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工具箱

可持续利用政策

根据《国际条约》第6条,缔约方应制定并坚持促进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措施。此类措施是全球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利用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否则可持续利用活动可能受限或受阻。

因此,制定并有效实施适当政策对于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至关重要。

政策措施采取多种形式,关系到从地方到全球不同层面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方方面面,往往是原则声明、成套准则,或包含具体目标和行动的重点战略。虽然不一定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但政府机构制定并采用,为采取促进和实施行动实现目标和具体目标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机会。至关重要的是,制定和批准可持续利用政策应动员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包括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农民和当地社区,他们可以为政府决策做出贡献并参与其中。

制定支持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政策,不仅包括制定和采用新政策或加强现有政策,还应审查和修正可能无意中不利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活动的政策。一个典型实例是,仅认可正规种子系统的国家种子政策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关键在于,为有效实施政策,需适当能力建设支持,包括提供教育和培训、适当财政或其他激励机制、长期技术支持,以及为农民和当地社区赋权。

公共部门、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之间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有效合作与协调,也是成功实施和实现可持续利用政策的基础。同时还应促使利益相关方和公众认识到维持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多样性对生计和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在该主题领域下,信息资源归入以下四个政策主题领域:

(1)承认农民和当地社区作用;(2)保护和可持续利用;(3) 获取和惠益分享;(4) 可持续利用综合政策。

承认农民和当地社区作用的政策

承认农民和当地社区作用的政策

为有效实施《国际条约》可持续利用条款,需制定政策促进并推动农民和地方社区在维护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和实现其多样化方面的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以粮食和遗传资源形式为人类提供基本服务,还帮助人们实现种子安全、粮食和生计安全、改善营养和健康。例如,制定适当政策,支持农民品种认证并促销,承认农民权利,支持农民创新和地方种子系统,并促进参与式育种和作物改良。为使政策有效,关键是动员农民和当地社区参与政策制定的决策过程。

种子政策是帮助承认和促进农民和当地社区为可持续利用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发挥作用的重要手段。种子政策对于为农民和其他作物维护者提供适合其需求的优质种子至关重要。在许多国家,种子主要来源是当地种子系统,涉及个体农民和家庭之间以及更广泛网络内的交流,以及当地市场供应。社区种子库也在此类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种子供应过程和设施在为全球数亿人提供粮食和经济安全方面发挥根本作用,因此需制定政策予以认可和支持。许多国家的种子政策目前只承认正规或商业种子系统,但一些国家正在审查和修正政策,确保尊重农民和当地社区使用自我保存和当地交换的种子的权利。

粮农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政策

粮农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政策

制定生物多样性(包括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政策由来已久,最终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自1992年订立以来,《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已制定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实施其条款。此类国家生物多样性行动战略和行动计划重点在于建立保护区,保护重要生境和关键或旗舰物种,并制定作物遗传资源和受威胁物种的非原生境计划。 粮农植物遗传资源保护的主要途径历来是国际基因库设施。然而,《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国际条约》都强调野生和栽培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多样性原生境保护的重要性。因此,制定和实施支持原生境保护和农场管理的政策,对实现这两项条约的目标至关重要。制定此类政策时,实现原生境和非原生境方法的互补性,并为这两种措施提供充足供资至关重要。

获取和惠益分享

获取和惠益分享

获取粮农植物遗传资源以及公平公正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获取和惠益分享,是《国际条约》一项主要目标,这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协调一致。缔约方同意通过《条约》多边系统为获取对全球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64种作物的遗传资源提供便利,从而促进研究、创新和信息交流。除货币惠益外,多边系统分享的惠益还包括非货币惠益,如信息交换、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


因此,缔约方必须建立适当机制,促进获取属于多边系统的粮农植物遗传资源材料。

其他类型的惠益分享可通过私营植物育种公司、政府机构、国家和国际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当地农业社区参与的自愿举措实施。例如,参与式植物育种计划参与者通过分享知识、技能和遗传资源受益。在其他类型举措中,通过支持当地可持续发展项目或能力建设以及知识和技术转让等获益。

可持续利用政策纳入国家框架

可持续利用政策纳入国家框架

《国际条约》关于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标与其他若干国际协定、文书和框架一致,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二份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各国可采取措施将此类政策纳入现有国家政策框架,从而协调并加强各国为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采取的行动。

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3”旨在实现在生产系统中维护地方作物品种以及未充分利用物种和作物野生近缘种,包括进一步承认土著和地方社区及农民在维护原生境遗传多样性方面的作用。因此,支持粮农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具体措施的政策可纳入经修订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以便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3”的具体目标,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农业生物多样性计划,特别是“粮食和营养生物多样性国际倡议”。

根据《国际条约》第14条,《国际条约》与《全球行动计划》在目标实现方面具有内在协同作用,因为《全球行动计划》是《条约》的支持性组成部分。《全球行动计划》重点活动8-12“促进可持续利用,特别倡导作物多样化并承认农民品种”尤其相关。《国际条约》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也存在内在联系,特别是旨在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并促进可持续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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