6 |
102.3* |
||||||||
1959 |
89.3 |
100.0* |
88.3 |
100.0* |
100.0* |
73.4 | ||||
1960 |
49.6 |
90.3 |
84.8 |
57.8 |
49.9 |
28.1 |
2.8 |
7.2 |
85.2 |
78.4 |
1961 |
48.1 |
81.2 |
100.0* |
56.2 |
46.0 |
27.6 |
3.4 |
12.2 |
100.0* |
100.0* |
1962 |
64.2 |
58.3 |
83.5 |
68.0 |
70.6 |
22.1 |
3.7 |
14.0 |
68.4 |
85.9 |
1963 |
80.8 |
60.9 |
100.0 |
67.8 |
68.1 |
15.5 |
5.0 |
12.5 |
70.0 |
85.6 |
1964 |
67.3 |
53.2 |
76.3 |
64.9 |
69.5 |
24.1 |
4.8 |
17.4 |
55.4 |
100.0* |
1965 |
46.5 |
59.0 |
100.0* |
74.5 |
53.1 |
33.6 |
4.5 |
10.2 |
60.0 |
93.7 |
1966 |
37.5 |
84.8 |
67.9 |
67.1 |
29.6 |
27.2 |
3.7 |
18.3 |
100.0* |
75.4 |
1967 |
48.0 |
90.8 |
66.5 |
58.4 |
27.0 |
18.8 |
4.0 |
8.2 |
67.0 |
100.0* |
1968 |
47.7 |
100.0* |
29.9 |
61.1 |
60.3 |
16.8 |
2.9 |
15.7 |
84.1 |
77.8 |
1969 |
36.2 |
73.5 |
20.8 |
61.1 |
47.2 |
15.5 |
2.1 |
11.3 |
73.4 |
74.1 |
1970 |
47.2 |
82.2 |
18.5 |
58.4 |
30.2 |
28.4 |
3.1 |
13.8 |
100.0* |
76.8 |
1971 |
39.1 |
47.2 |
26.1 |
41.2 |
10.3 |
18.2 |
3.1 |
12.9 |
83.2 |
61.2 |
1972 |
44.6 |
27.4 |
34.8 |
53.4 |
26.2 |
15.3 |
2.5 |
9.0 |
66.4 |
53.0 |
1973 |
33.6 |
14.3 |
21.1 |
52.0 |
19.4 |
11.5 |
2.8 |
7.6 |
74.4 |
51.0 |
1974 |
46.5 | |||||||||
1975 |
42.6 | |||||||||
表2. 1976-85年俄勒冈拖网船队能力年度利用（史密斯和哈南, 1990年）
年 |
年船队能力* |
净吨的年产量能力 |
产量/能力利用 % |
1976 |
74480 |
6258 |
8.4 |
1977 |
80322 |
5235 |
6.5 |
1978 |
131487 |
7958 |
6.1 |
1979 |
216792 |
11389 |
5.3 |
1980 |
238294 |
9356 |
3.9 |
1981 |
220382 |
11326 |
5.1 |
1982 |
294240 |
15810 |
5.4 |
1983 |
278051 |
16233 |
5.8 |
1984 |
245448 |
11650 |
4.7 |
1985 |
206949 |
11612 |
5.6 |
* 史密斯和哈南（1990年）的表 2船队能力乘以28航次。
1976年和1982年间没有外国渔船捕鱼，但由于新的和大型渔船进入该渔业，造成了国内船队能力增长三倍 。大型鱼由 产量从1981年开始导致能力利用率反弹直至1983年。1982年衰退导致渔业固定和变化的成本提高并使船队规模减少（船队年度能力见表2），同时规定减少了产量水平（年产量能力见表2，净吨)导致能力利用率在1984年后提高。
这一分析显示单一管理对控制能力增长是无效的。
数据包分析 (DEA) 由科可利和斯科里斯（1999）以及由科可利等（1999）应用于国内渔业能力预计。
这些研究使用DEA对来自1987年到1990年间10艘在西北大西洋作业的捕扇贝船的小组数据。他们发现在这些抽样的船队中与目前捕捞水平相比有着实质性的能力过剩。1987年到1990年，船舶有效作业可提高其总产量约50.8% 。在海上按最佳水平作业的天数、船员规模和超过285天，取决于资源情况，使产量再增加39.9%。
基于所观察的产出和资源限制，每航次能力利用被发现非常低，但技术效率则相对要高。技术无效是为什么渔船不在接近最佳能力时作业的一个主要原因，但能力利用率由于使用的测定标准而不同。如果测定的与每年观察到的捕捞天数相关，能力利用率大大高于测定的与每年最佳捕捞天数相关；例如分别为96.6对85.6的能力利用率。
生物经济模式，由爱德伍兹和穆拉瓦斯基 (1993)确立，评估了来自新英格兰底层鱼渔业有效捕捞的经济收益。尽管没有捕捞能力的直接预计，该研究的确表示，如果渔业以社会最佳化方式作业则能产生实质性的净收益。表 3表示预计的最佳成效比1989年的成效低70% 。大西洋大头鳕渔业过剩的捕捞努力预计为60 %、刺黄盖鲽渔业为70%和黑线鳕渔业为80%。
以产出为基础的能力利用测定将预计与实际捕捞水平相关的潜在上岸量水平。但是，其以投入为基础的办法允许决定对国家的最大净收益所需的强度水平。决定捕捞强度最佳水平所需的投入来获得特定的产出水平，该研究提供了渔业中存在实质性水平的能力过剩的一个指标。
表 3.1989年新英格兰底层鱼类资源的有效捕捞（爱德伍兹和穆拉瓦斯基, 1993年）
种类/渔具 |
捕捞努力量 |
||
实际 |
可持续 |
社会最佳 | |
单拖网：所有种类 |
75 |
49 |
22 |
大西洋大头鳕 |
80 |
71 |
31 |
刺黄盖鲽 |
57 |
26 |
17 |
黑线鳕 |
145 |
42 |
28 |
快乐办法由科可利和斯科里斯（1988）用来预计资本股票和在新英格兰单拖网渔业中的投资。不变美元资本股票价指数是按捕捞船队的分类抽样为基础预计的。表4表示资本投资波动没有必要与船舶计数一致。1965年后每年拖网船数增加。但资本股票水平在同期波动并甚至在其中4年下降。
表 4 基于不变美元价和船舶计数的资本股票指标 （科可利和斯科里斯, 1988)
资本股票 | ||||||
不变美元价 |
船舶计数 | |||||
年 |
拖网* |
耙网* |
总计 |
拖网* |
耙网* |
总计 |
1965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966 |
111 |
91 |
105 |
102 |
94 |
104 |
1967 |
152 |
70 |
119 |
109 |
77 |
106 |
1968 |
110 |
95 |
103 |
104 |
106 |
103 |
1969 |
113 |
79 |
98 |
104 |
106 |
101 |
1970 |
99 |
51 |
80 |
108 |
74 |
102 |
1971 |
91 |
79 |
86 |
108 |
83 |
104 |
1972 |
104 |
48 |
89 |
108 |
74 |
110 |
1973 |
109 |
44 |
92 |
105 |
79 |
112 |
1974 |
82 |
26 |
72 |
107 |
49 |
117 |
1975 |
112 |
32 |
96 |
105 |
66 |
124 |
1976 |
80 |
47 |
83 |
109 |
202 |
132 |
1977 |
111 |
87 |
115 |
107 |
202 |
141 |
1978 |
144 |
79 |
133 |
116 |
189 |
148 |
1979 |
175 |
168 |
190 |
137 |
313 |
186 |
1980 |
201 |
211 |
222 |
158 |
440 |
212 |
1981 |
167 |
185 |
192 |
158 |
413 |
210 |
*缺乏按累计天数分派的网具类型
金迪等（2000）使用同样办法对同一渔业技术效率改善的种群丰量分别变化对应的总生产力进行了分析。1964年到1993年间新英格兰底层鱼渔业总生产力的总体年度下降为 6.6%，主要由于种群丰量下降。纠正种群丰量下降，总生产力平均每年实际提高4.8%。
这些结果证明新英格兰底层鱼渔业能力过剩是关键问题。
定性办法测定能力过度由国家海洋渔业服务署 (伍德等2001)进行，包括对联邦管理的渔业的捕捞能力水平的评估。
初步的确定能力过度定性评估是审议了7个区域报告，要求渔业管理者关注联邦管理的55%的渔业的问题。没有能力过度的渔业包括 2个东海岸的单个可转让配额的渔业；一些东、西海岸的低价值的中上层种类渔业；西太平洋和美国加勒比海不同的小型、基本上兼做和生存渔业。
这些结果建议联邦管理的渔业的能力过度是管理问题应由渔业管理者处理。
能力不仅是商业捕鱼业的一个问题，它也能够是休闲渔业的一个问题。此外，在确立能力测定所需数据缺乏和与休闲渔业有关的关切没有被很好理解时，过剩的休闲能力被认为是要关注的问题（科可利，1998）。
明确和测定休闲渔业的能力水平是复杂的。首先，休闲产出不是上岸多少磅鱼或捕捞了多少尾鱼，而是休闲捕鱼经验的质量。捕鱼经验质量与捕多少鱼有关，也还包括其他因素。不幸地是，使用捕鱼经验质量、钓鱼者最大潜在质量或甚至最大潜在捕捞量的数据通常得不到。
第二个问题是决定工作与休闲的交换以及其如何影响相关捕鱼满意程度或设施水平的最后评估。第三，在评估休闲能力上决定休闲航次的要求是至关重要的。
使用物质产出办法，科可利（1998）通过明确能力是使用峰值到峰值办法的钓鱼者航次数量的最大潜在产量对1986年到1995年墨西哥湾和大西洋休闲渔业的能力和能力利用进行了评价（表 5）。
表5.1985-1995年大西洋和墨西哥湾休闲渔业上岸量及强度（科可利，1998年）
年 |
上岸量 |
航次 |
每航次上岸量 |
能力 |
能力利用 |
1986 |
407 |
60 |
6.78 |
407 |
100 |
1987 |
272 |
51 |
5.33 |
346 |
79 |
1988 |
291 |
59 |
4.93 |
400 |
73 |
1989 |
248 |
49 |
5.08 |
332 |
75 |
1990 |
250 |
46 |
5.43 |
312 |
75 |
1991 |
385 |
58 |
6.63 |
393 |
98 |
1992 |
292 |
53 |
5.51 |
360 |
81 |
1993 |
284 |
51 |
5.57 |
346 |
82 |
1994 |
331 |
58 |
5.71 |
393 |
84 |
1995 |
312 |
58 |
5.38 |
393 |
79 |
相对于能力利用，如果资源或其他因素不限制其捕捞水平，休闲钓鱼者一般捕的鱼少于其能够捕捞的最大量，但使用这一能力和能力利用定义要做出一些极端的假设。
首先，假设休闲捕鱼需求必须与所有其他物资和服务需求分开，包括其他休闲活动；更典型的是，当消费者购买不同物资和服务时。他们把条目分类，例如食物、保护用品、衣物和休闲活动。但是这一分开的假设允许对休闲捕鱼，随后对设施需求进行分析，没有对所有其他物资和服务进行需求分析。第二，峰值到峰值办法使用每单位投入（航次）的最高产出并在整个时间里因技术变化做出调整，但该项研究假设在整个时间里技术维持不变。
结果是，最大潜在物质产量不是休闲渔业中能力或能力利用的适当指标。但是，考虑习惯和传统的休闲捕鱼作法，其的确代表了最大产量的潜在上限。
小、中和大型商业捕鱼公司的可比较的能力利用率可以计算，但手工和有时是小型渔业的渔民经常依赖多种产出以保证经济以及或许甚至身体的生存。
采用现有能力利用测定办法用于小型和手工渔业将要求假设产出的分离。然而，从其他为生存需要的产出分离能力、仅仅集中于渔业产出或投入水平的现有能力利用测定办法不能向渔业管理者提供充分信息以适当考虑手工和小型渔业渔民。
不同渔业能力的情况研究已在利用不同的定性和定量测定技术进行。总之，它们表示在已经进行测定计算的渔业中能力过剩是一个管理问题。
在不同时间点使用能力测定的不同方法一般防止对这些渔业能力预计的直接比较。这些研究也显示了不得不使用许多假设以确立能力预计，特别是对休闲渔业。能力测定的标准办法需要在渔业、生产规模、不同时间段之间的比较成为可能。
但是，在更多积极信号上，即使在渔业、区域或时间段之间的比较不可能，但这些情况研究的确指出商业和休闲渔业中能力过剩的关系和严重性。此外，文献中找不到对许多管理的渔业的能力预计，显示如果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打算集中于将减少能力过度作为朝向可持续渔业的战略，则需要更多的分析。
这些情况研究显示在能力测定能被用于多种类、多区域、多产出和多季节渔业以及手工和休闲渔业之前，仍需要解决许多问题。此外，这些全球评估和个别情况的研究显示能力过剩和能力过度的概念之间的区别没有被明确地纳入到渔业能力的预计中。
捕捞能力过剩水平要对以下问题负大的责任：
不同背景的科学家表达了需要解决与能力相关问题的许多关切，然而实际上在直接处理能力过剩和能力过度上没有成果，特别是在渔业领域。但情况正在变化。全球化现象和过剩捕捞能力对全世界许多渔业生物和经济条件的影响已经在近年成为日益受到关注的问题（FAO，1997年）。
例如，1998年 FAO建立捕捞能力管理技术工作组（TWG），审议与测定和监督、管理和减少措施、广泛的政策和机制考虑以及该问题的具体的公海方面有关的不同问题。TWG强调国家和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按1995年《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CCRF）建议的那样采取措施处理和阻止能力过度并产生广泛的协商一致，需要：
解决工业化渔业捕捞能力问题的所设计的管理办法建议典型地没有明确体现能力过剩和能力过度这两个不同概念。此外，实际上已经有了刺激调整和刺激阻止管理办法之间的区别，这些管理办法的影响和其分别对能力过度的影响以及对能力过剩的影响的区别没有分开。
对商业捕捞能力的大多管理办法建议也没有区分小型和大型生产平台间的不同。同样，休闲和手工渔业的能力过剩和能力过度没有在管理办法中明确说明。
捕捞能力管理规定也没有相关的战略渔业管理目的。多数建议的捕捞能力管理规定含蓄的或明确的假定经济效率是理想的目标 实际上，如果没有更高的优先及社会目标，保护依赖捕鱼的社区或依赖手工渔业的社区使其生存是同等相关的。例如，在商业和手工渔民间分配总捕捞量是经济上和生物学上次要最佳选择的结果，要求保护手工捕鱼社区；但是，考虑次要最佳分配战略和选择，产量应尽可能经济有效的获得；即对两类渔民最低水平的捕捞能力。
这类额外管理关切需要带到捕捞能力辩论的最前线，并建立第二好的生物经济标准以强调其评价需要。
一旦一个渔业被确定为具有不可接受的能力过剩和能力过度水平，渔业管理者需要确立短期控制能力和长期减少能力水平的规定。能力管理战略已经集中在刺激阻止和刺激调整措施（FAO，1998年）。
刺激阻止措施作为措施是有争议的，设计目的是加紧能力过剩的市场调节。这些短期趋势的解决办法通过停止或减缓增长速度来减缓捕捞能力，但它们没有改变造成渔业中能力过度的市场刺激29。
刺激调整措施设计目的是通过纠正开放入渔渔业的市场外型来消除能力过度。这是改变规范环境产生市场刺激减少渔业能力水平的纠正能力过度长期趋势的解决办法30。
卡宁哈姆和格里波威（2001）提供了需要管理捕捞能力以及审议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技术和政策问题的背景文件。基于CCRF的指导原则审查的过剩捕捞能力发展的原由、后果和动态。注意与自由和开放入渔有关的问题，以及在这类机制下试图管理渔业时出现的问题，作者审议了不同的可能管理行动——例如经济刺激和抑制、单个配额、有限入渔和联合管理——按照其能量减少捕捞能力。也审查了与这些措施相关的可能影响和限制31。
刺激阻止措施试图阻止开放入渔渔业中增加捕鱼船队能力的经济刺激并包括：
遵守是控制能力的刺激阻止措施的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捕鱼公司被一个渔业管理规则阻止从其生产规模中获得最大利润，那么产生了规避该规则的动机。就是如果使用不同的捕捞策略或用另外的投入替代被控制的投入，渔民可能违反该规则的精神；例如加宽船以对应长度限制。如果不可能规避该规则、查处的可能性很低和产生的预期罚款额低于净收益的损失，那么渔民可能采用违反该规定原则的策略。
这些遵守问题的解决办法是细心起草渔业管理规定，课以充分严厉的处罚并加强执法，这些预计的罚款对渔民考虑违反规定的精神和原则时产生充分的抑制作用。
不幸地是, 没有证据表明严格遵守将使得一个渔业的能力减少。
许可限制自身对减少能力不是适当的措施，其要求其他机制控制以下表现的能力增长速度：
l 资本堆积（船只的马力、长度、型宽和吨位可增加）；
l 改变渔具和渔期或区域；以及
l 在渔具上采用新的技术创新。
在墨西哥入渔限制未能证明其有效，例如由于缺乏执法能力以确定船舶是否真有许可证（FAO，1998年）。
修改许可限制计划以处理资本堆积包括可转让性以及分块许可。许可转让允许在现有渔业中与现有渔民一样的新的加入。尽管许可证收费获得了源自资源的一些租金， 其不能长期预防能力增加。能力增长速度降低，但在整个时间段继续增加。
分块许可证计划是将一个有限进入的渔业的许可捕捞量分配给每一参加者。作为分块许可证如何工作的例子，这类许可证的持有人将被要求从另一个渔民购买另一块许可证才可以获得整个许可证。结果是，一个渔业中许可证的持有人数量可被减少。
船舶和许可证赎买计划正在被提出并日益成为减少捕捞能力的一个管理手段。这类计划逐项从船队购买和除去船舶或许可证来减少能力。许多国家在实施赎买计划方面有经验，包括日本、美国、加拿大、挪威、澳大利亚、欧盟和台湾。
尽管结构不同，但每一计划有着同样动机和目的；一些计划购买许可证，其他限制在商业捕鱼中许可证的使用或参加者。典型的是，鱼类养护、通过船队合理化来改善经济效率以及转移支付（例如对捕鱼企业的灾祸援助）是船舶赎买计划的目的。
贺兰德、格德孟德森和盖茨（1999）审查了世界上许多渔业中的船舶和许可证赎买计划来评价其效率并发现，该计划目标通常是类似的, 但不同的赎买计划的设计详情非常不同。作者们认为赎买计划的适当设计能立即改善这类办法的表现，但这类计划总体上还未能有效实现其宣称的减少能力的目标。
最多，赎买计划可在短期减少一个渔业中的要减少的能力；但是只要开放入渔渔业刺激继续存在，种群丰量的改善将吸引额外的能力进入该渔业。如果改变规定和管理能纠正市场刺激，那么渔民更愿意养护他们的资源种群，包括鱼类种群。由于允许用规范手段从入渔获得资源租金，这样赎买计划将更为有效。
渔具和船舶限制试图通过控制使用捕捞强度的生产投入来控制能力。最小网目尺寸（新英格兰底层鱼渔业）、限制鱼笼或陷阱网的数量（佛罗里达多刺龙虾渔业）、限制延绳钓的长度或禁止渔具使用（佛罗里达拖网渔具）是在不同渔业中使用的办法。也采用规定船舶的物理特征以控制能力。
总之，渔民通过使用其他投入或新型渔具来替代已被禁止的投入而规避规定。船舶长度限制被增加船舶型宽或动力设备改进马力规避了。佛罗里达捕鱼的渔民用陷阱网替代拖网继续在渔具的禁令下捕鱼。
总允许捕捞量（TAC）通过建立国内渔业产量配额、在不同渔具或使用者团体间分配一个鱼类种群以及在国家间分配国际种群来维持或恢复资源。
在技术工作组会议上，“一致意见认为在所有情况下实际上孤立使用TAC是邀请灾祸到来，也就是加速捕捞能力的增长”（FAO，1998）。由于减少捕捞死亡使鱼类种群恢复、如果新渔民的加入或现有捕捞强度的扩大得不到控制， 会出现裂缝和吸引新的能力进入该渔业。结果是，出现导致提高捕捞能力的为鱼而竞赛或捕鱼竞争。较短的捕鱼季节和较高的捕捞成本需要在更短的时间内上岸同样数量的鱼。当接近TAC 规定的限制时，难以得到作为关闭该渔业基础的充分实时的数据，导致产量频繁地超过TAC。
这些在短时间内大量的上岸量频繁地导致加工能力过剩；即，高峰上岸问题。这导致鱼类加工业能力过剩和能力闲置。
单个船舶捕捞限额是在渔民间不能转让的单个配额的一种类型。
通过限制鱼类上岸量，作为渔业能力过剩的一个指标的为鱼而竞赛能缓慢下来。交错的或分等级产量限额在渔业中被使用以允许全职或专业渔民的产量限额高于兼职或多职业渔民；例如墨西哥湾红鲷渔业。渔民通过在码头和港口外卸货规避产量限额。船舶捕捞限额可在限制卸货点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渔业中应用。
单个强度配额（IEQ）限制渔船的捕捞强度可应用于渔业。通常的限制是渔船使用的拖网时间、离开港的时间或捕捞天数。如IEQ 可转让，渔民可从现有的渔民手中购买或向新来者出售IEQ 。但对于船舶捕捞限额，由于区域在港口以外导致执法困难，限制被规避。
对于渔具和船舶限制，在IEQ计划下资本堆积是共同出现的问题。尽管捕鱼天数或拖网时间可保持不变，船舶的捕捞动力可通过生产过程中使用其他投入替代固定的强度变量来提高，造成该船的有效捕捞强度增加。结果是，船队能力的长期趋势是增加的。
刺激调整措施提供了通过改变规则环境创造使渔民调整其捕捞能力的市场刺激来控制能力的长期战略。这类措施包括：
这些渔业管理规定通过使渔民感到是他们拥有这一自然渔业资源，来消除开放入渔外型。当渔业资源不再是谁来的早谁捕的状态时，渔民愿意通过养护渔业资源和其他捕鱼中使用的资源来为未来投资。
结果是，渔业中的能力过度被消除。
单个可转让配额 (ITQ)在其被应用的渔业中对能力控制是有效的。
尽管可对能力自我调节，但ITQ被认为不是对所有情况都实用的。对变化很大的鱼类种群应用ITQ有问题，例如对墨西哥湾对虾渔业和多种群的高程度的捕捞量的关切。不能充分按经验处理的ITQ在兼捕方面也是一个问题。如果在一系列的渔业中充分采用ITQ，可发生能力下降或能力过剩。如果从启用 ITQ分配中排除为回应竞争渔业存货能力上过度投资的加工者，渔业可能面临严重经济影响。
但是，在采用ITQ的渔业中，可观察到长期趋势的能力下降。在单个可转让配额系统下改善市场表现的问题之外，安纳森（1998）具体处理了单个可转让配额作为对能力过剩和能力过度的管理手段的影响。他发现冰岛在单个可转让配额系统合同下的捕捞船队的新捕捞资本投资已经下降。确实，在冰岛的一些渔业中，作业单位数以及作为结果的捕捞强度水平大大下降。此外，经济租金和配额分享价值的分析表明在这一管理系统中产生了实质性的净经济收益。
在一个渔业能力减少方面，上岸量税收在理论上与ITQ同样重要，但其实际影响的经验证据很少。
在确立税收方面一系列的问题是在每一时间点应用于渔业的最佳税收率。即渔业的能力取决于鱼类丰量、非船价格以及每一时间点的捕捞强度成本。成本、价格、丰量波动、能力水平需要由适当的税收调整。税收需要按时间做出调整。由于ITQ，这些调整发生在自动决定最佳能力水平的ITQ中。由于税收，一个政府主管部门不得不决定其适当水平并决定何时改变它来最佳控制能力。在亚洲国家，上岸税收产生了对期望用税收来提高价格的小型渔业的渔民和消费者的广泛保护（FAO， 1998）。
使用费与上岸量税收在减少能力方面的效果相似。
为上岸的每磅鱼或拥有的配额向管理机构付费将理论上减少渔民得到的、减缓一个渔业中捕捞能力增长速度的非船价格。新西兰是唯一在执行管理成本回收措施之前尝试该办法的国家。在美国，内政部使用该办法在利用自然资源活动中（例如外海石油租约）回收租金并可由于渔业管理。
以社区为基础和联合管理系统已在一些国家被引入，并在控制和能力减少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是，在没有机构建设能力、不限制成员资格或执行权利和规则不属于社区时，不能期待其有好的表现。
为团体捕捞权系统的有效性，重要的是该团体能够剔除外来者；即，该团体权是可执行的。此外，如果达成可执行协议的成本（和解协议成本）不是很大，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可能是完全有效率的。如果和解协议成本太高，结果可能不理想。
已经在一些情况下证明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方法的有效性，例如塞内加尔、日本和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墨西哥湾对虾渔业。
在美国，国家海洋渔业服务署 (NMFS)和渔业管理会议系统可被认为是联合管理系统，其在国内渔业控制能力上不成功。
由于改善了与决策者的接近程度，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有吸引力。但潜在决定和结果的广泛范围意味着能力问题不可能被充分解决。很简单，由于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依然是在社区内应用对有关管理能力的决定的措施，存在着使用刺激阻止减缓，但不是纠正能力问题的可能性。
然而，这一一般结果有许多例外，并且团体已经采用了能力纠正措施。美国在这方面的例子包括：东南区域的美洲多锯鲈渔业、西北区域的大鳞鲆及裸头鱼渔业和阿拉斯加渔业以及美国中大西洋区域的蛤蜊渔业。同样，对阿拉斯加土著部落制定的社区发展配额（CDQ），由于该社区能有效控制强度，他们能减少能力，是一个有效团体捕捞权计划的例子。
TURF是另一个通过使渔民的行为如同一个渔场的财产权存在的方式控制能力的办法。进入和使用一个特定渔场或地点限于小的团体或个人，该团体可决定如何进行在该地点的捕捞和谁能得到配额。
牡蛎租出办法可被认为是TURF的一种形式， 一项私有权和公共入渔的比较研究揭示了TURF产生了资本投资的减少和捕捞牡蛎雇佣劳力的增加（安基内罗和多纳利，1976）。
在尝试减缓或管理能力问题方面有着过多的管理手段。
渔业中能力过度的最长久解决办法来自刺激调整能力类型下的纠正措施，但使用这些战略可能实际上要求改变现有管理办法，这不是容易做的。另外，可执行临时办法，但必须考虑这些措施产生的近期和长期的刺激和影响。最后，能力减缓或能力纠正措施的实际采用是一个政治决定，并且这类决定不一定与最技术有效的战略直接有关。
对渔业能力过剩和能力过度问题不存在简单管理解决办法，即使是最简单的情况。
对管理者的建议必须包括短期和长期趋势的考虑，建议必须包括能力过剩 和能力过度的区别——由于这两类有着不同政策选择的影响。
如果能力过度相对高于目前（衰退的）资源情况但相对低于长期目标的（恢复的）资源条件，管理者可能希望引入临时规定来减少捕捞强度，而不是建立减少船队规模的大范围永久减少的计划。
但是，如果目前条件的能力水平也超过了对应长期目标条件的最佳能力水平，能力和捕捞强度减少的联合政策可能是适当的。
因而，关于能力的咨询意见以及管理考虑应当按以下条件制定：
l 现有船队规模是否与目前目标产量水平（TAC）相一致；
l 现有船队规模是否与具体的、运行的渔业管理目标对应的一些目标产出水平相一致；
l 对于衰退的种群——船队规模是否与预计的对应目标种群生物量的目标产量相一致；或
l 对于状况好的种群——船队规模是否与预计的对应目标种群生物量的目标产量相一致。
管理者也需要领会在执行具体的能力减少计划时的无数困难。
例如，减少一种投入时，有可能也有理由预期一个替代的投入可被提高以抵消做出能力减少努力的影响。因而，减少离开港口的天数以降低捕鱼时间的规定可在理论上减少能力，但真实结果可能是渔民增加其渔船马力减少赶到渔场的航行时间——因此有效增加了用于捕鱼的天数的比例。
此外，即使没有规定或管理战略产生的刺激，由于渔具的技术改造，长期来看一个渔业中的能力也有可能提高。
没有额外的社会和经济信息，来自定量和定性办法的管理建议是有限的，记住这点也是重要的，在试图决定能力过度方面尤其重要。决定能力过度意味着能力超过一些要求的水平，但决定最佳能力水平必须考虑运行中的该渔业或多个渔业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在能力减少计划的设计中的社会和经济考虑也将是最重要的。
实现一个持久的能力减少，由于改变规范的、 开放入渔渔业管理机制将只提供短期趋势的减缓能力过度，更好的是改变规则制度以便渔民拥有减少能力的市场动机。无论怎样，任何建议的管理规定必须由渔业管理者审慎制定并在采用前进行实验以保证满足其目的和目标——这经常意味着在对船队能力水平的影响决定建议的规定之前需要完成额外的研究。
当情况超过了最简单的单一种群、 单一组成的利益相关者团体和单一渔业管辖的情况时，设计一个要求产出水平的关切特别重要。
由于多类鱼群、种类、种群、捕捞区域和渔民的不同团体以及消费和非消费使用者团体的综合渔业的不同组成使渔业管理复杂性快速增加。
当渔业中存在不同渔民团体，重要的是认识能力减少计划对不同部分的潜在社会和经济影响。例如如果一个渔业包括手工和工业化渔民，还有对这一渔业的管理目标是通过大型工业化船队获得最大对外贸易收益，手工渔民可能失去其生存极度需要的食物和/或收入来源。
能力多种产出措施可使用DEA或SPF技术确立，一旦能力过度被消除是一个严重政策问题，要对捕捞船队选择一个要求的目标产出水平或适当结构给予特别关注。
决定捕捞船队构成的必要分析在文献中没有记载，但如果渔业管理者确定了其政策目标理论上可以进行。商业和休闲渔业的生物经济学模式已经被确立32，尽管这些模式不直接处理渔业的能力利用问题，但可用来决定对渔业中不同使用者团体33的船队规模和船队组成的管理规定的影响。
对种群随机变化的渔业，最佳捕捞能力与捕捞强度的联系可能与对于更稳定的种群的联系不同，处理随机变化的问题变的更为复杂。
海乃森（1993）考虑了对随机变化的鱼类种群最佳捕捞能力的选择，最佳捕捞能力是正常的与捕捞强度分离的政策随着决定而变化的。最佳捕捞能力表现出取决于鱼价、能力成本和鱼类种群规模的允许捕捞量的“捕捞规则”。由于种群 “稀少”对捕捞鱼的单位成本的影响和进一步衰退导致无利可图，经营成本也可影响最佳能力。
已经认识到公海面对着比EEZ 渔业有着更大的过度投资问题这一事实。这是由于普遍存在的开放入渔情况和目前没有要求国家在公海控制捕捞能力的国际同意的措施。
因而，缺乏强有力的规则框架，解决办法的第一步已经是建议批准1995年联合国跨界协定34和FAO遵守协定35。进一步的能力管理建议，例如来自1998 年FAO技术工作组的，包括多种补充措施：
如同本章开始阐述的，对渔业中能力过剩和能力过度没有简单的管理解决办法。
关于能力和能力减少计划的管理考虑不得不认识和容纳：
这些问题中没有一个是简单的，在改善国家和国际研究、制度和管理能力上有着巨大需要，以便朝着并有能力妥善处理与有效控制和减少捕捞能力有关的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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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过度是一个被经常引用为导致过度捕捞、经济浪费和对海洋生物资源不可持续开发的主要原因。大量的国际和国内渔业研究表明，无论捕鱼规模或渔业类型，捕捞能力过剩在许多共同财产和开放入渔渔业中普遍存在。能力过度和能力过剩也发生在有限开放入渔渔业中。无论在何处发生，能力过度造成了过度捕捞、经济浪费和非可持续发展。
实现可持续渔业的巨大挑战之一包括避免至少减缓有害影响，例如能力过度造成的过度捕捞和/或经济无效率的捕捞能力管理。
催动海洋捕捞渔业从能力过度转型专家磋商会是集中具有多种技术背景专家的机会——包括资源经济学、海洋政策、生物学、海洋和沿岸，以及文化背景——包括南美、东南亚、大洋州、北美洲和欧洲。
该组将讨论并提供推进采用和执行能力减少计划方法的指南，更具体的关于与采用和执行这类计划有关的困难。为此，如何使不同利益相关者支持能力减少计划是问题的一部分，指南也将提供如何减缓能力减少计划消极影响的主张。
如引言所介绍的：
专家磋商会的目的将是确定和描述说服利益相关者减少能力过度以及随后避免再 次产生能力过度革新式战略和机制的要点。
专家磋商会认识到需要催动政治愿望、伙伴关系和政策改革以创立能力减少计划。因而, 参加者将工作：
此外，专家磋商会将包括生存、就业和在不同类型的工业化渔业中提高收益和创汇的问题。讨论也将考虑调整计划对其他领域，包括手工渔业领域向上和向下的影响。
作为讨论的基础，专家磋商会将使用（1）背景文件和（2）帮助集中讨论的多种标题/问题和/或障碍的3个情形的架构。
(1)背景文件简要总结目前关于捕捞能力的知识和问题，并提供测定研究和管理战略的综合分析。
(2)3种情形将被用于专家磋商会期间更具体讨论的基础。
下面每一情形的梗概描述了能力减少计划被应用的可能情况。 尽管这些情形可能反映了世界各地发生的情况，它们没有意图涉及任何特定的真实渔业。
这些情形描述是有意简单化。目的是让这些情况为该组在讨论试图采用和执行能力减少计划时可能需要考虑的多种题目/问题时提供基本框架。
可能帮助或阻止采用或执行能力减少计划的实际类型的题目/问题的例子也列在下面。
使用集体讨论和其他促进讨论的技术，参加者将提供如何催动从能力过度转型的办法。
专家磋商会预计的主要结果将是如何催动海洋捕捞渔业从能力过度转型的指南（初步标题：催动从能力过度转型：罗马专家磋商会指南：2002年罗马催动海洋捕捞渔业从能力过度转型专家磋商会报告）。
主要结果将在2003年于罗马召开的第25届FAO渔业委员会 (COFI)会议之前得到。
种群：
单一种群
没有大的变化
船队和参加者:
单一工业化船队
管辖：
单一管辖
种群:
单一种群
没有大的变化
船队和参加者:
单一小型船队
大量参加者
管辖：
单一管辖
种群:
2个种群
没有大的变化
船队和参加者:
2个相对相同的船队—一是手工，另一个是工业化的
确定渔业中从事工业化捕鱼的参加者
渔业中手工渔业“合理的” 参加者数量
管辖：
单一管辖
当尝试产生对能力减少计划的兴趣和重视时，认识以下事项可能是有益的：
考虑这些不同要素如何促进或抑制采用以及随后执行能力减少计划也是有益的。
可能是——或可能不是——在尝试设计、获得支持和成功执行减少计划与渔业管理者有关的几个、一些问题的更具体的例子列在下面。这个清单是明确的但不完全。其目的是激发参会者考虑额外的主张和问题。
题目 |
有关能力减少活动潜在的问题 |
政治问题和考虑 |
直接的问题和考虑 目前政治环境和选举问题 收益 指令 贸易/外汇 伴随的影响/对非捕鱼领域的影响 替代影响 粮食和民众安全 非捕捞用（其他领域包括旅游、养护、非捕鱼休闲、工业） 休闲捕鱼用 伴随的影响/对生存和手工领域的影响 粮食和民众安全 替代影响 |
管理问题和考虑 |
直接问题和考虑 管理能力 目前实际管理状况/管理情况 目前资源状况 目前船队情况 目前管理变化 执行变化的能力 变化后的执法能力 伴随的影响/对生存和手工领域的影响 粮食和民众安全 替代影响 |
经济问题和考虑 |
对采用和执行能力改正措施、 对执行能力减缓措施 和重复的能力减缓措施的 明确的资助机制 不明确的资助机制 国内考虑 潜在的提高或加快能力减少计划的问题 潜在降低和阻碍实现能力减少计划多重目标的问题 时间框架 区域考虑 加强考虑 降低考虑 实现多重目标 时间框架 国际考虑 加强考虑 降低考虑 实现多重目标 时间框架 |
法律问题和考虑 |
国家考虑 国际考虑 区域考虑 时间框架 |
财政问题和考虑 |
提高收益—能力减缓/ 在投资减缩来源中的有条件投资 整个捕鱼领域 按每个渔业为基础 国际/区域/国家 个人 政府 偿还选择 产业 其他领域 |
社会和文化问题及考虑 |
就业 社会安全网 最后机会的就业 影响/对目标领域的影响 收入/生计安全 粮食和民众安全 生计 替代影响 伴随的影响/对生存和手工领域的影响 粮食和民众安全 替代影响 替代生计 伴随的影响/对其他领域的影响 粮食和民众安全 替代影响 非捕捞用（旅游） 休闲捕鱼用 |
13 以前FAO相关的工作包括1998年4月15-18日在美国拉菏亚召开的捕捞能力管理技术工作组会议；1998年10月26-30日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FAO磋商；1998年7月22-24日召开的筹备会议；以及例如FAO 渔业技术报告第409号《关于捕捞能力管理的政策和技术问题回顾》的出版物。
14 这个表面上的能力过剩和能力过度的细小区别可基于格里波威和穆勒（1999）介绍的模式确立，一旦能力问题、渔业管理者以及养护团体表达的重大关切被考虑，区别是很重要的。一旦渔业管理者通过审议现有捕鱼能力的研究认为问题重大，那么格里波威和穆勒模式被重申并用于明晰能力利用模式。
15 美国的一个专家小组，包括苏梯内、李·安德森、杰姆斯·科可利、C.M.鲍尔、R.费尔和B.奥保勒确定需要作为2个区别的措施测定能力过剩和能力过度（苏梯内等，2001)。
16 这一由格里波威和穆勒 (1999)首先建议的简单模式，使用了产出办法区别能力过剩和能力过度。
17 生产过程投入要素也包括劳力、燃油、冰、饵料、电器设备、渔具等。
18 该部分从伍德等（2000）复制。 “评价联邦管理的渔业的能力和能力过剩，初步和定性报告”。马里兰Silver Spring，国家海洋渔业服务署科技和可持续渔业办公室， 9月131 pp。
19 朝向可持续渔业：海洋生物资源管理的经济部分（巴黎：OECD， 1997）。
20 当较高贴现率影响较高的资本回报率，而较高贴现率变化不明确时，开发最佳比率的结果可能大于MSY比率。
21 在这一点上，能力过剩存在于以权利为基础的渔业捕捞中。存在能力过剩以对应市场随机或补充的波动。由于其将是短期趋势不像能力过度具有长期趋势的持续性，这一能力过剩水平不应引起渔业管理者关切。
22 这一部分来自约翰·伍德（1999）。“定义和测定捕捞能力的国家工作组报告”。报告草案，马里兰 Silver Spring，国家海洋渔业服务署科技办公室，6月。
23 数学编程，包括线形编程，是客观功能在一系列限制的最佳化。
24 由于产出和投入按比例固定，模式假设和使用劳氏（Leontief）分离性，但没有对此进行测试。
25 当公司得到按投入（例如资本和劳力）生产产出的最大水平时产生技术效率。投入选择的配给效率包括选择投入混合，在获得的特定投入价格以最低成本生产特定产出量。
26 来自科可利和斯科里斯（1998）和考利、梯姆、D.S.P. 楼以及G. E. 巴特斯（1998）。效率和生产力分析介绍。波士顿Kluwer 科学院出版。
27 当公司得到按投入（例如资本和劳力）生产产出的最大水平时产生技术效率。投入选择的配给效率包括选择投入混合，在获得的特定投入价格以最低成本生产特定产出量。
28 统计普查局对美国工业习惯预计定性的工业能力水平。
29 暂停许可或执照限制计划是 FAO的TWG命名为刺激阻止机制的例证。阻止新渔民进入，但现有渔民依然以存在开放入渔渔业的方式作业。 结果是，捕捞能力增加率缓慢但并没有被阻止，总能力也没有下降。
30 美国东南区域的美洲多锯鲈渔业和西北区域的大鳞鲆及裸头鱼渔业是2个例子，渔业管理者通过改变管理机制改变了市场刺激并使渔民减少其捕捞能力。
31 也有在具体渔业中所选择的行政管理和机制要求及问题，例如公海及小型渔业。该报告的建议包括评估捕捞能力、政策框架、 管理选择、监督和研究、小型渔业和企业参加者。
32 见塞吉、代佛和萨拉斯（1998）；伍德（1994）；伍德和凯斯利（1998）；伍德和麦兴珂 （1996）；格里特、依萨科森和格里菲（1981）以及特恩伯戈（1995）。
33 由于在渔业实际采用前它们能用来确立有效的能力减少规定，使用这类模式的收益是重要的。一旦找到与渔业管理目标一致的战略，只在需要消除能力过度的行业的那些领域有选择减少能力的规定能被确立。使用 DEA或 SPF技术能力利用的定量措施可用来监督渔业以确保能力过度不再产生。
34 《执行1982年12月12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 该协定于1995年8月4日由联合国关于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大会通过，从1995年12月4日开放签字到1996年12月4日，有 59个国家和实体签字。该协定自2001年12月11日生效。
35 《促进公海上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