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和 2000年的千年首脑会议确定了在基准期（c. 1990）和2015年间将饥饿人数减半的目标。现在目标日期日趋临近，但目标本身尚未完成。
虽然在实现将营养不足人口比例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要想在2015年实现这一目标，尚需加快速度。
为了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将饥饿人口的绝对数由约8亿减至4亿，任务还很艰巨，进展速度要加快（见下面图表）。世界人口有望在基准年期间（1990-92）和2015年之间约增加20亿。所以，即使如此庞大的营养不足人口比例减少了一半，发展中世界仍有近6亿人在长期挨饿。为了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确定的将饥饿人口减至4亿的目标，营养不足的人口比例不是减少一半，而是三分之二。
区域发展不平衡
在发展中区域，自1990年以来，只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饥饿发生率的下降速度相当快，如果保持当前的速度，它们定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亚太地区如能在今后几年稍微加快其发展，这对它们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也是个很好的机会。
另一方面，在近东和北非，饥饿的发生率很低，但是在增长，而不是下降。为了实现该目标，该区域需要扭转过去10年所经历的上升趋势。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营养不足的发生率一直在非常缓慢地下降，尽管20世纪90年代的进展速度提高了。该区域需要明显加快速度，方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在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的过程中，进展速度一直比较缓慢，而且很不均衡。20世纪80年代全球取得的成绩完全归功于亚洲的进展。在其它所有发展中区域，饥饿人数实际上在增加。
自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基准期以来，亚洲的进展十分缓慢，整个世界完全停滞不前。只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扭转了20世纪80年代的负面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进展，虽然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在缓慢增加营养不足人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的国家进展情况
为了衡量国家一级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考察2000-02年间的饥饿发生率与基准 期1990-92年间的发生率之比很有用处。
在6个发展中国家，饥饿不是问题，这些国家营养不足人口不到总人口的2.5%。另外7个国家已经有效地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把它们国家的饥饿人口比例至少减少了一半。
其它40多个国家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正在取得进展，尽管许多国家还需要加快速度才能在2015年实现该目标。23个国家已经有了小的变化，14个国家的饥饿发生率一直在上升。
为了正确了解这些数字，考虑这些国家的饥饿程度非常重要。如果把这些国家按当前营养不足发生率的情况分组，很明显，想在饥饿最为普遍的地方取得进展十分困难。
在营养不足人口高达35%的16个国家中，仅有4个国家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尚无一个国家达到目标。在本组的其它12个国家中，营养不足的发生率要么在增加，要么实际上保持不变；在这些国家，即使目标已经达到，饥饿仍然是个大问题。
其它所有组的绝大多数国家在减少饥饿方面取得了成功，包括营养不足人口在20%和34%之间一组的三分之二的国家。但是该组中没有一个国家达到了目标。而另一方面，在营养不足人口不到10%的23个国家中，15个国家在减少饥饿方面取得了进展，包括5个已经达到 《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
逻辑方面认为，以及大量证据证明，国家一级的经济持续增长导致生产力增加和繁荣也会减少饥饿（见下面图表）。如果情况如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些国家只需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确定的减少饥饿的目标。
然而，发展中世界开展的跨国分析认为，仅经济增长而没有专门的措施来抗击饥饿，会使大量的人口长期挨饿，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这些分析还表明，如果经济增长发生在农村和通过农村及人力资源开发已产生了良好条件的国家，它对饥饿便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
如果将按减少饥饿的进展而分组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进行对比，不会出现明显的模式（见图表）。正如预期的那样，在20世纪90年代，在饥饿增长的一组国家，其经济表现也最糟糕。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每年以平均1.4%的速度缩减。其他各组都增加了。
在其它这些组当中，经济增长速度和减少饥饿的进展速度之间没有明显的相互关系。荒谬的是，减少饥饿进展最快一组的经济增长速度却相对缓慢。
同样，如果把个别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与将饥饿人数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用图标出来，趋势线几乎是平行的（见图表）。然而，了解长期变化情况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即经济增长与饥饿减少确实相关。如果把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积极增长的国家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用图标出来，趋势线明显急剧上升，这说明在较长时期所保持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减少饥饿的进展速度之间有着较强的相互关系。
这种趋势说明，持续增长可能对减少饥饿具有累积和更强的影响。这也可以解释为一种迹象，即经济增长对饥饿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明显。粮农组织的一项研究发现，用经济增长来对饥饿减少产生影响要比通过增加营养来促进经济增长花的时间要长。
当然，经济增长与减少饥饿之间的关系朝两个方向流动。《2004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对饥饿的代价考察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发展中世界，对因出生体重低、蛋白能营养不良和缺少基本维生素及矿物质而导致体能和智能低下的人来说，其终身生产力损失的现期贴现值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至10%。粮农组织的另一项研究分析了斯里兰卡的营养吸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该研究发现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对营养的改善反应很快，从长远上看，每增加1%的蛋白摄入量，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加0.49%。
农业增长的关键作用
诸多研究证明，经济增长对减少饥饿和减缓贫困的影响同取决于增长的性质一样，也取决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例如，世界银行对印度的数据分析发现，农村地区和农业部门的增长对减缓贫困的影响比城市和工业增长的影响更大。
增长与减少饥饿之间的关系分析揭示了一个类似的模式。如果把这些国家按20世纪90年代在减少饥饿方面取得的成就分组，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减少饥饿方面取得进展的一组是唯一的农业部门增长的那一组（见图表）。
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对比进一步证明增长的成分很关键。例如在印度，饥饿的发生率在20世纪80年代急剧下降，同时，农业部门很兴旺，国家经济则停滞不前。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减少饥饿方面的进展停止了，准确地说，是在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腾飞和农业增长徘徊不前的时候。如果将博茨瓦纳与秘鲁进行对比 — 在20世纪90年代这两个国家以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而自豪，但对饥饿则产生不同的影响 — 便会发现农业部门的增长与饥饿减少之间有种类似的联系（见插文）。
这些事例和其它事例往往支持这样的结论，即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不足以减少饥饿；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的增长在减少饥饿方面的影响比城市和工业增长的影响更大。此外，进展也取决于诸多其他因素，包括艾滋病毒的感染率、贸易开放程度和政治稳定性、防腐情况以及经常划归于“管理”类的其它特征（见第10-11页）。
1990-2000年博茨瓦纳和秘鲁的经济增长和饥饿减少情况
在20世纪90年代，博茨瓦纳和秘鲁的经济强劲增长。但根据减少饥饿发生率的情况，两国情况则各不相同。秘鲁减少了差不多达70%的饥饿发生率，提前15年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的预定目标。另一方面，在博茨瓦纳，即使国民经济在奔涌向前发展，饥饿发生率却在增加。
明显的是，秘鲁的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甚至比其他经济体要快，部分原因是多样化促进了增值和非传统出口产品；这些产品增加了农业收入和提供了加工的就业机会。博茨瓦纳的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差不多下降了40%。
博茨瓦纳和秘鲁之间这种差别还有其它许多因素。例如，博茨瓦纳遭到极为严重的艾滋病毒/艾滋病打击，35%以上的成年人感染有艾滋病，在秘鲁，感染率不到1%。
经济增长对饥饿和贫困的影响分析认为，最初的一些条件形成了一个大的差别（见第8-9页）。如果增长出现在政治形势稳定、腐败现象少和农业生产力与识字率高的地方，贫困的下降速度明显较快，而且会进一步下降。其中多数有利的初步条件被视为往往称作“良政”的指标。
管理的定义和尺度变化相当大。世界银行把它定义为一个国家的权力部门可以实施的“一套传统和机构”，并收集了350多个变数汇编成6个总量指标。
其他开发机构，诸如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争论说，良政旨在提供基本的“公共利益”，其范围从和平和安全到农村的道路和电力。提倡用“基于权利”的方法发展的人坚持认为，良政也必须对包括食物权在内的基本人权的支持。
所有这三种管理尺度对减少饥饿和实现粮食安全都很重要。
世界银行的指标
经济分析证实，世界银行的管理指标可用来十分准确地区分减少饥饿进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和没有取得进展的发展中国家。仅用这4个指标 — 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法治和防败治腐 — 就可以准确区分三分之二国家，无须提及已知的对减少饥饿极为重要的其他任何因素，诸如经济和农业的增长（见第8-9页）、教育水平和获得粮食方面不平等的程度。
然而，在区别20世纪90年代在减少饥饿方面取得进展的国家和营养不足发生率保持不变或增加的国家的过程中，这些管理指标离成功还相距甚远（见图表）。
正如所预料的，粮食安全恶化的国家也是政治上最不稳定、法治最差、腐败最猖獗的国家。多数都是冲突使政治和法律方面的管理结构支离破碎的国家。但这些类似的管理指标对成功减少营养不足的国家组也有一些负面影响。作为一个组，只有饥饿人数保持不变的国家才能给世界银行的管理指标记正分。
这项分析认为，缺少良政的这些方面可能是减少饥饿的主要障碍，但要取得进展需要依赖其它多种因素。
提供基本的公共利益
在这些其他因素中，多数已包括在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引用的“公共利益”中，以作为良政的责任和指标。例如，国内和平、法治、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研究，所有这些都是增加农村地区农业生产和减少饥饿的关键，因为农村地区是世界上四分之三饥饿人口的家园。
如果各国政府不能保持国内和平，暴力冲突就会破坏农业生产和粮食的获得。在非洲，冲突期间的人均粮食生产平均下跌了12.4%。
法治不力也腐蚀了农业生产力和粮食安全，使土地使用期限和合同不稳定，投资没有吸引力。农村地区不发展道路、电力和通讯联系，农民要想把他们的产品运往市场并获得肥料和其他农业投入则很难而且费钱。
在中国和印度开展的一些研究发现，修建公路在减缓贫困方面是“唯一最有效的公益投资”（见图表）。迹象表明，它对减少饥饿也有类似的影响。当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采用安全的家庭土地合同并开始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研究进行大量投资时，农业生产便突飞猛进，饥饿人数快速下降。后来20年，粮食总产增加了65%，饥饿的发生率差不多下降了三分之二。
显然，在饥饿程度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农村基础设施也最不发达。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非洲的道路密度不到1950年印度独立时的道路的六分之一（见图表）。
衡量管理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考虑如何使政府在农业和农业研究上的投资符合该部门对国民经济和福利的重视。在饥饿程度最严重的国家，平均约70%的人口靠农业为生，投资农业的公共预算开支份额与农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相比远远低于在饥饿发生率较低的国家的投资规模（见图表）。
管理和获得食品的权利
在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确认的“每个人都可以免除饥饿的基本权利”强调了另外一种良政范畴 — 即各国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义务。2004年粮农组织理事会通过的《支持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自愿准则》，提供了一个帮助各国努力实践该义务的实用工具。
在诸多国家可以看到对管理和粮食安全的影响，这些国家已经承认它是一个“法律上可受理的”食物权。例如在印度，最高法院要求全国所有学校提供做好的午餐。在已经实施该计划的地方，营养和入学率均明显提高，特别是在女孩当中。鉴于孕产妇的营养和教育在打破饥饿和贫穷的循环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后代会感受到这些益处 （见第16和第20页）。
这些原因很复杂，但趋势很明显 — 自然灾害日趋频繁，而且更加致命、代价更大。一个简单的估量证明了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每年因飓风、干旱、地震和其它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平均为前30年的9倍（见图表）。
自然灾害对比较贫困国家的影响在绝对值和相对值上均远远大于对富裕国家的影响。它们的人口往往没有能力在不易受灾害地区重新安置或使他们的家庭和农场少受害。他们的经济和基础设施往往比较简单和脆弱，所以说自然灾害可以使整个发展过程倒退。
自然灾害也可以以不均衡或复杂的方式影响粮食安全。它们对不同社区和群体的影响将随着人们的居住地、职业和社会地位而变化，而且按经济、政治和文化路线划分。这种迹象可在最近两次灾害 — 2003-04年给北非和西非带来灾难的干旱和沙漠蝗虫，以及2004年发生的印度洋地震和海啸，尤其是地震和海啸侵袭了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省 — 的影响中看到。
非洲的干旱与蝗虫
2003年后期，适宜的气候条件导致沙漠蝗虫群体在马格里布和萨赫勒部分地区急剧增加。粮农组织发出了蝗虫群袭的警告。2004年初，蝗虫蜂群横跨北非和西非及更远的地方，危害范围远至塞浦路斯、埃及、几内亚和也门。但是，绝大部分蜂群呆在非洲西北部和萨赫勒地区，以作物和自然植被为食。
萨赫勒地区的降雨量呈梯度状，越往北越少，到撒哈拉沙漠，差不多一点雨也没有。例如，在一个国家诸如马里的南部，其年降雨量是最北部有居民地区的两倍。农业活动的模式反映了降雨情况，集约农业集中在南部边缘地区，生计农业和饲养家畜集中在中部，游牧式牧羊和骆驼集中在最北端。
2004年，萨赫勒地区南北之间降雨量的差异比通常更为明显。北部比较干的地区遭受严重干旱，而南部较潮湿的地区的降雨量却增加了（见地图）。对环境条件极为敏感的沙漠蝗虫往往更喜欢气候干燥和植被少的北方。它们完全毁坏了北方丰年收益也不大的草原和作物，很大程度上使南方比较葱郁的地区免遭了危害。
由于南部地区的粮食生产占有较大份额，该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免遭了大的灾害。在区域范围内，2004年的农业生产接近5年的平均数。但蝗虫蜂群给毛里塔尼亚（它们在那里呆的时间最长）和其他国家的北部地区带来了灾难性影响。许多北方牧民带着他们的家畜南迁，因土地和水资源引发了冲突。其他一些人不得不忍痛卖掉其牲口或放弃其农场。对萨赫勒地区多数最贫困的地区和人群而言，在2005年10月收获之前，形势可能仍很严峻，促使许多国家在5月发出紧急呼吁。
印度洋海啸
2004年12月26日席卷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沿海的地震是4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地震引发了海啸，导致约24万人死亡，160多万人无家可归。渔业和沿海农业多处遭到破坏，使社区失去了粮食和收入的主要来源。海啸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变化很大。像印度尼西亚这样一个大国，虽然当地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从全国来讲，影响相对较小，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另一方面，像马尔代夫和其他许多小国家，海啸冲走了高达60%的年国内生产总值。
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也很不均衡。像马尔代夫和塞舌尔这些小岛国，有限的农业部门遭到破坏。在国家一级，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和泰国的水稻生产没有受到严重影响。
然而，多数遭受严重危害的沿海省份往往都是在遭灾前就是高度贫困和饥饿的社区。例如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省，早在海啸发生前，近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差不多是全国平均数的两倍。35%以上5岁以下的儿童均体重不足。由于捕鱼船、渔网和其它设备遭到破坏，以及许多捕鱼家庭无家可归，2005年亚齐省的海洋和沿海渔业产量会减少一半。尽管亚齐省有望多生产20万吨稻米，但多数沿海农民失去了两个水稻连作季节。
亚齐省跟斯里兰卡一样，其粮食安全问题因政府和分离主义运动的长期冲突而恶化。海啸之后，持久的不安全使紧急救援和重建活动更加复杂。
自然灾害与发展
正如这两个不同的紧急情况所表明的，即使是在自然灾害没有大量减少整个粮食供应的情况下，它们对某些人群也会产生灾害性影响。往往最穷和最易受害的人遭受的打击最大，从而使贫困和营养不良进一步恶化。这些灾害还影响了脆弱的生计，因为人们要迁移，重建工作需要很长时间。最后，它们会对即贫穷又没有准备的国家造成影响，使它们在发展的道路上倒退。
这种毁坏也就是2005年1月在日本神户召开的世界减灾大会上为什么极力强调要把减灾防灾明确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