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行首脑会议承诺

行动起来与饥饿作斗争

恢复退化的土地

在人多数发展中国家，饥饿集中在退化和贫瘠的地区。在许多国家，恢复退化土地的共同努力和使用适宜的技术已经在生产力和粮食安全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利益。

　

自1996年以来，中国政府已经恢复了500万公顷的中低产田。通过更好的耕作方式、扩大灌溉设备的应用及增加有机肥的使用，土壤的肥力得到了改善。这些地区的作物产 量每公顷平均提高了2200公斤，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粮食安全和收入水平。

　

荒芜的丘陵、草地和河岸地区更适合放牧和水产业，而不宜开展集约化农业；中国在这些地区扩大了动物饲养业和水产养殖业。在1996至1998年间家畜和水产品的生产几乎增长了20％，极大地改善了食物和收入的多样化。

　

印度也已证实了恢复土壤能改善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状况。在一个52％的家庭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地区，哈拉伊亚纳塔流域发展项目使约1000公顷严重退化的农田恢复了生产。

　

水资源的可利用性也得到了显著加强，使农民把灌溉地占全部可耕地的比例从11％扩大到79％。农民能够开始种植高产、高附加值的作物，例如小麦、花生、大豆和蔬菜，这些作物需要更加可靠的水源供应。在多数土地上，每年他们还能种植一季以上的作物。平均的作物产量增加了十倍以上，农民在可使用的土地上种植作物的平均数增加了一倍以上，从0.7种增加到1.7种作物。

　

生产力的增加使农民的收入提高了600％。此计划创造的就业机会帮助社区中没有土地的成员增加了收入，年收入从低于40美元上升到360美元，仅七年间便增长了9倍。

增加水稻生产

水稻是受益于绿色革命技术的第一个作物，但其生产水平的增长速度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放慢，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

　

国际水稻委员会与其它国际、区域和国家组织及研究所合作，发起了一项活动，拟在可持续基础上扭转水稻生产的下降趋势。该活动的关键内容包括：

　

·对在中国以外发展和利用杂交稻提供技术支持；

·在非洲将改良的水稻技术迅速转移给农民；

·水稻作物综合管理以达到可持续的水稻生产。

增加水稻生产的努力在西部非洲取得了巨大的效益，水稻是那里大多数人口的主食（见图表）。

西非水稻发展协会（WARDA）成功地进行了硬质非洲水稻品种与高产的亚洲进口种的杂交。 这个科学突破的后代即非洲新水稻（NERICA），其可胜过杂草的竞争，抗许多非洲害虫，并且耐病害、耐旱和耐酸性土壤。

研究表明，在该地区的高地和雨育低地上种植非洲新水稻能显著增加产量—仅需低投入便增产25％，很少量增加施肥可取得高达250％的增产效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指出，非洲新水稻的采用能使西部非洲每年增加产量25万至75万吨，使该地区每年节约高达1.87亿美元的进口费用。

收入多样化

孟加拉国的合作奶制品发展计划业已证明，一个良好的多样化项目能够提高收入和创造就业机会，从而改善粮食安全状况。此项目针对小型农场主和没有土地的农民，提供综合的技术、培训和基础设施支持，以改善并扩大牛奶的生产、收集、加工和分发。

此项合作谨慎地从4300户非常贫穷、没有土地的家庭开始。现已发展成为一个兴旺繁荣的企业，包括将4万个农民组织成了390个初级合作社。在合作社成员自己之外，项目已改善了大约30万个家庭成员的生活和营养状况，约有2000人在合作社、奶制品工厂和办公室获得工作。 来自牛奶的定期收入所得实际增加了十倍，达到每天0.65美元，有助于农户将收入提高至贫困线以上。

扩大小额信贷

突尼斯将小额信贷与社会安全网络结合起来，以帮助穷困的农村家庭、老年人和残疾人以及其他易受害群体。国家团结基金和突尼斯国家团结银行为小型生产者，特别是妇女，提供小额信贷。政府还保证了农民享有社会基本服务，提高了农村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以及保持了 基本粮食物品的合理价格。安全网络计划已经改善了114000个家庭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墨西哥亦完善了农村地区信贷的获得。1994年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政府设计了对农村直接支付计划（PROCAMPO），以便在自由贸易的15年过渡期中对农民提供帮助。此计划每年平均覆盖1400万公顷农田，惠及300万农民。仅在2000年，此计划就提供了超过10亿美元的支付，每公顷平均68美元。

　

该计划45％的受益者为小生产者；这些生产者先前无力进行投资以改善生产和收入水平。总之，此计划中每一个比索的投资产生了另外两个比索的收益。

实现食物权

在“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五年之后”上，182位国家和政府首脑或他们的代表重申，人人皆享有获得安全、富有营养食物的权利。首脑会议最后宣言邀请粮农组织理事会建立一个政府间工作小组，吸收利益相关者参加，负责详细制定非约束性的指导方针，以支持有关国家所作出努力，“在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逐步地实现获得足够食物的权利”。

　

1996年召开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作出不懈努力，力争将食物权由道德准则转变为国家和国际法规中明确规定的有约束力的权利。在国家水平上，20多个国家巳经把有关食物权的条款纳入宪法。例如，南非将粮食权利作为权利法案的一部分加入其宪法，所有经济和社会权利由法院依据南非法律宣布实施。

　

南非是2002年组织了国家研讨会、以探索在国家水平贯彻食物权的若干国家之一。其它已经或准备举办研讨会的国家有巴西、乌干达、马里、尼泊尔、挪威和德国。2002年举办的若 干研讨会的有益经验，将为其它国家开始同样的努力奠定基础。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回顾和促进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的进展

世界粮食安全政府间委员会（CFS）是联合国论坛，职责为监督实现1996年粮食首脑会议（WFS）目标的进程，以及建议为更迅速地达到目标而应采取的行动。在粮农组织总部罗马2002年6月6至9日召开的第28届会议上，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注意到饥饿人数的下降速度太慢，距实现在2015年前将饥饿人数减半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有很大的差距；

·鼓励各国更加密切地监测业已确定的进程，以实现2000年千年首脑会议所批准的所有“人类发展目标”；

·支持由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为减少和最后消除粮食不安全及贫困而联合建议的双轨制战略。该战略结合应急行动，通过长期措施鼓励农业、农村发展和可持续生计，从而使数亿饥饿人民获得粮食。委员会提出了提供来自当地生产的粮食援助计划，并以此作为“最大的协作”的例子；该协作在向饥饿者提供粮食的同时，也可扩展到市场机遇、农场产出和就业方面。

·为了给下星期“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五年之后”即将发出的号召打下基础，各国应建立非约束性的指导方针，以便做到“在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逐步地实现获得足够食物的权利”。

致力于解决冲突和粮食不安全的共同风险因素

冲突是粮食不发全的一个最常见的诱因。人们流离失所和农业生产及粮食分配系统的破坏，导致成千上万的民众处于饥饿和饥荒的风险之下。2001年和2002年第一季度，在遭受异乎寻常的粮食危机的44个国家中，有15个是因战争和国内冲突所致。 反过来，粮食不安全也可能引发或加剧冲突，尤其在与其它打击和压力混合的时候。粮食不安全与冲突之间的联系暗示了粮食安全和冲突预防计划的同等重要意义。

冲突是粮食不安全的诱因

冲突对粮食安全的一个最直接的影响是人们的流离失所。2001年，共有1200多万难民，2500万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人民 （IDPs），还有陷于战争地带之困境的未知数目人民。这些人大多需要临时的粮食救济，直到他们返 回自己的国家和田园或找到新的生计。2000年，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粮食援助的受援者当中，有30％以上是难民、无家可归者和返回者。

　

冲突还是结构性粮食不安全的主要原因。武装冲突常常使农民不能生产粮食，而且，由于对交通、贸易和市场的破坏，也切断了获得粮食供应的渠道。根据粮农组织的资料，在1970至1997年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冲 突导致了近520亿美元的农业损失，这个数字相当于受冲突影响国家接受的全部官方发展援助的75％。对所有发展中国家而言，估计的农业生产损失为年平均43亿美元—这足以将3.3亿营养不足人口的食物摄入量提高到最低需要的水平。

　

经常伴随着干旱的冲突，引发了自1980年以来非洲七次饥荒中的六次。早期预警和应付通常能防止因干旱和其它自然灾害而产生的饥荒。但在战争地区情况则截然不同，那里缺乏安全，且交通和社会网络的破坏阻止了救济援助的交送。

粮食不安全和冲突的潜在风险因素

虽然可以确定并在一定程度上量化冲突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但是目前的事实表明，粮食不安全对冲突的作用方式更具间接性。已有的证据表明，粮食不安全和冲突趋向于发生在同一地点（见图表），两者都是一系列相同风险因素的后果（见图）。

有些分析家认为，与粮食不安全紧密相关的不发达和贫困，使国家更具冲突倾向。作为证据，他们指出这样的事实，即近年来80％的战争和国内冲突部发生在排位于《联合国人类发展索引》（HDI）下半部分的国家中（见地图）。

　

其他人主张，对社会不公的客观度量，诸如不平等、缺乏民主和种族、宗教分割，对于冲突风险没有系统性的影响。对1965至1999年的国内战争的一项分析断定，造反者相信通过战争他们可以过得更好，冲突风险主要与这一点有关。

　

还有些人强调，在许多近来的国内战争中，迅速失去生计是一个重要的共性。幻想破灭的、失败的年轻人以及不能在生活中达到其先辈成就的人，容易被军阀廉价地招募到战争中。

　

导致粮食不安全和冲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环境中资源的贫乏。自然资源退化或消失、不平等的分配和人口压力会引发对于稀缺资源的竞争，特别是耕地和水源。加剧的资源竞争 可能促使农民放弃可持续的方式并不顾一切地努力开垦边缘土地，以便保障他们的收入和供养其家庭。当这个过程导致了贫困加剧、大规模迁徙、社会矛盾尖锐化以及公共机构削弱时，枯竭的环境 和随之而来的粮食不安全便成为产生冲突的沃土。

共同风险需要协调一致的行动

粮食不安全和冲突由一系列共同的风险因素引发，这些因素还可能恶化。如果要减少与战争有关的饥饿，不使发展援助消耗在冲突中，而且粮食不再无意地成为冲突加剧的因素，那么在具冲突倾向地区，就需要协调一致的努力，使冲突预防成为粮食安全和农业政策及计划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具冲突倾向地区，评估和解决冲突及粮食不安全的共同风险因素以及生计的动态变化，可以作为防止冲突和减少饥饿的机制。

　

解决共同风险因素的措施

·将冲突预防和缓解措施与区域粮食安全策略和政策相结合。

·在具冲突倾向的国家中，粮食安全和农业投资项目上的冲突预防应是主要任务。

·分析各个易受害生计群体以鉴别其间的差异，这些差异有可能引发冲突。

·实施一些计划以便将因资源和利益而引发的敌对减到最小程度，以鼓励竞争的团体或群体间的合作。

·包护自然资源基地，通过有效的、可持续的公共机构促进平等地使用资源。

·将冲突分析和冲突指标纳入到传统的粮食安全预警系统之中。

·在资源匮乏地区监测潜在的危机，特别是：主要生计系统的状况；主要社会或政治团体的利益和关注；社区、国家水平或国际组织充分准备以防止饥饿和冲突，并为资源贫困家庭提供支持服务。

·评价粮食和农业项目对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冲突中的位置及冲突自身发展的影响。

正视营养不良的根源：微量营养素缺乏的无形挑战

全世界有20多亿人口因缺乏微量营养素而营养不良，这通常被称为“隐形饥饿”。他们的膳食供应缺乏足够数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例如维生素A、铁、碘、锌、叶酸、硒和维生素C。缺素症的发生通常是由于他们的习惯膳食缺乏多样 性，而且未能包括足够数量的肉类、乳制品、鱼、水果和蔬菜，因为这些食物是诸多微量营养素的最好来源。

　

微量营养素是人类生长、发育和发挥正常机能所必需的。三种最常见的微量营养素营养不良症为维生素A缺乏、缺碘和缺铁。在发展中国家，微量营养素缺乏通常并非孤立出现，而是与诸多因素并存。

　

儿童和妇女最易受到微量营养素缺乏的危害，因为微量营养素对于儿童的正常生长和发育至关重要，而妇女则是因为她们需铁量较大，特别是处于分娩年份和怀孕期。

　

患有维生素A缺乏症的儿童数量约在l亿至1.4亿之间。该数目包括每年200万以上患有视觉症病的儿童，其中估计有25万至50万儿童永远失明。

　

维生素A缺乏还削弱人体的免疫系统，大大增加了患病并死于儿童常见传染病的风险，例如腹泻和麻疹（见图表）。

　

　

　

缺碘的最具破坏性结果是智力下降。全世界约有2000万人口因缺碘而患有智力缺陷，其中包括每年患有不可治愈脑损伤的10万新生儿，这是由于其母亲在怀孕前及怀孕期间缺碘所致。

　

缺碘和因缺碘而导致的贫血症是各种微量营养素营养不良症中最常见的疾病。贫血症导致疲乏、头昏眼花以及出力之后气喘吁吁。

　

患有贫血症的儿童精力较难集中，而且没有活力进行玩耍和探索行为。对于成人，贫血可使工作能力和生产力下降10－15％（见第11页的图表）。还有，贫血加大了怀孕妇女分娩时的死亡风险，在亚洲和非洲其占母亲死亡数目的20％以上。

　

减少微量营养素缺乏的三个主要战略是膳食多样化、食品强化以及补给品。

　

通过改变膳食并加大富含营养食物的多样性，可基本消除微量营养素营养不良。增加家庭菜园、社区鱼塘以及促进家畜、家禽的生产，均有助于增加膳食的多样性，与此同时还可提高粮食供应和收入水平（见有关膳食多样化的插文）。

　

　

另一个基于食品的重要战略是食品强化。这一计划最为成功的范例为含碘食盐的强化（见插文）。向大众提供其它微量营养素，也可采取将其添加至广泛消费食品中的办法，例如牛奶和面粉。此外，近来在作物育种和生物技术上的进步已经扩大了“生物强化”的前景—即培育出富含微量营养素的作物 （见插文）。

　

补充措施包括微量营养素缺乏的处理及预防，其是通过发放胶囊、药片、糖浆或其它制剂。在缺素症十分严重而且生命垂危时，或者是在正常摄取所缺的微量元素受到限制时，这种药物措施是可选的方法。采用高剂量的维生素A补充法可以使急性麻疹的死亡率下降50％以上。

　

消除微量营养素缺乏症的成功行动通常是综合地使用这些对策。例如，通过在饮食中增加富含营养的食品并强化主要食物的营养含量，可以促进维生素A的最佳吸收，与此同时，还 可在易受害地区的高风险群体中采取补充措施。

土地改革和安全的土地占有权：粮食安全及可持续农村发展之关键

为乡村贫困者提供安全的土地使用是实现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世界上约有四分之三的贫穷和饥饿人民生活在发展中世界的农村地区。意料之中的是，极度贫困和饥饿者主要集中在那些无地或拥有的地块过小而无法满足其需要的农民当中。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30％以上的乡村贫困者均属无地。在孟加拉国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有一半以上的无地和近乎无地的乡村家庭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相反，拥有土地3公顷以上的农民中仅有10％处于极度贫困中 （见图表）。许多其它研究的结果业已证实，丧失土地或减少使用的土地均直接导致收入及可获得粮食的减少。

　

　

对于乡村地区的穷人及饥饿者而言，土地资源的获得往往处于不仅不足而且不安全的状况。许多农民是作为佃农或小佃农而进行耕作。贫困的小农始终面临着这样的威胁，即他们可能要被迫卖掉其土地及其它财产，以便买粮充饥。

　

缺乏安全的土地权利将使贫困及饥饿永远存在，而且反之亦然。粮食不安全性往往驱使贫困的农民作出一些可能危及他们持有其土地能力的决定。那些竭力养家糊口的农民常常被迫在短期生存与长期经济及环境对持续 性之间作出抉择—例如，在购买粮食或肥料之间、或者在种植糊口维生的粮食还是种植可能盈利的经济作物之间作出抉择。在智利、危地马拉和巴拉圭开展的研究发现，出口的非传统作物的迅速增长将导致处于粮食不安全的小农大量地丧失其土地，因为这些小农无法或不愿意从生存型粮食生产转向经济作物的生产。

　

安全的土地占有权也是可持续性所必需的。不拥有通常可用作抵押品的土地，小农往往就无法获得信贷，而信贷则是他们维持并改良其土地所需要的。这也使得他们无法树立起他们可 以自力更生的信心，因为他们有可能就会失去其土地之权利。无法在土地改良及用水管理上进行投资，将导致土地退化与水土流失，从而对数亿人口的生计和未来的粮食安全构成了威胁。

土地改革与减少贫困和饥饿

诸多研究证实，改善土地使用权将对减缓贫困和饥饿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印度开展的一项详细研究发现，“土地改革与减少贫困之间具有密切相关”。该研究调查了1948全1990年间邦一级致力开展土地改革的历史，并在开展了极有意义土地改革的邦与未开展土地改革的邦之间，对减缓贫困的比例及整个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证实，土地改革显著地减缓了乡村贫困并促进了农业工资的增长。在乡村贫困中占主体部分的小农和无地 劳动者均从中受益。

　

对20个发展中国家资料的研究结果也发现，不同的贫困水平有69％是因土地所有权的集中所致。

　

粮农组织的资料分析表明，粮食安全与土地分配也是密切相关的。在过去的二十年中，1980年开展了土地更加平等分配的发展中国家在减少饥饿发生率上取得了较快的进展（见下页的图表）。

土地改革与生产力的提高

促进上地的获得以及减少土地所有权的集中而产生的利益远远超出农民自身的益处。贫困地区小型农场的生产力及其效率往往高于大种植园（见图表）。小农之特点使其在耕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力。他们在其小块土地上每年很可能种植一季以上的作物。他们很少会使田园处于空闲状况，而大种植园却往往如此。

　

例如，在巴西面积大于1000公顷以上的大种植园中，种植作物的土地面积还不到15％。在巴西东北部地区的研究发现，10－50公顷小农场的每公顷产量往往比占地100公顷的农场高出5.6倍。在其它国家中发现，小农场每公顷的产量一般是大商业农场的2－3倍。

　

即使是无地的贫困农民也从更加平等的土地分配中获益。小农场每公顷雇用更多的工人。而且他们创造的收入更可能是用在当地的非农产品，这样也为无地和有地的穷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些影响将扩大到整个国家。世界银行对土地分配及国内生产总值的分析结果表明，土地分配较为平等的国家获得了较快和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见图表）。

　

　

土著人民的权利
拉丁美洲若干国家实施了重要的计划以承认和保护土著人民的土地权利。尤其是在低洼地，大片土地已被视为不可剥夺的领土；这些土地属于土著居民集体所有，在有些国家还由土著居民自己管理。土著居民安全的土地占有权已被公认是有效地保护和可持续管理热带森林的重要前提。
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最早采取在环境机构与土著当局之间签订正式协议，以便共同承担保护区的管理责任。在高原地区，土著的土地所有权利高度分散，这使得集体所有的承认较为困难。但是有些所有权项目已被证明是成功的。
成功的关键包括了基本研究。这些研究充分考虑了土著的土地占有权，并得到了土地机构的支持，而这些土地机构不仅具有政治意愿也具有界定土地及土地权利的能力。土著社区还通过绘制它们自己的地图，以详细阐述其传统的土地利用、占有以及自然资源管理的知识，为可持续发展开展了创新活动。

　

妇女的权利
在发展中世界的多数地区中，家庭和社区所消费的粮食大多由妇女生产。但是妇女对其所耕种的土地很少拥有安全的土地占有权。例如，在印度、尼泊尔和泰国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拥有土地的妇女农民还不到10%。
虽然传统的土地所有制几乎不直接地向妇女授予土地所有权，但她们往往保护其耕作及管理足够土地的权利以满足其家庭需求。在许多情况下，目前连这些权利也逐渐地受到侵蚀；这是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耕地缺乏以及那些不承认传统所有权做法或不承认妇女对农业之贡献的所有权计划所导致的。
改善妇女获得土地是提高粮食安全和可持续生产所必需的。 缺乏安全的土地占有权，妇女在改良其耕种的土地并进行新技术的投资上就没有抵押品以及安全感。而且许多研究也证实了妇女对其土地的贡献更大，并为主要食物的生产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创造更多的收入以满足其家庭之需求。

新的方向及趋势

拥有土地权利的人们要比那些仅拥有部分使用权利的更能享有可持续的生活。而拥有部分权利人们的经济状况通常又比无地的好得多。为了促进农村发展，许多国家正日益重视完善土地的获得并增加上地权利的安全性。

　

上地占有改革一直被列于国际议程之上。然而，现代的改革并非采取传统的由上至下方法，而是强调共同参与和分权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以贫穷的群体、特别是本土的群体以及妇女为目标（则插文），并促进土地的市场交易，包括租赁。

　

为发展而筹措资金：减少饥饿和农业发展之关键重点

联合国于2002年3月召开的发展筹资首脑级会议，标志着对2000年9月《千年宣言》所确定目标的承诺上了一个新水平。这些《千年发展目标》重申并强化了国际社会在20世纪九十年代所召开的一系列大会和首脑会议上所做出的承诺。减少人类的痛苦并促进社会发展是这些承诺的核心。而且，在2015年前将极度贫困和饥饿人数减半成为了重中之重的目标。

　

发展筹资会议提议在诸多领域开展一些具体行动，其旨在为发展和减缓贫困增加筹资的水平。

　

位于罗马的、涉及粮食、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三个联合国机构提出了令人瞩目的论点，其旨在将优先重点置于减缓饥饿和支持农业及农村发展。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通过文件，阐述了饥饿对个人生产力乃至整个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这些文件清楚地表明，如果不解决饥饿问题，实现其它目标（例如普及教育、孕妇健康、环境的可持续性）的前景势必受到影响（见第 10-11页）。

　

位于罗马的机构还提供了诸多事实，以证明战胜饥饿和极度贫困必须重申和扩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承诺。总之，发展中国家约70％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其生计均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农业。在那些饥饿极为普遍的国家中，对农业的依赖性更大（见图表）。因此，农业部门的增长是减缓饥饿、确保粮食安全必不可缺的。

　

饥饿十分普遍而农业投资滞后

有关发展中国家农业上的私人投资、公共支出及外部援助的资料表明，越是那些饥饿和贫困极为普遍的国家，其农业部门所得到的投资及支持反而越少。

　

促进农业部门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大多来自私有资源，主要是农民自己。对发展中国家初级农业中每个农业工人的资本存量的调查表明，与那些业已致力于减少饥饿的国家相比，在那些营养不足发生率很高的国家中，该资本存量相当低下而且停滞不前 （见图表）。

此外，投资的差距日益加大。自1975年以来，在减缓饥饿上取得良好成就的国家中，其农业资本存量一直强劲地上升。在其它所有范畴中，如果从总体上讲，投资几乎没有增长。在那些营养不足人数占总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家类别中，在过去的25年来以不变价格计，初级农业的资本存量值一直下降（见图表）。

　

公共投资并未反映出农业之重要性

在基础设施、农业研究、教育及推广上的公共投资是促进私人投资、农业生产及资源保护所必需的。

　

但是，发展中世界在农业及农村发展上公共支出的实际情况，并未反映出农业部门对其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之重要性。事实上，在那些饥饿比例最小的国家中，政府在农业上的支出十分接近于该部门经济重要性的相应情况。对于营养不足极为普遍的国家组而言，政府投入到农业的支出比例下降至远远无法反映该部门在经济中的重要性。

　

发展之趋势也令人担忧。在20世纪九十年代大部分时间中，农业趋向指数 （按农业占整个公共支出的比例和农业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计算）在营养不足发生率最低的国家中呈上升趋势，而在饥饿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中，该指数却下降。

发展援助并未以最需要的国家为目标

发展援助对于非常贫困的国家至关重要；这些国家在筹集国内的私人及公共储蓄而用于投资上的能力极为有限。发展援助对于农业尤其重要，因为外国私人投资大多均回避在农业上投入。此外，按不变价格计，在1990至1999年间，对农业的官方发展援助令人吃惊地下降了48％。

　

有资料表明，农业外部援助（EAA）并未按照需要进行分配。1997－99年间的农业外部援助数据表明，在营养不足者低于人口5％的国家中，其每个农业工人所接受的援助是营养不足者高于入口35％的国家的三倍以上。此外，虽然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所有类别中每个农业工人的农业外部援助均下降了，但营养不足发生率极高的国家所承受的打击最大。在这些国家，农业外部援助按不变价格计下降了49％；该水平还不及饥饿发生率最低国家每个农业工人的农业外部援助水平的40％。

　

信息是十分清楚的。将足够的资源导向农业和农村发展，将提高生产力、增加就业机会以及粮食的获得，特别是在那些饥饿极为普遍的农村地区和国家。许多这样的国家极度渴望可供投资的资源。向它们提供的国际援助首先应从 永久地解决债务问题着手；这些援助应切实地显示出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的承诺正在被兑现。

将减缓饥饿引入正轨—应采取什么措施？
为了加快减缓饥饿和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WFS）目标的进展，粮农组织估计，在五个优先领域中，每年大约需要240亿美元的额外公共投资。这些投资应将重点置于那些拥有大量的营养不足人口的贫穷国家。
此外，辅之良好政策框架的建立，预计这些额外的资源将促进私人投资，并将致使饥饿和贫因得到实质性和可持续性的下降。该方案预计，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每年至少会产生1200亿美元的效益，这将是数亿人民获得更加长寿、更加健康、更具生产力的生活所带来的结果。
该一揽子方案旨在提高生产力（包括向受饥饿煎熬的人民直接提供粮食援助）、强化知识以及保护可持续性的资源基础。为这一计划筹集资源或多或少要在官方发展援助与受援国的预算之间进行平等分摊。
该方案概述的忧先领域和估计的年度投资量包括如下：
·提高贫困农村社区的农业生产力—每年23亿美元；
·促进可持续自然资源利用—每年74亿美元；
·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及市场准入建设的投资—每年78亿美元；
·支持农业研究和推广以及营养教育—每年11亿美元；
·改善最需要者直接获得粮食的方法—每年52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