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动物疫病防控全球伙伴关系计划”（GPP-TAD）介绍开幕讲话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博士
28/11/2025
各位现场或是线上与会的成员国常驻代表，
各位同事，
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之所以相聚于此，是要共谋思路、共绘蓝图、共促落实。
今年年初，发生了一件出乎预料的事情。对此，我已多次公开表示，我从不轻易抱怨，但凡有所怨言，那一定是必须正视的重大问题。
解决问题，我不遗余力，因为我知道抱怨本身解决不了问题。抱怨，更多是情绪的宣泄，有时或许有其心理价值；但作为领导者、管理者，如果沉溺于抱怨，往往会引发不必要的误解，甚至造成误判。
我的一贯原则是：保持冷静、深入思考。无论面对的是大危机还是小挑战，都应着重分析其中蕴含的真正机遇。
正是在这样的思考框架下，从今年五月启动相关工作，并在联合粮农组织部长级大会之后全面提速，六个月之后，我的团队已将这份《信息说明文件》呈现在各位面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刻意没有使用“磋商”这一表述。原因很简单：过去四年间，已经进行了过多不必要、缺乏实质产出的非正式磋商。
各位将在《信息说明文件》中清楚看到，过去六年来，治理机构各类会议所消耗的资源。我们必须更加严肃地对待效率和效能问题，尤其是在治理机构运行层面，必须下决心推动改进、实现转变。
原财政委员会主席现已出任理事会独立主席，这是一个系统性激活和重塑理事会运行机制的重要契机，使其真正回归正轨，运行更加高效、决策更加有力。
感谢各位出席今天的“跨境动物疫病防控全球伙伴关系计划”信息会。我要强调，这个全球伙伴关系计划，简称GPP，绝非徒有其名！
我还特意去问了 DeepSeek：“什么是 GPP？”结果让我颇感意外——在联合国体系内，几乎找不到任何正式文件或机制使用“GPP”这一缩写。
唯一检索到的相关内容，是一篇关于土壤和水资源管理的学术论文。无意之中，我们促成了联合国体系内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伙伴关系机制的诞生。
“跨境动物疫病防控全球伙伴关系计划”是一个面向未来、立足现实、由成员国主导的新型机制。
我多次强调：改革必须有其道，循道而行才能推行真正的、深层次的改革，而不是做简单的数字加减法。
“跨境动物疫病防控全球伙伴关系计划”的创立正是源于这一深刻共识：跨境动物疫病，已经成为全球粮食安全、经济稳定和贯彻“同一个健康”方针面临的最紧迫威胁之一。
现如今，跨境动物疫病传播速度更快、影响范围更广、破坏程度更深。
它们不受国界或政治立场约束，无论国家制度、国力强弱，都无法置身事外。
二十多年来，粮农组织跨境动物疫病应急中心持续担纲动物卫生工作的行动支柱。
过去二十年间，美国始终承担着这一机制运行与发展的绝大部分预算支持。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如今，各位应当仁不让，勇挑大梁。我曾半开玩笑地对法国大使说过，法国既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也是二十国集团成员；还有今天在座的巴西、印度，以及中国、沙特，再加上同为二十国集团重要成员的欧盟，各位既居其位，就应谋其政、尽其责。
这正是二十国集团可以、也必须发挥的领导作用。如果二十国集团成员没有担当，那这个集团也是名存实亡。印度、印尼、墨西哥、阿根廷和南非，你们重任在肩；同时身为七国集团成员的美国、加拿大和日本更是责无旁贷；俄罗斯和土耳其也应在这一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我衷心希望，二十国集团能够以此为契机，真正展现其全球治理中的引领作用。跨境动物疫病只遵循自然规律，它们不受限于国界、不讲政治、不分阵营。
今天的主题是跨境动物疫病，但我们的讨论范围还延伸至跨境植物病虫害。我们将很快推出“跨境植物病虫害防控全球伙伴计划”，以系统性方式应对这一同样严峻的挑战。
然而，在全球风险持续加剧、加速叠加之时，近期的资金削减却将我们的核心能力暴露于重大风险之中。
我们绝不能允许几十年时间积累起来的能力、经验和知识体系毁于一旦。包括美国在内的粮农组织成员国为这一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我们当铭记于心。
我曾多次走访非洲各国，亲眼见证当地在动植物检疫领域的能力发展和实验室网络建设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保持这一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我们绝不能坐等下一场危机暴发之后才亡羊补牢。提前防控的成本远低于事后应对的代价。
正因如此，疫情大流行防范基金决定向粮农组织提供支持，批准向粮农组织牵头实施项目拨付1.24亿美元资金。
在此，我要特别致敬助理总干事、畜牧生产及动物卫生司司长塔纳瓦·天信先生。在他的领导下，粮农组织得到了疫情大流行防范基金的高度认可。
但跨境动物疫病防控不是畜牧生产及动物卫生司一个部门的责任，其他司局以及粮农组织各国代表处都应共同参与、协同推进。
1.24亿美元不是一笔小数目，尤其结合我们当前所处的关键窗口期，我们必须持续发力，用实际成果充分证明：粮农组织具备过硬的技术能力，拥有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
相较于疫情大流行防范基金接近1000亿美元的认捐总额，1.24亿美元似乎只占其中一小部分。但基金的启动规模仅为100亿美元，目前已落实约5亿美元。
而在这5亿美元中，粮农组织获得了高达1.24亿美元的支持！
在此，我要向畜牧生产及动物卫生司表示热烈祝贺。相信在天信司长的带领下，在全体资深员工日以继夜的共同努力下，粮农组织将一如既往，值得信赖、善于交付、勇于担当。
与此同时，全球对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需求仍在持续增长。
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展开过多，但有一个基本事实必须清醒认识：到2050年底，全球人口将接近100亿。有人可能认为这还很遥远，但实际上，距今只余25年。
农业生产具有不可压缩的时间周期。肉牛饲养至出栏通常需要36至48个月，生猪生产周期也在18个月左右。果树生产周期更长，有的需要5年、10年，甚至20年才能进入采收期。这正是农业的现实逻辑，也正是我们必须前瞻思考、及早布局的根本原因。
当前，畜牧业支撑着全球超过十三亿人的生计，约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水产养殖则提供了全球一半的水产品和淡水鱼类。
我曾对粮农组织助理总干事、渔业及水产养殖业司司长曼努埃尔·贝瑞吉表示，鱼类同属动物范畴，人为割裂其属性只会使工作持续陷入碎片化的局面。我们必须以整体视角推进工作，真正实现“同一个粮农组织”。
将鱼类疾病纳入动物疫病防控总体范畴，就可以从疫情大流行防范基金中获得一定比例的支持；如果渔业司仅凭一己之力，很难获得1500万美元或2000万美元规模的专项资金支持。
正因如此，我一直强调，我们必须回归生物学的基本逻辑来开展工作。贝瑞吉助理总干事曾长期从事教学工作，我很高兴看到他如今身体力行，把曾经向学生系统讲授的科学原理转化为切实行动。
畜牧业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蕴含改善营养、创造就业和发展经济的巨大潜力，对低、中收入国家尤其意义重大。但即便是在意大利这样的高收入国家，水产品供应结构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水产养殖比例不断提升这一新趋势日益显著，因为仅依赖野生捕捞不可持续。
最有效的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IUU）捕鱼活动的方式是转变发展路径。
如果不改变消费习惯，市场需求仍然集中于野生捕捞产品，那么IUU捕捞就始终存在获利空间。一旦从源头遏制消费需求，就不会形成IUU捕捞的经济激励。但现实中，欧洲国家往往只注重强令禁止IUU捕鱼。
如果消费端不再提供市场准入空间，野生捕捞产品自然也就失去了进入欧洲这一全球成本最高市场的动力。
只要将野生捕捞水产品的消费比例降低5%，就可能带来野生捕捞总量下降10%，这5%的空白可以由水产养殖产品来填补。鼓励水产养殖发展至此也就水到渠成。
许多人对“天然”野生鱼存在误解。事实上野生鱼类肌肉发达，肉质往往更为粗老；相比之下，经过科学养殖和严格质量管控的水产养殖鱼类，肉质更加细嫩、可口，更符合现代营养与食品安全标准。同理，野生的鹿肉或羊肉并不如人们所想的那样美味适口。野山羊在适宜环境中进行一段时间的科学饲养后，肉质会大幅改善，更为细嫩。
在我本人担任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期间，就曾从中国南方引进生长周期较短的牛犊和山羊，在宁夏当地进行饲养。宁夏地处干旱地区，当地饮用水碱性较高，水质条件改变了肉类风味，造就了优异的肉羊品种。这正是以科学为依据、因地制宜优化生产的具体实践。
我也想借此机会提出一个目标，希望能在贝瑞吉助力总干事退休卸任之前见证欧洲将野生鱼类捕捞量减少5%的目标，其产生的积极影响将极为深远。
这一转变，并不需要冗长的政策文件、复杂的磋商程序或大规模新增投资。只需以餐饮业为切入点，明确引导餐厅改变食材取向：拒绝野生捕捞，优先水产养殖。
许多餐厅采购的是养殖水产品，却以“野生捕捞”为名进行销售。而贸易扩张、动物调运频繁以及气候危机的影响，进一步放大了跨境动物疫病的风险。
一次疫情暴发，可在短短数日内抹去多年的发展成果，可能重创小农户、扰乱国际贸易、挤压财政预算、加剧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甚至存在向人类溢出的风险。
正因如此，粮农组织与成员国在过去多年持续投入，系统性建设强大而有韧性的动物卫生体系。
现在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赶在下一场危机来临前，保护好既有成果，并进一步扩大成效，而不是等到危机真正暴发、直接冲击日常生产之后，才被动应对。
畜牧生产和动物卫生工作必须落实到每天的常态化管理。
粮农组织长期坚持为农民提供日常技术服务，尤其关注小农户的需求。跨境动物疫病，如非洲猪瘟，一旦防控失当，后果并不止于疫病本身，更会直接触发进口限制、出口中断。
我知道畜牧生产及动物卫生司在与成员国沟通时，会尽量避免使用“疫情大流行”等表述，以防造成恐慌。
也许未来10年、20年都不会发生一次重大疫情——就像蝗灾的暴发周期是25年。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持续发展蝗灾防控能力？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这正是粮农组织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独特价值所在。我们长期投入、提前布局，夯实技术能力，二十年磨一剑。一旦有需要，我们能够立即提供专业服务和解决方案。这是我们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
欧洲几十年没有暴发危机，没有经历疫情，误以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但二十年后会却发现，尽管坐拥有先进技术和一流科学家，你们的体系能力却已经流失。现实是，没有任何国家是绝对安全的，没有任何成员拥有免疫特权。
女士们，先生们，
针对成员国在今年七月召开的粮农组织部长级大会上所提出的指导意见，“跨境动物疫病防控全球伙伴关系计划”是我们对此呈交的明确答案，也切实回应了各位成员的关切。
这一计划将有力支撑粮农组织持续履行其核心职责：将跨境动物疫病防控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加以推进，预防与控制齐头并进。
第一，创新的伙伴关系。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应对跨境动物疫病。通过这一计划，粮农组织将汇聚各成员、开发银行、区域组织、私营部门及慈善伙伴，协同配合，降低风险，完善体系，共同预防下一次危机。
计划协调秘书处将设在粮农组织畜牧生产及动物卫生司。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项目制伙伴关系，而是一个强调团结协作、责任共担、投入可持续、资金可预期的合作平台。
它将确保资源条件较为充足的国家支持能力相对有限的国家，确保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
第二，协调行动的整合体系。
该计划立足粮农组织二十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实现系统性跃升，把早期预警、前瞻行动、应急准备和快速响应有机整合为一个完整闭环。
这一体系将粮农组织的技术优势与前沿创新深度融合，包括：
- 利用数字化工具实现更快检测；
- 基于人工智能的风险预测；
- 更强大的实验室网络；
- 现代化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这里需要作一个概念上的澄清：英语中safety和security都有安全之义，但bio-safety主要关注生物技术应用及其潜在风险，例如转基因生物及相关不确定性，强调风险的性质；而bio-security则更多涉及定量管控。作为一名科学家，我遵循国际科学界二十多年前形成的共识，使用bio-safety这一概念。
- 疫苗接种策略；
- 推动公私部门共同投资的新型业务模式。
通过这一系列举措，我们将实现从“事后应对”向“源头预防”的根本转变。
同时，本计划还将建立全球监测体系，这再一次证明，粮农组织拥有全面的技术专长，集预防、控制和监测一身，也是本计划独一无二的创新优势。
第三，国家主导的机制。其基本原则十分明确：国家主导实施，粮农组织负责统筹赋能。
计划将贯通三个层面：
- 在国家层面，各国通过国家平台或卓越中心实施国别行动计划。依托粮农组织现有的参考中心网络，并结合粮农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中心的技术优势，系统提升能力建设和人才培训。这一联合中心在联合国体系中独树一帜，以双方实体运行的联合实验室为支点，切实服务最需要支持的发展中国家，并紧密对接其国家重点和价值链布局。
- 在区域层面，设立跨境动物疫病区域中心，统筹跨境协作，协调监测标准，强化防范能力。
- 在全球层面，建立由粮农组织总干事主持的新型全球协调机制，负责战略对齐、信息研判和资源动员。
这一架构既牢牢维护国家自主权，又确保全球行动步调一致、形成合力。
第四，可持续的长期影响。对成员国而言，这意味着：
减少疫情暴发
减轻贸易中断；
降低经济损失；
缓解健康风险；
同时创造更多可持续增长机遇。
女士们，先生们，
“跨境动物疫病防控全球伙伴关系计划”旨在守护过去数十年来来之不易的投资成果，推动建设更高效、更包容、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农业粮食体系，
并全面落实“四个更好”，其中首要任务是更好生产。
始终从更好生产入手，才是正本清源。如果眼光只局限于动物疫病防控，行动也就仅止于应对抗微生物耐药性或人畜共患病问题，而这绝非畜牧生产的根本大计。
粮农组织畜牧生产及动物卫生司和渔业和水产养殖司的核心职责，应当是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动物蛋白，包括鱼类在内。
不是依赖野生捕捞或捕猎。要停止猎捕野生动物，那就不要食用野味——需求消失，猎杀自然终止，这个逻辑清晰无疑。
未来20年是粮农组织迈向百年华诞的进程中系统性强化、现代化并巩固跨境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重要窗口期。我并不奢望自己还能亲历下一个80周年，但对未来20年作出合理化、前瞻性布局是务实可行的。
将危机转化为机遇，破解不确定性，开创众志成城新局面的机遇期就在眼前。
今天的介绍会不单是向各位通报这一全球伙伴关系计划的基本情况，更是向各位发出合作共建、担当作为、引领方向、团结奋进的诚挚邀请。
各位的指导将决定全球伙伴关系计划的最终设计；各位的参与力度将决定其雄心高度；各位的承诺投入也将决定其最终影响力。
我鼓励各位抓住机遇，在2026年5月中旬前加入本计划；届时，随着上半年区域部长级会议的结束，申请窗口也将关闭。
关于全球伙伴关系计划，我有几点设想。第一，我将在各区域会议界会上持续推广这一计划，直接与各国部长、副部长进行沟通，鼓励他们发挥主人翁精神，和衷共济。
第二，这个包容性的伙伴关系架构有四类参与对象。
第一类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粮农组织小岛屿国家、内陆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办公室姚向君主任负责推进，共涉及约90个粮农组织成员国。这类国家参与本计划无需出资。
尊敬的Yaya Olaniran大使阁下，尼日利亚作为非洲最大的国家，如果您能说服贵国部长每年为这一计划贡献100万美元，我们当然表示欢迎。但更重要的是，尼日利亚应当建立自己的跨境动物疫病专项基金，贵国无需为这一计划供资，而我希望你们能够以加入“粮农组织跨境动物疫病防控全球伙伴关系计划”为契机，向财政部长明确提出需要相应支持，以强化动物疫病监测能力。
所以对于第一类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而言，争取每年10万美元的单边投入，就可以为全球跨境动物疫病防控作出贡献。
印度体量巨大，但尚未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你们可以考虑设立10亿美元规模的基金，用于覆盖本国防控需求。贵国的农业部长可以运用比例思维，向财政部表明，按每人投入1美元用于跨境动物疫病防控计算，印度15亿人口对应总额15亿美元的单边基金规模。
第二类中高收入国家则应提供资金支持，如沙特、巴西和中国，墨西哥亦跻身此列。我已与墨西哥农业与农村发展部部长、前粮农组织拉美及加勒比区域代表胡利奥·贝尔德格以及墨西哥外交部部长进行了沟通，初步商定了未来四年每年100万美元的支持力度。
之所以设定四年，是为了给下一任总干事留出持续推进的空间。我始终坚信，为继任者搭桥铺路是我的职责所在。
因此，我希望各国至少先承诺前两年资金到位，待新任总干事到任后，再延续出资两年。
这意味着，未来四年内，中高收入国家将为计划供资提供保障，这将包括法国在内的大多数二十国集团成员，对收入水平不达标的二十国集团成员不做强制要求。
这种分层筹资模式，确保所有国家都能做出实质性贡献，既尊重各国能力差异，又强化了全球团结与共同抵御跨境动物疫病的防线。
我不会等到2026年6月1日才行动；我将立即启动新的管理与监督机制，全力推进落实这一计划。
第三类是多边资金机制和各类基金会。我将责成资源筹措司司长亚历山大·琼斯和应急行动及抵御能力办公室主任雷恩·保尔森，协同核心管理层，主动与其对接。他们可以自愿为部分成员国，或为协调中心提供资金支持。
这就是我设计的业务模式。
当然之后我们还将向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中国农业科学院、巴西农业研究公司(EMPRABA),、法国农业科学院(CNR)以及美国相关科研机构等所有愿意提供技术支持的伙伴发出邀请。
我也将亲自挂帅，推动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释放明确而强烈的政治信号。
当然，我也会与我的老朋友比尔·盖茨直接沟通，在我任期内争取他的进一步支持。
同时，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加勒比开发银行，以及意大利农业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也可以通过为计划出资释放政治信号。
我已一再强调，各位身为二十国集团成员的粮农组织成员国，你们应当发挥引领作用。此外，还请各位积极与首都沟通，我也会亲自接洽各国各部长。我与部长们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与农业部长们更是合作无间。
粮农组织已经蓄势待发，我们将依托包括国家代表处在内的全球网络、科学专长及丰富的业务经验，与各位携手并肩，共同守护全球动物卫生，捍卫公共利益。
共同建设更安全、更有韧性、粮食更安全的世界。
全球同心，其利断金。保护畜牧业、全球经济和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责无旁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