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2022

渔业和水产养殖与粮农组织-联合国环境署共同牵头的“生态系统恢复十年”

联合国大会于2019年3月将2021年至2030年确定为“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呼吁全球致力于振兴生态系统及其提供的服务。“生态系统恢复十年”期望让作为生态系统组成部分的各种生境和物种恢复健康，从而使社会环境系统在面临当前和未来的压力（如不断变化的全球气候、不断加剧的污染、生境退化和碎片化、市场压力）时，依然能保持生产能力和韧性。

生态系统恢复被认为将为实现消除贫困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各里约公约相关目标做出根本性贡献。2021年6月，联合国秘书长在世界环境日讲话中指出：

自然界的退化已在损害32亿人，即40%人类的福祉。幸运的是，地球具有韧性。可地球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还有时间扭转人类造成的损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启动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联合国，2021b）。

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受联合国大会指派，负责以包容、高效、节约的方式牵头落实十年相关活动。粮农组织和各伙伴方已开始着手帮助国际社会进一步明确十年活动想要取得的成果，努力为生态系统恢复工作制定一份务实愿景，更加注重让所有人参与并做出行动保护地球上的资源。

恢复可视为是扭转景观、湿地、海洋等生态系统退化的过程，使其重新发挥生态功能。换句话说，就是要确定政策和支持性行动，提高生态系统的生产能力，以满足社会需求，同时维持生态系统对所有生命发挥的功能。要想实现以上目标，既可以通过让遭到过度开发的生态系统实现自然重生，也可以通过采取积极干预措施，通过积极、适应性管理，推动自然恢复。

生态系统恢复需要超越传统的重新野化概念，通过政策和实践，再造原始荒野。它期望在人们生活、劳动、生产食物的地方改善生态系统，重新界定传统概念，倡导让人类与自然的其他组成部分加强相互之间的“合资企业”。这一点必须做到，因为人类对食物的需求正在不断增加，而之前人类在自然中留下的足迹已经无处不在（Plumptre等, 2021）。具有更丰富生物多样性、更健康的生态系统能带来更大惠益，也更有韧性应对变化。对水产系统而言，这意味着水域具备更大的生产能力，渔业产量更高，能储存的温室气体更多。在背后支撑此项工作的是粮农组织、联合国环境署、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生态系统管理委员会和国际恢复生态学学会（粮农组织等，2021）共同提出的、与人类需求和期望相吻合的一整套全新的十条指导原则。

粮农组织已认识到此项工作的规模之大，涵盖陆地、沿海、海洋生态系统，在某些地区甚至要努力扭转长期的负面生物多样性变化。要想落实政策框架并为实现恢复提供支持，粮农组织需要在多种多样水生生态系统中重新调整实现恢复所采用的方式。认识到陆地和海洋景观中的水生系统有着动态变化、相互关联的特性，因此粮农组织正在努力将各层级的多中心治理方法相互联系起来，将多行动方、多部门、辖区的多样化保护和可持续生产行动综合起来。之所以需要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当每个人，包括国际和国家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私营部门、学术界、民间社会，都能团结起来，共同落实可行、持续的解决方案来扭转生态系统服务丧失的趋势时，人类与自然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改善。

那么，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将如何帮助改善全人类与自然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从而使生态系统能够帮助人类应对当前最紧迫的挑战？粮农组织和各伙伴方的第一步实际行动就是为水产系统恢复确定切入点，使活动能够体现一系列连续的恢复活动（粮农组织等，2021，原则3）。“生态恢复十年”为在全球建立和连接各种网络和伙伴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有助于加强恢复、科学、政策之间的联系。联合国各伙伴方将提供一个平台，帮助各方将已纳入规划的和正在进行的恢复管理工作相互联系起来，作为粮农组织为各国开展蓝色转型⁷提供支持的一部分（见“蓝色转型：水产食品系统转型愿景”）。通过协调一致、有效的恢复，让水产系统实现向更高产、更可持续的转型，到2030年将创造几百万个新岗位，同时每年创造7万亿美元以上的价值，助力消除贫困和饥饿（联合国，2021b）。

水产食品的生产往往需要更广泛地关注支撑生产的生态系统的恢复问题，其中包括红树林、海藻和珊瑚礁，同时还要关注陆地上集水区和湿地的恢复。另外，还有必要改善对水生生物资源的管理，因为它本身也是水产系统生物多样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背景下，直接的恢复行动包括努力最大限度减轻人类活动的附带效应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产生的影响。直接行动包括恢复鱼类种群数量（插文27），减少捕捞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就水产养殖而言，它往往要对自然系统进行改造，使产量最大化，因此相关行动应侧重于恢复生态系统的结构和支持食物生产的功能，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影响、污染、浪费和水生动物疾病的出现。鉴于此，推动获取性养殖种类的养殖或采用多营养层次综合水产养殖等创新体系，都是有前途的解决方案（见“双壳类水产养殖”）。

插文27 重振渔业

渔业资源是地球上活体生物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鱼类是地球上占比最高的脊椎动物，超过所有其他类别脊椎动物，包括人类、家畜和野生哺乳动物。¹

通过实施经过验证的渔业管理措施（如减少渔获量和努力量、对渔具进行监管、时间或空间监管、渔获配额的创新、包容方法和管理方向等），在地方和区域层面成功恢复了即将枯竭的鱼类种群。²此项工作还受益于污染防治措施和有助于恢复生态系统结构的行动，如作为鱼类孵化场的生境中生态系统结构的恢复。管理干预活动需要认真考虑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因地制宜制定解决方案。

粮农组织对渔业资源开展的全球评估（采用基础渔业科学对全球已报告的海洋鱼类渔获物中的约半数进行评估³）结果表明，鱼类种群的丰度和捕捞率趋势均在上升，达到预期目标水平。Hilborn等（2020）⁴评估了世界上882个鱼类种群（主要在美洲、欧洲、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秘鲁、智利、日本、俄罗斯、地中海和黑海、西北部非洲）后，报告称鱼类种群正在恢复，从平均数上看已扭转此前的下降趋势。研究表明，1995年前平均捕捞压力一直在增加，而生物量同时在减少，此后捕捞压力开始下降（图A）。

图A 人类压力变化时间线

注：人类对渔业造成的压力早在工业革命之前便已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达到峰值，随后趋缓（各区域差异极大）。其他压力，如污染和气候变化，则明显与此趋势不同。
资料来源：整理自Duarte, C.M.、Agusti, S.、Barbier, E.、Britten, G.L.、Castilla, J.C.、Gattuso, J.和Fulweiler, R.W.。2020。“海洋生物恢复”。《自然》，第580期:39–51。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0-2146-7

到2005年，大部分鱼类种群数量都在恢复，平均生物量开始增加（图B）。到2016年，平均看，评估的所有种群的生物量均高于全球可持续性标181准（最大可持续产量），捕捞压力低于最大可持续产量所对应的水平。但并非所评估的所有鱼类种群都是这种情况，仍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加强对其中24%的种群的管理，而这部分种群在潜在渔获量中占比19%。Hilborn等 (2020)的研究估计，捕捞压力过大仍导致潜在产量下降约3-5%，需进一步开展恢复工作。

图B 利用时空模型预测全球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种群的相对生物量(B/BMSY) 和相对捕捞压力（F/FMSY）的趋势¹

¹ BMSY = 最大可持续产量生物量；FMSY = 可持续产量的捕捞死亡率。
注：实线代表几何平均数，阴影部分代表95%有限总体校正置信区间。在所有种群均得到评估的年份，未考虑不确定性。
资料来源：整理自Hilborn, R.、Amoroso, R.O.、 Anderson, C.M.、Baum, J.K.、Branch, T.A.、Costello, C.和 de Moor, C.L.。2020。“有效的渔业管理对改善鱼类种群状况至关重要。”《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第117(4)期：2218-2224。www.pnas.org/content/117/4/2218

那么，到底多久才能让种群恢复到国际上商定的最大可持续产量水平？之前针对150多个遭到过度捕捞的种群进行的一项回顾研究⁵表明，十年时间足以让生物量已低于0.5的种群恢复到最大可持续产量所对应的水平，但生物量已接近崩溃的种群（低于0.2）则无法恢复，其恢复时间更长且变数更大。已恢复的鱼类种群丰度的提高则直接与立法调整和随后渔业管理措施的实施相关联。

然而，并非所有面临枯竭的鱼类种群都在恢复，世界上多数渔业管理强度不足的鱼类种群，国际社会仍难以获得其现状和趋势相关的信息，专家们建议迫切需要重振渔业。必须进一步加强这些地区的数据收集工作，更好地了解相关变化。

未来的重振工作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未经过评估的渔业（通常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主要是极为多样化的混合型渔业，它们支撑着世界上对渔业依赖性最强的群体。重振工作还面临其他压力，如需要取消有害补贴、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减少某些捕捞活动给生态系统带来的破坏性影响等。此外，还需要寻求资源，帮助渔民社区战胜贫困，寻求替代性就业机会。

一些地方需要获得渔业科学和管理工具，例如在南亚和东南亚以及东部非洲，需要在强有力的政策框架、渔业管理和生计多样化等方面加大投入，推动鱼类种群恢复。此类投入不仅是为了解决食物生产中公认的短板问题，还有助于应对生态系统服务缺失的问题，避免引发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担忧。

• 1 Bar-On, Y.M.、Phillips, R.和 Milo, R.。 2018。“地球上的生物量分布”。《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第115(25)期：6506-6511。https://pnas.org/content/115/25/6506
• 2 Birkenbach, A.M.、Kaczan, D.J.和Smith, M.D.。2017。“渔获配额有助于捕捞速度放缓”。《自然》，第544(7649)期：223–226。
• 3 粮农组织。2020。《2020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 可持续发展在行动》。罗马。https://www.fao.org/3/ca9229en/ca9229en.pdf
• 4 Hilborn, R.、Amoroso, R.O.、 Anderson, C.M.、Baum, J.K.、Branch, T.A.、Costello, C.和 de Moor, C.L.。2020。“有效的渔业管理对改善鱼类种群状况至关重要。”《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第117(4)期：2218-2224。www.pnas.org/content/117/4/2218
• 5 Neubauer, P.、Thorson, J.T.、Melnychuk, M.C.、Methot, R.和Blackhart, K.。 2018。“美国对种群评估的驱动因素和评估率”。《PLoS ONE》，第13(5)期: e0196483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6483

未来十年，粮农组织需要帮助各方提高认识，并支持决策者获取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⁷相关水生生态系统恢复所需的科学信息和技术。这包括共享有关新技术进步的信息，促进合作，开展能力建设、教育和培训，确保在生态系统恢复相关的地方和陆地/海洋背景下，利用现有的最佳科学建议，为水产系统价值链的决策者提供依据（粮农组织等，2021，原则8）。

马耳他
各色鱼类在地中海某海洋保护区内畅游。
©粮农组织/Kurt Arrigo

渔业和水产养殖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随着《生物多样性公约》各缔约方开展合作，努力为实现他们的2050年愿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确定一份工作计划，社会环境系统的维护和恢复在2022年和未来十年正得到全球性关注。公约的三大目标，即1)保护生物多样性；2)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各组成部分；3)确保公平公正地共享遗传资源带来的惠益，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着很多共同之处。

从全球看，人口、预期寿命、人均收入在不断增加，而我们同时也看到生物多样性长期呈减少趋势。人口增长、城市化、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方式、污染、外来入侵物种的蔓延以及气候变化都在破坏生态系统提供维持生命的服务的能力。

《生物多样性公约》于1992年通过，一直在各项多边环境协定之间发挥着协调作用，通过推动落实相关政策和法规，支持各国了解和努力逆转生物多样性减少的趋势。此项工作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公约各缔约方仍未能实现为过去二十年设定的各项目标。2021年10月，193个缔约方重新调整了工作计划，最终确定了一套全新的2030年公约目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2020年后框架”）。⁸

“2020年后框架”的制定工作在公约各缔约方、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经过广泛磋商后启动，磋商确定了框架的格式和内容⁹，并简要提出未来十年人类与自然互动的目标。磋商阶段完成后，就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展开最终谈判，并在中国昆明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2022年8月29日–9月11日）上通过该框架。

我们期望“2020年后框架”将推动包括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在内的社会各部门打破原来的一切照常模式。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在确定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全球长期愿景时，面临着以下三方面挑战：

1. 将“2020年后框架”的采纳和落实扩大到传统社群之外，鼓励更多人参与，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挑战，寻求解决方案。
2. 使用于实施变革的资源与“2020年后框架”中提出的各项任务目标相匹配。
3. 将为期十年的行动转化为一个边做边学的实时进程，可衡量，不断提升目标，加大宣传力度！

在2021年5月21日举办的名为第15次缔约方大会：通往昆明之路，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网络研讨会上，联合国秘书长指出：

一个健康的地球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但生物多样性正以前所未有、令人震惊的速度不断丧失，而且压力仍在不断加大（联合国，2021c）。

那么，国际社会如何才能团结一致，在人类和自然其他组成部分之间建立起更好的关系呢？

对渔业和水产养殖而言，有必要了解水产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并确定采取行动时所面临的关键挑战和机遇，以便维持或恢复生物多样性，使之维持其功能。生态系统的功能对于水产食品的生产至关重要，而这一生产又是支撑与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相关生计的基础。

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以往各框架的一个公认缺点是，未能充分推动生物多样性工作进入与其互动最多的地方所有部门的主流工作。为应对上文提及的问题1，渔业和水产养殖等生产性部门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使所有政策和行动都能加大对生物多样性的考虑。重要的是，“2020年后框架”的宣传口径必须强调一个事实，即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与自然分离。在这种框架下，人类与生物多样性之间是一种对等的互惠关系，人类的可持续管理行动可为社会环境系统带来韧性，以抵御当前的人为和自然压力。2021年渔业委员会第34届会议（粮农组织，2021j）建议，将已谈判完成的生态系统方法框架加以提升，作为“2020年后框架”的一部分，最终确立一个更全面的架构，用于设计和实施水产系统的积极变革，为人类和自然其他组成部分造福。

为应对问题2，国际社会应寻求资金，以实现“2020年后框架”各项目标，作为对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投资。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可通过将生态系统服务的增加列为对社会的一项重大惠益，为此提供支持。这意味着要加强生物多样性恢复、经济效益和生计之间的联系。为应对资金筹措方面的挑战，《生物多样性公约》第21条提出，当为很多环境公约提供资金的全球环境基金已达到上限却未能提高上限时，要建立一个专用财务机制，为落实主流化提供支持。在政府层面，各国可进一步对有害的补贴和更积极的激励措施所产生的效果进行重新权衡，因为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有害影响的补贴所需的资金要比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工具所需的资金高五倍。¹⁰此外，还存在其他机遇，可扩大利用公私伙伴关系，为采取健全、持久、目标远大的方法提供资金，增加生态系统服务，或扭转生态系统服务丧失的势头。

为应对问题3，粮农组织已认识到，要扭转环境退化往往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要想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实现积极的管理变革，就必须将新的多样化知识纳入政策，确立和实施新的治理方式（Rice,2011）。要纠正以往的错误，通常就要在地方和中央管理方式中纳入多种变革措施，这需要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行动，而且往往需要结合开展。自然的保护和恢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地创新者开展的工作以及由从事水上或近水工作的当地人民在尊重当地生物文化条件的前提下提供实用、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因此，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需要一个包容、动态、灵活的流程，能适应实地实践人员在未来十年创造的新成果。这包括更多地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推动下开展工作，同时从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快速发展中获得支持。粮农组织支持渔业和水产养殖界开发和利用创新技术，这些技术已在2021年6月28–30日召开的有关人工智能的论坛和有关记录深水鲨鱼和脆弱海洋生态系统渔获物的网络研讨会上展示。¹¹为了让“2020年后框架”在未来十年更具适应性，我们可从国际社会通过《巴黎协定》引入的五年审查流程应对气候问题的方式中吸取经验。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目前缺乏一个正式的审查流程来推动问责，以加强全球领导力，同时提升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取得进展的目标。

针对脆弱物种和生境的恢复行动

粮农组织与从事确定受威胁物种特征和恢复这些物种相关工作的多边环境组织开展的工作

1975年生效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是一份多边条约，用于保护濒危动植物，避免其进入可能危及它们在野外生存的国际贸易。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¹²是世界贸易中最常见的食品之一，且贸易量正在不断上升。《公约》三份附录中任何一份列出的物种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护。附录中目前共列出近2400个海洋物种¹³，在《公约》所列物种中占比低于10%，在其所列动物物种中占比约40%。

《公约》附录中所列水生物种的数量近几十年已大幅增加，其中多数列在附录II中，附录II负责监管因市场需求而有或可能有灭绝危险的国际贸易物种（Pavitt等，2021）。附录II列出的物种可合法进行跨境交易，但交易时必须由出口国提供贸易合法性和可持续性证明。自2003年起，附录II新增物种主要包括鲨鱼和魟鱼，还有一些软体动物和棘皮动物（图65）。

图65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所列海洋物种数量随着时间演变情况

资料来源：整理自Pavitt, A.、Malsch, K.、King, E.、Chevalier, A.、Kachelriess, D.、Vannuccini, S.和 Friedman, K.。2021。《<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和海洋：受商业化开发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所列海洋物种的贸易》。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技术文件第666号。罗马，粮农组织。https://doi.org/10.4060/cb2971en

粮农组织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组织将继续根据2006年签署的一份备忘录开展合作，包括承诺解决与列入附录和落实《公约》规定相关的科学和技术问题和推动各国开展能力建设以促进可持续贸易。

为了解哪些贸易物种要向《公约》报告、如何报告、多久报告一次，粮农组织和包括联合国环境署在内的各伙伴方对1990年至2016年《公约》各缔约方报告的直接出口交易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所报告的《公约》附录II所列海洋物种的贸易量增加了7倍（Pavitt等，2021）。粮农组织将继续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组织开展合作，探索如何成功地对《公约》所列物种的贸易进行管控，并就依然面临挑战的领域提出潜在的改进建议（Friedman等，2020,2018；粮农组织，2021k）。

《公约》各缔约方将在计划于2022年11月在巴拿马召开的缔约方大会上再次考虑将新的物种列入其附录。提议纳入考虑范围的水生物种可能主要是鲨鱼和魟鱼，但鳗鱼、海参、观赏鱼和其他物种类别也被纳入了考虑范围。有关提交给第19次缔约方大会的拟列入修正案物种的通知将在缔约方投票之前公示150天。

有关鲨鱼/海鸟的国家行动计划

粮农组织各项国际行动计划的实施以及国家行动计划的制定与解决有目的的鲨鱼捕捞以及海鸟和鲨鱼兼捕问题一直有着密切关联。各国可考虑按照《鲨鱼养护和管理国际行动计划》和《减少延绳钓渔业中误捕海鸟国际行动计划》制定本国的国家行动计划。

为支持各成员国制定和实施国家行动计划，粮农组织已建立一个数据库，定期更新各类渔业在鲨鱼、魟鱼和银鲛养护方面取得的进展（粮农组织，2020）。该数据库由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各区域渔业机构以及国家主管部门共同建立，为那些希望查找到有关鲨鱼管理和指导措施的人们提供“一站式服务”，其中包括约束性和非约束性养护和管理措施、行动计划以及各国法规。¹⁴

实现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过程中基于区域的渔业管理

当前，将有效的海洋保护措施纳入更全面、更注重协同合作的海洋管理战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这使得海洋保护工作成为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海洋保护区以及其他基于区域的管理工具在全球范围备受各方重视，因为它们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恢复海洋的生产能力，加强粮食安全。一些全球和区域协定已对在海洋和沿海地区采用基于区域的管理工具做出了界定，而很多国际进程也一再做出采用这些工具的承诺。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鼓励各国、各区域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14（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采取行动。具体目标14.5呼吁各国至少对10%的沿海和海洋区进行保护。同样，《2011-2020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中包括了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1，呼吁到2020年“通过有效、公平管理、有生态代表性、相互联系的保护区和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对至少……10%的沿海和海洋区”进行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2021），从而重点关注利用基于区域的管理方法来实现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为人类提供相关惠益的双重目标。世界各地对基于区域的管理工具的兴趣正在不断增大，《生物多样性公约》各缔约方目前正在就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开展谈判，其中包括一份有关扩大海洋保护区和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覆盖范围的拟议目标，旨在到2030年通过空间监管对30%的海洋实施管理（插文28）。

2017年联合国海洋大会的“行动呼吁”进一步强化了这些目标，呼吁所有利益相关方“紧急采取行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包括支持“利用有效、合理的基于区域的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和其他综合、跨部门方法”（联合国大会，2017，第3–4页）。

粮农组织《深海渔业准则》 — 采取行动保护和恢复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

深海底层渔业对海床和脆弱物种可能产生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是全球海洋议程上的热门话题。2006年，联大第61/105号决议第83条呼吁对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指脆弱的固着底栖动物生态系统，如珊瑚礁、海绵和海鳃）进行保护，防止底层渔业对其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粮农组织于2008年通过了《公海深海渔业管理国际准则》，以推动对公海底层渔业开展基于区域的综合性管理措施。这完全改变了底层渔业的管理方式，并推动在北部和南部太平洋以及印度洋设立了新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到2015年，对多数大型公海底层渔业活动都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机制实施了管理。

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率先于2005年在大西洋东北部确定了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并禁止在此范围内开展底层渔业活动，其他区域渔业管理组织随后纷纷效仿（图66）。这是一系列基于区域的措施之一，目的是保护有生态代表性、相互联系的保护区。具体措施包括：

• 按照商定的管理措施，确定可开展捕鱼活动的底层捕捞区（绿色区域）；
• 就现有捕鱼区外的捕鱼活动制定严格的探查规程（橙色区域）；
• 封闭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区，禁止开展底层渔业（红色区域）；
• 采用相遇规程保护未被发现的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所有区域）。

图66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底层渔业管理区

注：RFMO为区域渔业管理组织；VME为脆弱海洋生态系统。
资料来源：脆弱海洋生态系统数据库：粮农组织，2021c。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见:粮农组织。罗马。引自2021年11月11日。www.fao.org/in-action/vulnerable-marine-ecosystems/en

这些规定确保至少30%的海洋面积通过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得到有效管理（目标1、3、4），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的“2020年后框架”草案提供直接支持，同时说明深海渔业在保护和维护全球生物多样性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事实上，多数区域渔业管理组织都对100%的区域制定了公海底层渔业措施，这些措施还得到其他措施的支撑，如针对小型中上层渔业和金枪鱼渔业的措施。因此，《深海渔业准则》（粮农组织，2009）鼓励采用基于区域的措施，允许在对生物多样性影响较低的地区开展底层渔业，但禁止在生物多样性较为脆弱的地区（如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捕鱼。因此，相关措施鼓励开展深海渔业，以提供营养、收入和就业机会，同时要消除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从而为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

内陆渔业

通过基于流域的管理方式，保障可持续内陆渔业

维系内陆渔业的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产卵场、苗种场和旱季避难所等关键生境的健康及这些生境之间的连通性以及水文状况的维护。虽然内陆水域面临着极大的捕捞压力，但内陆渔业产量下滑的主要原因往往来自渔业部门之外，例如不同部门之间对水资源的竞争、土地用途变化和污染。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确定哪些生态系统组成部分需要得到改善，对其进行绘图（考虑到鱼类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并实行恢复。恢复活动可包括重建沿河植被，重新规划河道，重新建立生境异质性，重新创建产卵场，将洪泛区或死水与河道重新连接，采取全流域措施维持环境流量（Valbo-Jørgensen、Marmulla和Welcomme, 2008）。

自然资源按部门管理的方法无法给内陆渔业带来好处，因为渔业主管部门很少有权限监管会影响渔业的其他水资源和土地利用活动，因而缺乏必要的工具保证其可持续性。保证水资源部门良好治理的机制往往比较薄弱，而采取会影响渔民等相对缺少权力的行动方的干预措施时，很少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在大型江河流域，可采用子流域方法，将流域分割成符合生态特征的单位，由适当的部门在适当的层面进行管理。对跨国流域而言，流域组织应权衡成本和收益，按照区域政策和国际文书引导发展（Valbo-Jørgensen、Marmulla和Welcomme, 2008）（插文29）。

重新连通内陆水生生境，推动生物多样性和渔业

要恢复内陆渔业水生生态系统，就必须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满足鱼类的需求，也就是要提供上游生境（产卵）和下游生境（摄食和庇护），确保这些场所之间的连通性，并考虑水资源管理活动对水文事件发生时间的影响。应就这些因素达成一致意见，作为江河流域或集水区管理计划的一部分。世界上大江大河流域主河道上水坝数量不断增加及其给沿河社区带来的潜在影响近年已引起各方关注。然而，小型堰坝等其它用于储水或防洪的障碍物不断增加可减少下游洪水，阻止鱼类进入作为完成自身生命周期至关重要的季节性生境的生产性洪泛区，因此有必要重新建造这些小型设施或对其加强管理，以便增加多用途环境中的渔业资源、改善渔业生产（粮农组织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2017）。经验表明，改善内陆渔业的生态系统条件能为生物多样性带来极大互惠，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内陆渔业之间有着相互支持的作用（Phang等，2019）。

另外还需保持或恢复合理的年度水文规律，包括其在创建季节性洪泛区生境、触发迁徙、通过被动漂流使仔稚鱼四处分布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在与流域层面其他水资源用户谈判计算环境流量时，应考虑到鱼和渔业的这些要求。

为抓住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年）和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带来的机遇，需要采取的行动包括：

• 在相关政策和投资中，认识到内陆渔业对于实现粮食安全和可持续生计的重要性；
• 通过能推动以渔业为生的社区为环境可持续性做贡献的干预措施，充分利用内陆渔业和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目标之间的互补性；
• 重视针对内陆水生生态系统开展生态系统恢复相关投资，因为虽然它们以及它们的生物多样性退化和所受威胁最严重，但它们仍能提供重要的多重惠益，包括内陆渔业和粮食安全、水安全、气候变化适应。

通过技术与创新，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包括减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与养殖的水生多样性相关的风险及风险减轻

人们普遍认识到，要想满足未来对水产食品不断增加的需求，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展水产养殖生产，而这种发展必须采用可持续水产养殖最佳做法。有些水产养殖系统或做法可能给水产养殖活动所在的水产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带来巨大风险。最近一次对粮农水生遗传资源的全球评估（粮农组织，2019a）发现，养殖的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和野生亲缘水生遗传资源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关联，而水产养殖可能会通过与逃逸生物的基因互动和刻意引入，或通过与鱼类和饲料生产相关的生境变化，给野生亲缘物种多样性带来威胁。来自非本地、培育的养殖品种的威胁最大（Lorenzen, Beveridge and Mangel, 2012）。全球评估还指出，有关水产养殖中粮农水生遗传资源性状的信息十分贫乏，对非本地、培育的养殖品种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了解也十分有限。Lucente等(2021)发现，养殖物种中有14%在野外受到威胁，包括一些成熟的水产养殖品种。引入的水生物种数据库（粮农组织，2021l）显示多数物种的引入是用于水产养殖，该数据库提供有关引入物种及其对环境影响的相关信息。然而，数据库未提供有关负面影响（如对环境的影响）和正面影响（如水产养殖带来的经济收益）相对规模的信息。

可用于减轻养殖品种对野生亲缘种影响的机制有很多，包括监管措施（如水产养殖区划）和物理防控行动（设置障碍，预防或最大限度减少养殖品种与野生资源之间的互动）或生物防控措施（如养殖场选址时考虑物种的容忍度或采用不育品种或单性鱼种）。

目前有多种关键措施可用于改变水产养殖中对遗传多样性的管理方式，同时减少水产养殖进一步扩大生产可能带来的风险。这些措施已被纳入粮农组织各成员国于2021年底通过的《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更好地提供和获取有关水产养殖中水生多样性性状和利用的信息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可能带来的惠益和风险。为此，粮农组织正在开发一个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全球信息系统AquaGRIS。¹⁵一旦输入有关养殖品种的各国数据，系统就能生成相关报告，为制定相关政策和战略提供支撑，以便有效应对水产养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利用非本地物种和培育的养殖品种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制定、宣传、采纳与负责任引入和交换粮农水生遗传资源相关的准则和政策时，还应注重减少不负责任引入所产生的影响。应该在适当的风险评估¹⁶和风险减轻基础上开展以上工作，同时注重非本地物种和培育的养殖品种，并将相关材料的转让协议纳入准则和政策。

一项具有变革性前景的技术创新是基因编辑，它可以让人们有选择性地培育出不育养殖品种。此项技术的广泛应用可大幅减少培育的养殖品种对所处环境的影响。然而，从近期看，对基因编辑技术在商业化生产系统中的应用依然存在争议，监管方面的压力也可能限制基因编辑技术在很多地区投入应用。

负责任捕捞技术

捕捞技术创新有助于提高效率和有效性，降低成本，节约能源，减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此类创新对于生态系统恢复和可持续发展目标14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以下具体目标：

•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1 — 预防和大幅减少各类海洋污染，包括海洋废弃物污染。
•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2 — 可持续管理和保护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以免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在国际海洋勘探理事会和粮农组织共同支持下，由来自全球各地的捕捞技术专家组成的捕捞技术和行为工作组定期就与渔具相关的捕捞技术和水生物种行为相关研究和做法开展讨论和审议，并提出管理准则，包括管理渔具对环境的影响。从捕捞技术和行为工作组的报告中可查阅到与减少捕鱼活动对海洋环境产生的影响、减少污染、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相关的最新研究和发展变化详情（国际海洋勘探理事会，2021）。

减少兼捕

自2021年出台《防止和减少捕捞渔业中海洋哺乳动物兼捕的准则》后，粮农组织一直通过技术咨询和广泛推广《准则》各联合国语言官方版本（粮农组织，2021m），继续为各国和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提供协助。《准则》面向与渔业中海洋哺乳动物兼捕问题相关的决策人员、规划人员、管理人员以及所有从事政策制定和实施以及开展技术干预工作的人员（粮农组织，2021n）。

为期五年（2015-2020年）的粮农组织-全球环境基金项目对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拖网渔业中兼捕的可持续管理改善了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六个国家虾拖网捕捞作业中对兼捕的管理。目前正在筹备项目的新阶段：项目三期。

制定和实施应对兼捕问题的措施将有助于实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出的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愿景，特别是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4（《生物多样性公约》，2021）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6和12（《生物多样性公约》，2020）。

应对渔业部门中的污染

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的渔具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关注，因为它们会对环境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包括带来航行危险和相关安全问题。此类渔具会不断以不受控制的方式捕获水生动物（即“幽灵捕鱼”），对渔业资源造成破坏，可能对濒危物种和海底环境产生影响。

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的渔具已成为海洋塑料垃圾全球挑战中一个国际公认的问题，很多国际组织、活动和协定都以海洋废弃物为关注重点，世界各地围绕这一主题还有大量国家和地方层面的举措。在这一背景下，由独立科学家组成、由粮农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共同主持的联合国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联合专家组第43工作组已编写了一份报告，就海洋垃圾的海上源头所产生的影响规模提供最新信息并提高各方对该主题的认识，尤其是由海运和捕捞部门产生的海洋垃圾。该报告中有一个章节专门就减少海洋垃圾海上源头提供解决方案（联合国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联合专家组，2021）。第43工作组的职责范围目前正在调整，以便确保该领域最新科学成果和已发现的数据空白问题能在应对由捕捞和海运部门产生的海洋塑料垃圾问题时得到考虑。

渔委2021年《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宣言》重申减少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的渔具和海洋垃圾所产生影响的重要性。为填补第43工作组指出的数据空白，并使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的渔具相关数据收集工作标准化，粮农组织设计了调查问卷，并正在与各国和全球幽灵渔具倡议（全球幽灵渔具倡议，2021）等各伙伴方开展合作，开展调查和填补空白。收集到的数据将有助于各方全面了解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的渔具相关问题在各类渔业和地点的现状，为就幽灵捕鱼开展长期趋势分析和监测提供支持，并引导制定和采用适当的技术和其他缓解措施。

对渔具进行标识是普遍采用的做法，可便于识别渔具使用人和/或所有人，作为减少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的渔具和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一种重要工具。为协助各国实施《渔具标识自愿准则》（粮农组织，2019d），粮农组织正在编写一份技术手册和制定一个风险评估框架，帮助各国评估是否有必要建立一个渔具标识国家系统并确定相关要求。

此外，粮农组织正在为由挪威资助、与国际海事组织共同实施的（国际海事组织，2019b）的“全球海洋垃圾伙伴关系项目”（国际海事组织，2019a）提供支持。该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在国家层面落实《渔具标识自愿准则》以及国际海事组织为处理船舶和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的渔具造成的海洋塑料垃圾而制定的“行动计划”。通过这一项目，粮农组织将开发和测试改良渔具，旨在防止在世界渔业相关就业中占比90%的小规模渔业中出现幽灵捕鱼现象（粮农组织、杜克大学和世界渔业中心，即将出版）。

这些举措将共同协作，按照相关的《2030年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降低污染水平和减少塑料垃圾，为应对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