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粮农组织特别研究要点

海藻工业的范围

引言
海藻工业提供了预计年产值为55-60亿美元的多种产品。人类消费的食品占了其中约50亿美元。从海藻提炼的物质 — 水状胶体 — 占剩余10亿美元的大部分，而小部分为其他用途，诸如肥料和动物饲料添加剂等。该产业年使用来自天然生长（野生）或培育（养殖）作物的湿重海藻750-800万吨。由于需求超过自然资源可以提供的量，海藻养殖发展迅速。约35个国家有商业收获，从北半球到南半球，从冷水域、温带到热带。

海藻分类
海藻可根据颜色被分为三个大组：褐色、红色和绿色。植物学家将这些广泛的分组分别归类为褐藻门、红藻科和绿藻纲。褐海藻通常为大型，其长度从20米长的巨型海带以及很厚、类似皮革的2-4米长的海藻到30-60厘米长的小型种类。红海藻通常更小，长度一般从几厘米到一米左右。红海藻不总是红色的：有时是紫色，甚至是褐红色，但由于其他特征依然被植物学家分类为红藻科。绿海藻也是小型的，与红海藻的大小相似。海藻也被称为大型藻类。其与微型藻类（Cyanophyceae）的区别是，微型藻类的大小为显微镜可见，通常为单细胞，最为知名的是有时出现的蓝绿藻水华并污染河流。天然生长的海藻通常是指野生海藻，以区别于养殖海藻。

商业海藻的来源和利用
作为食品的海藻
将海藻作为食物在日本可以追溯到四世纪，在中国追溯到六世纪。目前这两个国家和韩国是将海藻作为食物的最大的消费者。然而，由于这些国家的国民迁居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将海藻作为食物的需求也随着他们传到其他国家，例如在美国和南美的一些地方。过去50年中需求增长超过天然（野生）种群供应的能力。对这些海藻生活史的研究产生了目前满足市场需求90%多的养殖业的发展。在冰岛、爱尔兰和新斯科舍（加拿大），一种不同类型的海藻用于食用，市场正在进一步发展。法国的一些政府和商业组织已在推动餐馆和国内利用海藻，取得了一定成功。在一些有将新鲜海藻作为蔬菜和放在色拉中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在沿岸居民中存在非正式的市场。

海带属种类海带
中国是食用海藻的最大生产者，年收获约500万吨湿重。最主要的是海带，其来自上千公顷的褐海藻生产。海带原产日本和韩国，于1927年在北方城市大连偶然被引入到中国，可能是通过海运。在此之前，中国从日本和韩国进口其所需的天然生长的资源。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开发了养殖海带的方法，孢苗（“苗”）在育苗室冷水中生长，后期移植到在海中悬浮的长绳上。这成为大量沿海家庭的普遍收入来源。到1981年，海藻年产量为120万吨湿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由于一些养殖者将生产转到了更有利的但有风险的对虾养殖上，产量下降。到九十年代中期，产量又开始上升，1999年报告的年产量为450万吨湿重。目前中国的海带自给自足，并具有强劲的出口市场。
过去，日本的海带供应充分，主要来自可以获得几个天然生长种类的北海道的北方岛。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日本日益繁荣，需求上升；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养殖成为必然。目前，供应来自天然和养殖收获。韩国对海带的需求低得多，多数来自养殖。

裙带菜
韩国可食海藻的不同种类年生产量约为80万吨，其中约50%的是褐海藻的裙带菜。其养殖方式与中国的海带养殖相似。一些产品出口到年产量只有约8万吨的日本。在中国，裙带菜不如海带那样受欢迎；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每年养殖的裙带菜约为10万吨湿重，与此相比，同期年产海带为300万吨湿重。

鹿尾菜
鹿尾菜在日本和韩国是受欢迎的食品。产量来自天然海底，1984年韩国产量达2万吨湿重，此时开始养殖。自开始养殖起，西南海岸的养殖产量稳步增加，1994年约达32000吨湿重，野生的只有6000吨湿重。产量的大部分出口到很少养殖鹿尾菜的日本。

来自紫菜属种类的紫菜
日本可食海藻的年产量约为60万吨湿重，其中75%是紫菜 — 这种薄型黑中带紫的海藻用在寿司中包米饭团。紫菜产自红海藻的紫菜属种类。自十七世纪起日本和韩国就养殖紫菜；天然种群即使在那时也无法充足满足需求。通过观察孢子的季节出现而直觉地发展了养殖，但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才了解紫菜的复杂生活周期。自此，养殖开始繁荣起来，而且目前其所有生产实际上均在日本、中国和韩国。1999年， 三国年产量仅超过100万吨湿重。紫菜是高价值产品，约16000美元/干吨，与之相比，海带为2800美元/干吨，裙带菜为6900美元/干吨。

来自海藻的提炼物 — 水状胶体
琼脂、藻酸盐和卡拉胶是三种从不同红、褐海藻提炼的水状胶体。水状胶体是很大分子融于水变成浓（粘性）性溶液的非水晶状物质。藻酸盐、琼脂和卡拉胶是水溶性碳水化合物，用于使水溶液变浓，使凝胶体（凝胶剂）具有不同程度的稳固性，产生水溶性薄膜，并使某些产品稳定，例如冰激凌（其抑制了大型冰状水晶体的形成使冰激凌保持细腻结构）。
作为这些水状胶体来源的海藻的利用可追溯到1658年，从一种红海藻提炼出的热水中的琼脂具有胶凝性能首先在日本被发现。另一种红海藻即角叉菜的提炼物包含卡拉胶，是十九世纪普遍使用的增稠剂。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商业生产含藻酸盐的褐海藻提炼物并作为增稠剂和胶凝剂销售。海藻提炼物的工业化使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扩大，但有时受到原料来源的限制。生活周期的研究再一次导致养殖业的发展，现在为一些水状胶体的生产提供了高比例的原料。目前，每年约100万吨湿海藻被提炼生产上述的三种水状胶体。该区域水状胶体年产量约55000吨，产值5.85亿美元。

琼 脂
琼脂生产（年产值1.32亿美元）主要来自两类红海藻，其中一种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始养殖，但从九十年代起开始有了大规模养殖。石花菜和风尾菜两个属占用于提炼琼脂原料的大部分；石花菜种类提供了更高质量的产品。用于琼脂提炼的石花菜均来自野生资源，主要来自法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摩洛哥、葡萄牙和西班牙。石花菜是小型、生长缓慢的植物，尽管在水箱和池塘养殖获得了生物学上的成功，但一般不经济。由于制作的琼脂质量不好，风尾菜种类曾被认为不适于琼脂生产。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在提炼之前用碱预处理该类海藻虽然产量较低，但琼脂质量好。这使得以前受石花菜供应限制的琼脂产业扩大，并导致各国获取不同种类的野生风尾菜，诸如阿根廷、智利、印度尼西亚和纳米比亚。智利风尾菜特别有用，但不久出现了野生作物被过度收获的证据。随后开发了在池塘和受保护海湾的大水体中进行养殖的方法。从此这些方法传播到智利以外的国家，诸如中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纳米比亚、菲律宾和越南；这些国家通常使用的风尾菜种类是每个特定国家的原种。风尾菜种类可在冷水和温水中生长。目前，风尾菜的供应依然主要来自野生资源，养殖规模取决于价格波动。

藻酸盐
藻酸盐生产（年产值2.13亿美元）来自褐海藻的提炼物，其中多数来自野生。更有用的褐海藻生长在冷水中，水温在20 ℃度时生长最好。褐海藻也见于温水，但不太适于藻酸盐生产并很少食用。使用非常多样的种类，在北半球到南半球均有收获。生产藻酸盐的国家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爱尔兰、墨西哥、挪威、南非、英国（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和美国。多数收获的种类来自自然资源；来自养殖的原料一般对于藻酸盐生产过于昂贵。中国养殖的许多海带用作食用，但当生产过剩时用于藻酸盐生产。

卡拉胶
卡拉胶生产（年产值2.4亿美元）最初依赖野生海藻，特别是生长在冷水中的小型海藻（角叉菜），在法国、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加拿大东海岸的省份有着有限的资源。由于卡拉胶产业扩大，对原料的需求开始使来自自然资源的供应紧张。然而，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开始，由于得到了在低劳动力成本温水国家中成功养殖的其他含有卡拉胶的海藻，该产业迅速扩大。目前，大部分原料来自最初在菲律宾养殖的两个麒麟菜种类，但这些种类现在也在其他温水国家养殖，诸如印度尼西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依然在利用有限数量的长角叉菜；尝试在水箱中养殖长角叉菜获得了生物学上的成功，但作为卡拉胶的原料还不经济。来自智利的杉藻和银杏藻的野生种类也正在被利用，正在努力寻找对其养殖的方法。

海藻的其他用途
海藻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挪威首先生产了用于动物饲料添加剂的海藻粉。其由收集、干燥并碾碎的褐海藻制成。通常通过燃油炉子进行干燥，因此成本受原油价格影响。每年约收获5万吨湿海藻，其生产1万吨海藻粉，产值500万美元。

肥 料
将海藻作为肥料可以追溯到至少十九世纪。早期由沿海居民利用，收集风暴冲到海岸的海藻，通常是大型褐海藻，埋到土中。海藻的高纤维含量可以调节土壤并提高保水性，而所包含的矿物质是有用的肥料和微量元素的来源。在二十世纪早期，依靠主要被风暴冲到岸上海藻的干燥和制粉确立了小型产业，但由于合成化肥的出现规模缩小。目前，由于有机农业开始流行，该产业出现了一些复兴，但尚不是大规模的；干燥和运输的成本限制在阳光充足、买主距离海岸不远的地区。
液状海藻提炼物是海藻肥料中一个增长的领域。其以浓缩形式生产供使用者稀释。有几种可以直接在植物根部施用或与水一起施用。若干项科学研究证明了这些产品的有效性；目前海藻提炼物在园艺产业中被广泛接受。在施用到水果、蔬菜和花卉时，改进的方面包括提高产量、增加土壤养分、增加对某些有害物的抵抗力（例如红蜘蛛螨和蚜虫）、改善种子萌芽和提高对霜冻的抵抗力。无人能真正确定其有效性的原因：例如，微量元素含量不足以改善产量。多数提成物中含有若干种类型的植物生长调节素，但即使这样也不清楚造成改善的原因。1991年，估计每年约1万吨湿海藻被用于制造1000吨海藻提炼物，产值为500万美元。然而，自此以后，由于对这些产品有效性的认识日益广泛和有机农业普遍增长，市场可能已经成倍增加。

化妆品
诸如面霜和洗液等化妆产品有时在其标签上显示内含“海洋提纯物”、“藻类提纯物”、“海藻提纯物”或类似物。这通常是指加入了从海藻提炼的一种水状胶体。藻酸盐或卡拉胶是具有改善皮肤保水性的产品。在海洋治疗方面，由冷冻碾磨或冰冻压碎制成的海藻糊可用于人体并在红外线下加热。这些与海水治疗法结合的治疗，据说可以减轻风湿病和骨质疏松症的痛苦。

燃 料
在过去20年中，许多大型项目调查了用海藻作为间接燃料的可能性。这个想法是使海洋中生长的大量海藻发酵产生沼气用作燃料。结果显示该进程在经济上尚不可行；在较长的时间内将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和开发。

废水处理
海藻在废水处理中有潜在作用。例如，某些海藻也能从被污染的水体吸收重金属离子，例如锌和镉。养殖场的污水通常含有高含量废物，给临近水域的其他水生生物带来问题；由于海藻往往可以利用这些废物作为营养来源，因此已经在养鱼场附近实验养殖海藻。

抗病毒剂
若干海藻提炼物被报告具有抗病毒性，尽管实验是在玻璃质试管（试管或类似物）或动物身上进行，而在人体上进行的很少。一个显著的例外是角叉菜胶 — 类似角叉菜提炼物的卡拉胶混合物。角叉菜胶在玻璃质试管对治疗人体免役缺损病毒（艾滋病毒）和治疗动物单纯疱疹2病毒有效。试验已进入开发阶段，国际研究组织人口理事会正在指导角叉菜胶的大型艾滋病毒试验，其涉及6000名妇女，为期四年。来自褐海藻的裙带菜提炼物也显示有抗滤过性病原体的作用；一家澳大利亚公司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进行了若干临床试验，用这类提炼物治疗艾滋病和癌症。人口理事会针对艾滋病毒的试验涉及在阴道中使用含有卡拉胶的凝胶体。由于海藻中抗滤过性病原体的物质由非常大型的分子物质组成，因此被认为不能通过食用海藻吸收。然而，一项调查发现，食用海藻的社区的艾滋病毒感染率明显低于其他地区。这引发了一个小型试验，试验中感染艾滋病毒的病人食用裙带菜粉的结果是减少了病毒量（25%）。海藻可能要被证明是有效的抗病毒剂的来源。


全球水产养殖展望：到2030年的产量预测分析

引 言
人口增长、城市化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导致世界水产品消费在1961-2001年间增加了三倍多，从2800万吨增到9630万吨。人均消费在同一时期增加了1.7倍；预计这个趋势在未来数十年将在许多国家继续。在产量停滞或捕捞渔业缓慢增长的情况下，只有扩大水产养殖才能满足增长的全球需求。承认这一相对新的产业在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需要为该部门的可持续增长做好准备。粮农组织进行了全球水产养殖生产展望的研究，以评价满足2020年及以后对食用鱼预期需求的潜力。^[55]
评估预期实现水产养殖扩大的方法之一是审议国家水产养殖计划。按照各国的国家计划中预测的水产养殖产量可以洞察未来的方向。产量目标可被合计并与现有的一般均衡预测比较。使用这种办法来回答两个问题：单个国家是否有扩大的雄心来满足全球预测的需求，以及它们的预测现实吗？国家生产预测的“合计” 与预测增加的食用鱼相协调吗？
主要水产养殖生产国被要求提供其水产养殖发展战略和计划，在可能时提供产量预测。^[56]关于全球供求预测信息的编撰有三个资料来源（Ye，粮农组织，1999年；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2003年；Wijkström，2003年；）。^[57]该信息随后作为衡量国家预测的现实性和适应性的基准。

全球预测
2001年全球渔业产量达到1.302亿吨，在过去30年中增长了两倍。^[58]然而，增长的一个重要部分来自水产养殖。在捕捞渔业产量按年平均1.2%增长时，水产养殖产量（不含水生植物）增长率为9.1%，2002年为3980万吨。这一增长率也高于其他动物生产系统，诸如陆上肉类生产。^[59]水产养殖的这一扩大主要发生在中国，其报告的产出增长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然而，如果不包括中国的数字，过去30年世界水产养殖铲除增长较为和缓，显示出增长率不断下降（1970-80年、1980-90年和1990-2000年分别为6.8%、6.7%和5.4%的年增长率)。^[60]

未来全球水产养殖生产
表13介绍了食用鱼需求的三个全球预测，显示了即使捕捞渔业产量继续增加（每年0.7%），但其独自不能满足食用鱼的预测需求。该表还突出了假定价格对预测的影响。由Wijkström（2003年）和Ye（粮农组织，1999年）所做的两个预测假定鱼价相对不变。他们对世界水产品消费的预测基于需求变量（人口增长和人均消费）并排除了实际和相关价格变化。由Ye做的预测假定，即使人均食用鱼消费维持在1995/96年的15.6公斤的水平，人口增长也将产生对食用鱼的需求（1.265亿吨），超过2001年可以获得的9940万吨。

表13 食用鱼需求预测

1 假定捕捞渔业的“生态崩溃”。
2 假定水产养殖技术进步。
3 假定到预测日期来自捕捞渔业食用鱼产量的增加每年为0.7%。
4 自2000年，水产养殖产量三年平均为3560万吨。
5 假定2001年来自捕捞渔业的食用鱼增长为零。
资料来源：计算来自IFPRI（2003年）；Wijkstrom（2003年）和Ye（1999年）。来源的详情参见第108页的脚注57。

价格以及其对消费者需求和水产养殖供应的影响是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平衡模式的一部分。基线预测法预测，到2020年高价和低价食用鱼的实际价格将上升，其相对价格也将上升（与替代物相比）。这种增长对需求有两个不好的影响。首先，由于鱼类需求的高价格弹性，实际价格增长将减少需要的数量。其次，水产品绝对交叉弹性系数的相关价格增长（至少对家禽），将鼓励朝向更便宜的替代产品。尽管有这些因素，预计在基线情况下全球人均鱼品消费将继续增长（到17.1公斤/年）。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包括鱼粉和鱼油的所有捕捞渔业产量的负增长。^[61]这对于缩减渔业、鱼粉和食用鱼价格有着重要影响，使需求不畅。在这种情况下，2020年人均消费将实际上低于2001年。然而，水产品实际价格的增长的确刺激水产养殖，其供应弹性系数高于捕捞渔业。如果更高价格刺激技术革新和需要的投资，水产养殖的扩大将比基线预测的要快，到2020年产量可能达到6950万吨。
为使所有三个对水产养殖产量的预测结果形象化，考虑了两种情形。在第一种情形即“增长渔业”中，来自捕捞渔业的食用鱼产量在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预测期内被假定为增加0.7%。在这种假设下，来自捕捞渔业的食用鱼从预测的需求中被扣除，余下的是对来自水产养殖的需求。所有的结果要求水产养殖产量高于2001年的3790万吨。如果来自捕捞业的食用鱼产量没有按预测的速度增加，需要水产养殖填补的差距要高于所显示的。这在“停滞渔业”情形中得到探讨，其假定2001年以后来自捕捞渔业的食用鱼产量没有增加。然而，由于价格上涨将导致需求减少，在该情形下需要来自水产养殖的数量可能会被夸大。捕捞渔业在2001年后直到2020年停滞而不是增长，食用鱼价格将比预计的上涨更多。由于自身价格弹性和交叉价格弹性，这种上涨将对食用鱼的需求有消极影响。

区域前景
还进行了区域背景下的国家计划分析。2001年，亚洲的产量占世界养殖产量的88.5 %（不含水生植物）。同年欧洲的产量占3.4 %。挪威是欧洲最大的生产者并有雄心预期扩大。然而，2004年前欧盟15国的前景不乐观，因此预测的增长率下降。另一方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经历了水产养殖产量的快速增长（上世纪九十年代年增16.4 %）。尽管该区域2001年的总产量依然比亚洲少（占全球水产养殖产量的2.9 %，不含水生植物），但其在全球产值中所占的份额高于7 %。
预计所有区域的产量将继续扩大（表14），但根据基线和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最高预测，到2020年亚洲将继续出产大量的水产养殖产量。

　

表14 来自水产养殖的食用鱼：按区域计的实际情况和预测

a IFPRI，2003年；b 2001-20年平均年增长率；c 2004年4月欧盟15国；d Failler，粮农组织，2003年；e 2001-10年间，Gopakumar，2003年；
f 2000-05年间淡水水产养殖，Gopakumar等人，1999年；g Wurmann，2003年。
资料来源：IFPRI，2003年 — 参见第108页脚注57。
C. Wurmann，2003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水产养殖：未来的产业？》，最新水产消息（参见http://www.aqua.cl/puntosvista.php）。
粮农组织，2003年，《2015年和2030年欧盟的水产品消费》，P. Failler著，《渔业通报》792/2，罗马。（于出版中）
K. Gopakumar，2003年，“印度的水产养殖”，《实用水产养殖杂志》，13（1/2）：1-10。
K. Gopakumar、S. Ayyappan、J.K. Jena、S.K. Sahoo、S.K. Sarkar、B.B. Satapathy和P.K. Nayak，1999年，《国家淡水水产养殖发展计划》，中央淡水水产养殖所，印度布巴内斯瓦尔。

　

与国家计划和战略确定目标的结果相反，对中国和拉丁美洲的预测是低的，但对2004年前东南亚和欧盟国家的预计过高。很明显中国是区域（和全球）预测的关键。然而，不能保持历史上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2%的预测年产量增长率是可能的。拉丁美洲两个主要生产国（巴西和智利）的水产养殖计划强烈强调促进这一部门，这被证明是中国成功扩大水产养殖的关键。^[62]这说明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低估了水产养殖的预测产量。中国和拉丁美洲的扩大将充分弥补比预期要缓慢的欧盟和东南亚的产量增长。

国家前景：国家生产目标的“合计”
基于收到的11个国家文件中预期的水产养殖领域年增长率，对2010年、2020年和2030年做了单独预计，以合计单个国家的预测。第二个步骤是将“国家计划确定目标的合计”与表13列出的在“增长渔业”和“停滞渔业”情形下对2010年、2020年和2030年水产养殖的预测需求进行比较。表15显示了得到的结果，除上述情形外，对中国采用了两个模拟方式：一个是假设水产养殖产量年增长率为3.5%；第二个为2%。^[63]

　

表15 2010年、2020年和2030年国家水产养殖产量预测合计与满足需求所要求的来自水产养殖产量（表13）比较

1 2010年、2020年和2030年预测的水产养殖数量是国家生产目标的合计，通过应用预测的年度增长率得到每个国家的研究与目前水产养殖产量成线形关系的到2030年的情况。预测的年度增长率（以国家水产养殖发展计划提供的产量目标数字为基础计算或在中国和埃及的情况下的专家观点）是：智利：5.9%，印度尼西亚：11.1%，印度（淡水分部门）：8.2%，菲律宾：15.1%，中国：3.5%和2%，埃及：5.5%，巴西：22%，加拿大：11.5%，越南：10%，孟加拉国：3.5%和泰国：1.7%。
2 2030年调整：国家年增长率（来自各国的计划）在2020-30年间减少了40%，以此来解释整个期间增长率的下降。
资料来源：从国家文件和表13计算。

　

根据11个国家计划预测，水产养殖部门在2010-30年间（2030年的数据被调整）的年均增长率将为：
• 中国的增长假定为每年3.5 %：4.8%。
• 中国的增长假定为每年2%：4.5%。
在“停滞渔业”情形下以及如果中国保持3.5%的增长率，被研究的国家在2020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对水产养殖的预测要求（115%）。在中国水产养殖经历缓慢增长的情况下，来自水产养殖的食用鱼只能满足102%。使用调整的 — 而且更加现实的 — 模拟模式2之下的2020-30年间的年增长率，水产养殖在2030年正好提供所要求的水产品数量（满足97%的需求）。这突出了继续依赖中国提供大量的产量。然而，如果巴西和智利实现了其水产养殖产量目标，其在世界水产养殖中的份量将增加，特别是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相比（图39）。
　

图39 被研究国家对水产养殖产量预测的贡献

　

增长的限制
尽管有这些令人鼓舞的结果，但由于对该部门预期的增长存在着限制，明智的是保持谨慎。这些限制可能适用于需求（价格波动、国际贸易、遵守危害性分析和临界控制点标准及追踪性规定以及消费者信心的结果）和供应（病害、诸如在加拿大^[64]和智利^[65]经历的社会反对、受制于宏观经济背景和政治不稳定、鱼粉可获得性 — 后者是个引起很多争议的问题）。尽管更多有利于环境的办法和环境问题在国家议程中被置于很高的位置，但这些问题可能导致生产成本提高并使增长率下降，迫使生产转向。
在上述分析预测所要求的水产品数量的同时，还需要考虑构成未来水产养殖产量中占多数的种类。理应提及鲤鱼和鲑鱼这两个种类，因为它们是最普通的水产品并代表鱼价的两个类型。^[66]中国的多数鲤鱼产量被当地消费。然而，由于食物多样化和购买力的增加，预计对低值水产品的需求将缓慢下降，要寻找新的市场。这种市场可以是消费者口味已成习惯和/或存在购买力的地方。然而，鲤鱼不被中国认为是战略性出口产品，尽管预测南亚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需求将增加，而这些地区不大可能通过生产满足预期的需求增加。^[67]鲤鱼在穷人的食物中是重要种类，但即使在区域内的市场和喜好也分布不均匀，不应不注意这些问题（插文10）。

　

插文10

尽管预计鲤鱼供应将继续增加（孟加拉国、中国和埃及明确表示推进其生产的意愿），未来对鲤科鱼类的需求可能限于特定的地理区域，主要在发展中国家。相反，罗非鱼的多功能性更有益于以发达国家市场为目标。
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预测扩大计划的一个威胁是鲑鱼养殖的未来利润率。2001年，鲑科鱼类是该区域的主要养殖种类，几乎主要是在智利的养殖。然而，加拿大和挪威也计划扩大其生产，将对价格造成压力。智利计划认识到需要新的市场；巴西和中国特别令人感兴趣，其收入日益增加和城市化正在创造对高价种类的新的需求。然而，这种预测的需求增加是否足以维持价格是有问题的。选择育种使平均成本略微下降，但已经获得了最快的回报，导致利润率的降低。^[68]这反过来会影响继续对该产业的投资。

结 论
研究结果回答了该研究开始时提出的两个问题，即：（1）各国是否有“现实”的雄心扩大其水产养殖生产；（2）国家预测的合计是否大致与食用鱼预期的需求增长相一致，总体上是正数。各国的确希望扩大水产养殖产量；但有一些例外的是，它们的假定是现实的。审议国家计划和战略提供了了解政府对发展水产养殖的雄心和承诺的有利机会；多数国家认可该部门的增长。国家发展的优先领域，特别是水产养殖对粮食安全（与创汇和经济增长经常一起被引证为国家发展该部门的三个原因之一）贡献的作用是认识的指标，即水产养殖可以是增长创新的发动机，并带来额外利益，同时对捕捞渔业过度开发的关注的增加有启迪作用，推动寻求产量下降的替代方法。
关于第二个问题，国家计划的合计显示全球的预测可能低估了来自水产养殖的食用鱼供应。中国未来的扩大是关键，但使用适度的2%增长率和来自捕捞渔业的食用鱼产量没有增加，结果显示预测的大部分需求可以满足。从这些结果看，虽然有些乐观，但一个结论可能是水产养殖部门可重复农业的扩张。然而，主要将取决于用于支持预测目标的假设的现实性，而且要鼓励为其水产养殖部门制定发展计划的国家更加重视合理地支持其生产预测。这种重视将有助于在国际范围内改进该部门的发展计划和促进监测。许多因素影响着诸如水产养殖活动的进展，确定现实的生产目标是艰巨的任务。当各国就一种商品在市场竞争并同时扩大其生产时，该部门就容易受到不可预测因素的冲击 — 气象、病害或经济冲击。
用于估计未来供应的宏观预测模式是基于商品价格、人均收入、人口增长率和来自捕捞渔业上岸量，而人口密度可能是在确定未来生产时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巴西和挪威的实例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低人口密度被认为是进一步发展水产养殖的资产，同时避免了对资源利用的竞争以及在人口更加稠密的地区所遇到的典型的社会反对。技术发展可以对资源利用的迫切关注提供答案：例如，靠自身维持的外海网箱的集约生产，减缓了来自沿岸和内陆水域的压力，可对水产养殖产量的增加和鱼价的稳定具有重要贡献。然而，也可能对这类生产的真正动机和其市场分配表示关注。以发达国家市场为目标的高价值水产品出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目标。在低收入缺粮国对提供额外蛋白质的国内需求与从同样活动中创外汇之间作出平衡，可能会涉及敏感而具有政治挑战性的决定。


拖网对底层生境和群落的影响

背 景
捕捞和其他人类活动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始终是对渔民极大关注的一个来源。这种关注在过去20年中增加了，其主要的兴趣焦点是拖动的网具，诸如拖网和耙网对底层生境和生物的影响。关注的理由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底层生境为幼鱼提供了藏身处和庇护所，另一方面，其他相关动物区系为若干重要的底层鱼类提供了食物资源。这意味着对底层群落的负面影响可能导致包括已经商业开发的海洋资源的衰退。因此，有关这些群落回应渔具干扰的知识对渔业管理者也是重要的。
在过去十年中，开展了大量的关于拖动的网具对底层群落影响的调查，但了解的并不多，得出的结论也不多。这方面有几个原因。首先，底层群落是复杂的，其大范围的时间和空间变化可能掩饰了人为的干扰。第二，研究显示拖网的影响 — 或对其回应 — 变化很大，取决于生境类型和干扰的机制（强度和网具类型）。结果，拖网在新的海区或不了解的渔场运作时，预计对拖网影响的反应相当的不同。第三，在研究中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其中许多那些被采用的有严重的局限性。最后这一点特别重要，意味着应当考察任何研究使用的方法，并谨慎解释结果。
然而，从这类关于底层群落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会由于方法的缺欠而受到限制，这一情况并非总是受到考虑（事实上，若干最近出版的考察研究没有考虑这方面的告戒）。
粮农组织的一项最新研究试图通过介绍用于拖网影响研究的科学途径及方法的关键评价来矫正这一情况。^[69]其评价了关于单拖网、桁杆拖网和扇贝耙网的物理和生物影响的目前认识。以下是该项研究的重点。

方 法
用于影响研究的方法最好应是：
• 允许在时间和空间上代表商业捕捞的拖网干扰的研究；
• 包括与未受影响的控制区域的比较；以及
• 使用量化手段对底层生物抽样。
迄今，多数影响研究未能满足这三个理想研究要求中一个或一个以上。
使用了两个不同办法来调查拖网渔业对底层生境和群落物理和生物学的影响。 一个是在一个地点进行拖网试验，并在干扰前后与临近和未受干扰的地点对比物理和生物参数。第二个方法是严重捕捞的商业渔场与轻度捕捞或根本没有捕捞的区域的对比。
第一个方法的主要问题是试验的拖网普遍在狭窄的区域进行并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意味着这种方法不能复制商业渔业活动中大型和长期的干扰。第二个方法的问题是商业拖网的努力量在渔场通常是非常无规律分布的，而且，由于在高努力量区域中将存在低捕捞努力量（反之亦然），在影响研究中的抽样调查通常不够广泛，从而不能揭示实际干扰水平。此外，未触及的控制区域很少位于商业渔场。不幸的是，实施影响研究的两种方法因缺乏适当的控制区域而依赖入渔的控制区域，可能导致拖网对底层生境的影响被高估。

物理学影响
单拖网、桁杆拖网和扇贝耙网结合了不同的捕捞设计原理，因此一般对海底有不同的物理影响。底层单拖网被设计为捕捞位于接近海底的鱼类和对虾。它们装备了不同的底网（例如线轴、跳跃岩石装置）和网板，所有这些均意图将网具的活动部分保持在正好位于海底上。单拖网最显著的物理影响是网板造成的犁沟（深达20厘米），而拖网的其他部分只产生微弱标记。一些研究也证明沉积物表面特性的变化。在坚硬的底部，拖网网具在其路径中可能遇到大石头。研究显示，网板痕迹在强海流区域五个月内消失，而在沿海区域微弱的痕迹在试验拖网后的18个月依然可见。透深和拖网痕迹的持续性取决于网具重量和性能、沉积物类型和自然的干扰（例如海流和波动作用）。
桁杆拖网和扇贝耙网用于捕捞停留在底部或部分埋在海底的种类。为此，桁杆拖网有设计用于扰乱海底表面并深入沉积物几厘米的带齿拖底铁链和耙。桁杆拖网和扇贝耙网最显著的物理影响是将不规则的海底地形整平，消除了自然的特征，例如沉积生物群和动物区系通道。桁杆拖网的拖底铁链深入的深度在1至8厘米之间变化，而扇贝耙网深入的深度较浅。这些痕迹在潮汐暴露区可能持续几天，在海湾中为几个月。

生物学影响
单拖网最严重的影响是对立体结构的硬地质生境。在这类生境中，由于底层网具的通过，诸如海绵、石珊瑚和珊瑚等大型固着生物的丰量有相当大的下降，以大型固着动物区系为主的生境因而受拖网的严重影响。
已进行了不多的研究来确定试验性拖网对沙底（外海）渔场的影响。这些研究显示某些底层种类丰量下降。然而，它们似乎在一年或更少的时间内恢复。这些研究还表明拖网对研究的底层群落没有大的改变。但生境显示在种类和个体数量方面有相当大的时间和空间变化。这类生境对拖网有抵抗力，原因是它们遭受高度的自然干扰，例如强海流和大的温度起伏。
通过大量的调查，对虾和海螯虾拖网对软底质（即黏土、泥沙）的影响进行了彻底研究，但没有显示明确和一致的结果。尽管在研究过程中观察到若干底层种类的变化，但归因于拖网干扰的一致和明确的结果不多。然而，由于自然变化，这些软质底层生境在许多底层种类方面显示明显的时间波动，拖网造成的实际变化可能被这种波动掩盖，因此难以证明。
进行了相对少的研究来确定主要在北海和爱尔兰海的被拖网集中捕捞几十年的一些海底区域桁杆拖网的影响。这些研究证明若干底层种类丰量有相当大的下降（有时多达50%）。还证明了大强度桁杆拖网的短期影响。由于缺乏适用于控制地点的未受干扰的区域，没有研究长期的影响。
对扇贝耙网的研究比对桁杆拖网的研究要多得多。扇贝耙网的影响似乎与桁杆拖网的影响相似，若干底层种类丰量有相当大的下降。然而，由耙网造成的种群密度的下降往往小于由时间和空间变化而造成的下降。扇贝耙网和桁杆拖网的干扰在易受自然干扰的区域没有作用（例如波动作用和盐度波动），确定了一般的趋势，即暴露的生境似乎对拖网网具有抵抗力。

结 论
关于渔具如何影响不同生境的知识依然不多。事实上，在底层群落对拖网干扰的反应方面得出的结论不多。缺乏知识主要是由于底层群落复杂性和自然可变性，以及事实上迄今所进行的多数研究应用的方法有局限性和不足。而且，难以要求和苛求开展这类研究。
以大型固着生物为主的硬底层生境受单拖网影响最为严重，但对软底质的影响不大。此外，桁杆拖网和扇贝耙网造成底层群落的变化。
拖网对特定生境类型影响的文件引起有兴趣和挑战性的管理问题：相关的鱼类种群和开发的其他海洋资源如何受到底层群落结构变化的影响？我们对底层生境复杂性和鱼类种群动态之间的关系了解不多；因此在这种关系被认识前，不能完全确定拖网的潜在影响。

捕捞能力测定

捕捞能力管理问题
下降的产量、收缩的种群生物量和不确定的利润率是许多商业渔业的普遍特征。在没有管理的或事实上作为开发入渔的渔业中，对鱼的竞争很快趋向于创造出比可持续产量需要的捕捞量更大的捕捞能力。能力过度是过度扩大捕捞（和加工）能力的发展形式。如该情况得不到控制，这种能力一般会导致过度捕捞。
能力过度问题和能力管理成为新千年渔业管理的关键问题。能力过度和过度捕捞是本质上相同的管理问题的真正症状 — 没有明确财产或使用权。如果渔民享有专门的和更安全的权利，他们会有能力将其捕捞能力调整到可获得的鱼类数量，而且不会被刺激在过剩能力中投资，以在其他人之前捕到鱼。
可以主张，如果以权利为基础的管理体系被引入，那么该问题大致可以得到解决，并且没有必要认为捕捞能力是一个问题。
近年来，许多国家的政府强化了渔业中的使用权。但变化缓慢。这方面有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原因。有关粮食安全和渔业和捕捞社区调整的经济和财政影响的关注，也同样是渔业管理者的重要考虑。这些影响不仅限于商业领域，也影响海洋生物资源的消费性和非消费性使用者，包括休闲渔业和公众。
在渔业中提供强有力的使用权 — 或财产权 — 的趋势将继续。然而，由于技术、社会或政治原因，一些渔业专有使用权可能不被认为是可行的。在这种情况下，能力管理必须通过联合控制投入和产出以便不产生过剩的捕捞努力量水平，并不使水产品总产量和经济利益降到其潜在水平之下。
对管理能力来说，管理者需要了解存在多大的捕捞能力，然后确定满足最佳管理目标的每个渔业的能力水平（即能力的目标水平）。粮农组织已审议了捕捞能力的各种测定方法。^[70]以下描述了捕捞能力的定义和不同的测定方法 。

什么是捕捞能力？
不同群体的人一般对能力有不同的理解。捕捞技术人员经常认为捕捞能力是一艘船达到特定水平活动的技术和实际可行性 — 如捕捞天数、产量或加工产品。渔业科学家经常认为捕捞努力量方面的捕捞能力，以及相关捕捞死亡率的结果（被捕杀的鱼类种群比例）。渔业管理者一般对捕捞能力有相似观点，但经常将这一概念与渔业中作业的船数直接相连。许多管理者表达了要测定捕捞能力的想法，例如总吨数或总努力量（例如可获得的标准捕捞天数）。多数的想法反映了主要在投入方面对能力的理解（投入观点）。

　

插文11

　

关于捕捞能力的其他术语

能力利用。船舶被使用的程度。在投入方面，可用实际捕捞天数与该船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潜在捕捞天数的比率来表示能力利用。在产出方面，能力利用是实际产量与潜在产量（如全部利用）的比率。
能力过剩。所有类型产业的普遍的、基本短期的现象。总体上，能力过剩可被定义为在特定时期完全使用生产设施的产出与同期实际产出的差异。在渔业领域，较低价格或临时的较高成本（例如油价上涨）可导致船舶作业低于平均条件下的预期水平。如果价格和成本回到正常水平，则这种类型的能力过剩是自我纠正的。渔业管理可靠导致能力过剩。资源恢复计划限制产量或努力量导致在恢复过程中低度使用船舶，但允许在资源增加时完全使用船舶。在这类情况下，能力过剩的存在不是问题。但如果对努力量或产量的限制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则能力过剩可能是该渔业中能力过度的一个指标。
捕捞努力量。捕捞所使用的时间和捕捞功率。
捕捞功率。尤其指由网具规格、船舶规格和马力确定捕捞功率。
投资过度。对资产（资本）的过度投资。其最简单的形式是，如果船队规模大于获得特定产量所要求的水平则存在投资过度。
过度捕捞。通常用捕捞死亡率水平表示，即多少鱼被杀。如总捕捞（捕获）死亡率超过了支持可持续基础（即最大可持续产量）的种群最大水平，则存在过度捕捞。

　

　

　

相反，经济学家更倾向于认为如果船舶在最大利润或利益时生产潜在产量的能力（产出观点）。
为反映捕捞能力的这些不同观点，粮农组织技术磋商会确立了基于投入（例如努力量、船数等）和产出（产量） 的捕捞能力的概念：
[捕捞能力是]一段时期（例如一年和一个渔季）由一艘船或一个船队在特定资源条件之下完全使用而能生产鱼的数量（或捕捞努力量）。^[71]
将使用指标来监测和测定捕捞能力，从船舶特征（总吨、马力）到现有努力量或潜在产量（调整为充分利用）。
“能力过度”这一术语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捕捞能力大于某种理想水平的捕捞能力（目标能力）。这可能是的一些长期目标的可持续产量—短期内反映在总许可捕捞量（TAC）中—或渔业中有关的固定投入的长期目标。

能力测定
量化能力测定
由于不要求在本质上了解资源状况，测定过剩能力或利用能力的程度相对容易。其足以估计渔业投入（对船舶、网具或努力量使用指标）或产出（用产量作指标）的实际水平，并将这些实际水平与不受限制但完全正常利用可得到的假设投入的潜在水平相比较（能力的实际水平）。
为在任何特定渔业中量化测定能力过度水平，需要两个数字：能力的实际水平^[72]和能力的目标水平。通过这两个数字的比较确定能力过度的范围。建立开发的目标水平（目标产量、对应的努力量水平和最低对应的船队规模）要求确定的能力目标水平。除对虾渔业外，能力的量化估计是相对困难的。
由于预计潜在产量的复杂性（例如多种类渔业），已经开发了几项技术，以协助定量测定过剩的捕捞能力和能力过度水平。这些技术包括数据封套分析（DEA）、随机产量界限（SPF）和高峰到高峰（PTP）分析。^[73]
已开发了利用数据封套分析的能力过度标准，以测定渔业中与生物学目标产量^[74]或经济目标产量 — 诸如最大经济产量（MEY） — 有关的能力过度水平。
也使用了生物经济模式估计以投入为基础的能力过度或过度投资标准。使用这类模式，可以估计最符合管理目标的船队规模和结构，并与现有船队规模和结构比较以得出能力过度和过度投资的估计水平。^[75]
所有这些方法均有其优缺点；选择适当方法将取决于渔业特征、获得的数据和使用能力测定的目的。

主观能力测定
需要定量数据来确定捕捞能力的定量估计数。由于可能得不到定量数据，管理者将需要确定捕捞能力的非量化估计数。也需要能力水平的主观测定和定性指标。
已经使用了快速评估技术和专家知识（例如特尔斐方法）来获得大范围指标的主观估计数。然而，这类技术只能在分析者接触到具有渊博的相关渔业知识并有能力提供历史变化信息的人员或组织时才能使用。
定性能力指标
能力过度的定性分析基于可核实的指标，尽管很显然没有单一的指标足以确定一个渔业中能力过度的水平。将需要综合表示一段时间变化的每个指标来确定渔业定性的能力水平，并可包括：
渔业生物学状况。如果在一个主捕渔业中的目标种类有被过度捕捞的迹象，可能就存在能力过度 — 特别是在能力正在增加的背景下。
捕捞/目标捕捞率。当捕捞量定期超过目标产量时 — 目标捕捞率明显超出时，可能存在能力过度。然而，必须在渔业管理的背景下考虑该指标。如果在超过目标产量前关闭一个渔业，捕捞水平将不超过目标，将观察不到明显的能力过度。此外，该指标对配额管理的渔业可能发生的遗弃不敏感，因此对总许可捕捞量或配额管理的渔业不是一个好的能力过度指标。此外，如果该渔业已被过度捕捞，捕捞水平低于目标水平，测定可能要低，尽管出现能力过度。
总许可捕捞量/季节长度。对季节长度使用总许可捕捞量水平率，该比率在一段时间的增加显示能力过度。
冲突。围绕确定总许可捕捞量和在不同使用者之间再分配总许可捕捞量的争论，也可能显示渔业中的能力过度。
隐约许可。相对多的隐约许可或总许可中低比率的活跃部分显示渔业中的能力过度；如果该比率下降，表示渔业中存在的能力过度可能增加。
单位努力量产量。与停滞的产量对应的单位努力量产量（CPUE）的下降一般暗示着过度捕捞，最可能的是能力过度。然而，在恒定的捕捞死亡率管理战略下总许可捕捞量的变化可掩饰这一结论，单位努力量产量趋势可能依然不变或对集群的种类增加，即使总体种群丰量正在下降。
单位努力量产值。单位努力量产值（VPUE）可能是多种类渔业中能力过度的一个潜在指标，特别是如果单位努力量产值下降，则总体单位努力量产值停滞或下降。单位努力量产值是渔业中一个有用的能力指标，即在单独记录每个种类的产量不现实时，记录销售的总价值是可行的。

世界海洋捕捞渔业遗弃量再估计

背 景
联合国大会决议、《京都宣言》^[76]和《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等国际文书突出强调，需要减少遗弃或使遗弃最低化。粮农组织受任定期向联合国报告决议的实施情况，并处于提请关注遗弃对渔业资源的浪费、推进减少遗弃或使遗弃最低化的最前线。
世界捕捞活动方式的变化影响着遗弃习惯。因此，粮农组织开展研究，以更新粮农组织以前对世界海洋捕捞渔业遗弃的估计数和审议与遗弃有关的趋势和问题。^[77]
量化遗弃和了解遗弃行为趋势对设计渔业管理机制、促进负责任捕捞活动以及渔获物的利用是有价值的。遗弃也对《行为守则》的解释、应用和监测以及促进可持续渔业和粮食安全提出了大量问题。

以前的估计数^[78]
粮农组织以前的评估（1994年）估计全球遗弃量为2700万吨（从1790万到3950万吨）。其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早期的数据为基础。在《1998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中介绍的粮农组织随后估计数提出了2000万吨的较低估计。Alverson（1998年）所做的进一步研究表明1994年的评估过高。

方 法
遗弃被定义为无论什么原因“产量中的部分被放回到海中”。^[79]该估计不包括水生植物和动物。
该研究以这一假设为基础，即在明确区域、渔具和目标种类的渔业中遗弃是一种行为。世界渔业详细目录以及相关产量和遗弃信息被编篡于一个“遗弃数据库”中。关于产量和遗弃量的信息来自国家和区域渔业报告和统计、科学杂志上出版的论文以及“发灰”的文献和因特网源，也通过与国家和区域渔业机构直接联系获得。遗弃量数据库包括每个渔业的信息来源，因而可以检查、更新记录，或在可以得到新的信息时替代原有记录。
在一个特定渔业中假定存在合计水平的上岸量和遗弃之间的线形关系。换句话说，渔业（抽样）研究计算的遗弃率用于渔业整个上岸量来计算遗弃总量。在没有相反信息的情况下，手工渔业一般被假定具有低的（1%或以下）或可忽略的遗弃率。

对高遗弃率渔业的研究可能对这类渔业有偏差。然而，潜在偏差部分由包括大量手工渔业弥补。

　

图40 遗弃量估计数与保留捕捞量之间的比较

主要成果
全球估计
全球合计遗弃率为8%（遗弃量占总产量的百分比)。
将该研究估计的8%全球合计遗弃率应用到粮农组织鱼类统计数据库^[80]报告的全球名义产量十年（1992-2002年）平均值，所推断的总遗弃量被计算为730万吨。由于该遗弃量数据库中包括的一些主要水产品生产国^[81]的情况不多，在推断全球总量时要审慎。

按区域计的遗弃量
最高遗弃量位于粮农组织27区（东北大西洋）和61区（西北太平洋），其占总遗弃量的40%。遗弃量低的区域包括东南亚和东亚、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小岛国以及实施“无遗弃”政策的国家。

按渔业类型计的遗弃量
在遗弃量数据库中，捕捞对虾和底层鱼类的拖网渔业占总估计遗弃量的50%以上，而该渔业的上岸量占总上岸量的约22%。热带对虾拖网渔业具有最高的遗弃率，占总估计遗弃量的27%以上。印度尼西亚、南美洲和美国对虾渔业合计遗弃量约为100万吨。冷水对虾拖网渔业遗弃率相对较低。然而，遗弃率可以从一些海螯虾拖网渔业的超过80%到许多对虾渔业的低于6%。
底层鱼类拖网占全球估计遗弃量的36%。特别是，以比目鱼和深海种类为目标的拖网遗弃率分别超过50%和39%。
多数围网、手线、曳绳钓以及陷捕和笼捕渔业遗弃率低。如果被割鳍后的鲨鱼体被认为是遗弃的话，金枪鱼延绳钓渔业遗弃率为29%。

小型渔业一般比工业化渔业遗弃率低。在遗弃数据库上岸量中，小型渔业占至少 11%，合计遗弃率估计为3.7%。

　

图41 1992-2001年主要海洋区域的年均估计遗弃量和遗弃

图42 按主要网具类型计的遗弃率

　

主要趋势
在1988-90年间和1992-2001年间分别作出了两个遗弃估计数。许多因素使在这些估计数之间做直接比较变得复杂：（1）方法转换到更加有力的渔业至渔业估计数；（2）第一个估计数从1790至3950万吨，平均为2700万吨，而第二个从690至800万吨；（3）为估计两个时期内全球遗弃量而需要在推断中使用的上岸量数据受到与IUU捕捞有关的不确定性和中国可能高估上岸量的影响。但是，尽管在全球一级得不到时间序列的实际数据，但来自大量渔业的证据明确显示，自1994年评估以来遗弃量有了实质性下降。下降有两个主要原因：由于使用更有选择性的渔具、引入兼捕和遗弃规则以及改进了规则措施的执法，使兼捕下降；由于改进技术和市场机会扩大，保留兼捕用于人类消费或动物饲料。

减少兼捕
许多因素影响减少兼捕。特别是，《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的推动提高了公众和国际认识，在道义上不能接受浪费。对不能说明的幼鱼死亡率的科学关注以及渔民对不断减少鱼类资源的不可持续捕捞方式的影响的关注，导致大范围减少兼捕和遗弃的行为。经济因素，诸如捕获物分类成本、船员短缺、在遵守生态标签要求方面的努力以及引入兼捕种类的配额，均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兼捕。改进渔业管理和改进规则的执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几个国家，政府和产业界的共同关注导致了联合兼捕减少战略的制定和相互同意措施的实施。实施遗弃量明显下降的主要渔业包括：墨西哥湾对虾拖网、阿拉斯加底层鱼类渔业、加拿大渔业和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区域内的渔业、澳大利亚的许多渔业和实施“无遗弃”机制国家的渔业（例如冰岛、纳米比亚和挪威）。
然而，某些渔业使遗弃量增加，其中主要是深海渔业和严格配额限制的渔业导致更多遗弃较小型样本（高等级）。过度捕捞也使遗弃增加，特别是目标种类增加的比例中包含幼鱼时。诸如关于最小上岸规格的某些规定或更有效地执行这类规定，也导致了遗弃增加。

保留兼捕
以前被认为是兼捕的许多种类和不同鱼类目前被包括在更广泛范围的目标种类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前被遗弃种类的上岸量增加使保留捕捞量增长的程度。缺乏时间序列数据再次排除了在全球一级进行经验评估的可能，但证据强烈显示许多渔业中提高了对兼捕产品的利用，特别是：
• 南亚、东南亚和东亚渔业兼捕遗弃率很低或可忽略（有一些例外）。提高对兼捕产品利用的部分原因是水产养殖饲料需求增长以及新产品开发；
• 非洲工业化拖网渔业正在提高兼捕产品的销售，特别是非洲城市市场；
• 加工船在海上加工生产鱼糜及相关产品。以下列出了提高对兼捕利用的诸多理由：
• 人口和收入增加导致对水产品需求的增长，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 开发和转移利用小型鱼类来生产有附加值的产品的技术；
• 开发不熟悉的或以前遗弃种类的消费者市场；
• 过度捕捞导致配额或目标种类产量的减少，解除鱼舱空间的束缚并增加低值兼捕产品的保留；
• 趋势是缩短捕捞航次以提高鱼类质量，也可能创造“多余”的鱼舱空间以用于兼捕产品；
• 增加在海上收集兼捕产品，特别是非洲和中南美洲热带对虾拖网；
• 鼓励、便利或甚至要求在岸上卸货或在海上收集兼捕产品的管理机制的变化；
• 规则的变化，例如降低最小上岸规格以确保与拖网网目尺寸的兼容性和在渔船或渔民之间允许主捕或兼捕配额转让；
• 对获得最大的产量回报予以经济激励。
促进利用兼捕产品的更多努力可能将进一步减少遗弃，特别是在非洲和中南美洲的低收入缺粮国。
与许多亚洲国家完全利用几乎所有捕捞种类的倾向相反，许多西方国家渔业的重点是增加选择性和减少兼捕。

影响和问题
政策影响
“无遗弃”方法
许多国家以“无遗弃”原则为基础制定渔业政策和管理机制。“无遗弃”政策是渔业管理发展的范例。其将管理措施的重点从上岸量转移到产量，从鱼类产量转到鱼类死亡率。渔民有义务做出努力避免捕捞不必要的鱼类。这种政策也与预防性办法一致：将“无遗弃”作为一个标准，因而任何遗弃需要有充分理由。补充措施是成功应用“无遗弃”机制所必需的。必须抛弃最小上岸规格规定，要规定销售所有的上岸产品。

兼捕减少与利用间的平衡
适当平衡减少兼捕与利用兼捕的生物和社会原则要求进一步分析并建立决策框架。要求更准确地解释与减少和利用兼捕有关的“生态系统办法”，特别是选择性和非选择性捕捞的相对优点。要求进一步关注“完全利用”兼捕的战略在养护方面的影响。

濒危物种
对独特的、受保护或濒危物种的误捕以及随后的遗弃，诸如海龟、海洋哺乳动物和海鸟，对捕捞活动和水产品贸易的可能影响日益增加。缺乏中立的和国际接受的机制来整理关于误捕许多这些物种的信息以及审议和推动减少措施的最佳实践，可能阻止开展合理的讨论和确定解决办法。遗弃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变化的影响依然了解不多。

技术影响
测定遗弃量
生物、经济和规则因素的复杂性确定了渔民做出遗弃的决定。这些因素一般因不同渔业而异；做出遗弃的决定受捕捞航次、捕捞活动、季节或渔民情况的影响。因此，遗弃信息具有内在的高度可变性，通常要求广泛的遗弃抽样调查以准确地估计遗弃量。船上观察员的报告被认为是准确估计遗弃量所不可缺少的。遗弃率与其他变量（例如上岸量、航期、拖网拖行时间、市场价值）的关系不大。从而，根据船队或渔业样本提出估计数或推断遗弃量可能误差更高，特别是如果抽样方式不合适。
国家渔业统计一般没有按不同渔业来收集、编撰和提出数据，因此在渔业一级推断遗弃量也可能是有问题的。按不同渔业编撰国家渔业统计有若干好处。尤其是，这种方法强调一致性管理单位的定义，将上岸量趋势与特别的渔业管理措施相联系并推动在资源评估中考虑兼捕和遗弃。

使用遗弃量估计数
遗弃可造成渔业中的高死亡率。由于许多原因，遗弃没有被包括在资源评估和确定总许可捕捞量或配额管理中。总之，渔业管理对遗弃“可用的工具箱”不充足。

制定守则
应当特别考虑制定守则或考查最佳实践，特别是以下方面：
• 遗弃物抽样；
• 筹集船队或渔业水平的遗弃抽样估计数；
• 在资源评估中使用预计的遗弃量；
• 在渔业管理计划中包括遗弃估计数以及在总许可捕捞量和配额中考虑遗弃问题；
• 制定兼捕管理计划；
• 引入和采用减少和缓和兼捕的技术。

未来遗弃估计数
将来编撰全球一级遗弃估计数可与建立渔业全球信息系统（FIGIS）渔业目录密切联系。与鱼类统计数据库的交叉联系可帮助确定迄今被遗弃鱼类的上岸量趋势。成员国和区域渔业机构更密切地介入核实和更新遗弃数据库中的信息，可予以遗弃数据更广泛的“所有权”基础。更加努力地从目前缺乏信息的国家和渔业得到遗弃信息，可帮助提高对遗弃和兼捕有关问题的关注。辅助性地定期审议有关遗弃物存活率、未观察到的捕捞死亡率的非遗弃来源和遗弃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的信息，将对可持续渔业管理所要求的知识有更多贡献。

渔业补贴

引 言
渔业补贴在《海洋渔业和海洋法：变革的十年》^[82]中被粮农组织认为是激励能力过度和过度捕捞的因素。这个1992年的文件帮助提高了对世界许多主要商业海洋鱼类种群衰退状况的关注。该报告最具轰动的方面是强调自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大会达成协议和多数沿海国认为可以控制从其海岸线到200海里的渔业的太平日子起，这种情况实质性地恶化了。该报告认为补贴的存在否定了扩大渔业管辖权在发展和维持可持续渔业中的理想的和预期的作用。
在过去十多年中，对渔业补贴的兴趣增加了，政府间机构，诸如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环境计划署（UNEP）和粮农组织^[83]，开始关注渔业补贴并出版文章以引起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2001年在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产生了对随后几轮国际贸易谈判的明确指示，以改进控制渔业补贴的世贸组织纪律。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实施计划》，再度强调《多哈宣言》要求的世贸组织在渔业补贴方面要开展行动。

定 义
但什么是渔业补贴？其可以被狭窄地定义为政府向产业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及被宽泛地定义为任何导致公司短期、中期或长期潜在利润改变的政府行动。无论使用何种定义，由于补贴可干扰国际贸易、影响捕捞努力量并最终影响鱼类种群的可持续性而改变公司的行为。补贴是根据判断对社会有益而被引入的，其不是生来就有害的。按照目前世贸组织规则，那些违反《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国际协定》条件的补贴可明显地导致诉讼，而且其生来就违反了国际标准。但不是所有的补贴都属于这一类。当不可提起诉讼的补贴在实施中变成威胁种群的可持续性时，这类补贴便出现问题。例如，将渔业管辖权扩大到200海里，沿海国可能希望用国内船队代替外国远洋船队，因为出于渔业管理的目的，该国尤其发现这样更容易控制国内船队。社会可能支持有这样目标的补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在这种情况下实现了发展国内船队的目标，补贴可能已深入到捕捞企业人员的思想中，则难以消除这种补贴。对这个例子稍做延伸可以想象，由于补贴鼓励建造国内船队，如果不在适当时间消除补贴，建造新船将使该产业能力过剩，而过剩能力的存在将导致过度捕捞。
例如，在美国和加拿大宣布200海里界限后，通过了政府政策（补贴）鼓励发展国内船队。这些政策持续了很长时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由于种群被大量捕杀，加拿大被迫关闭了主要的大西洋鳕鱼的商业捕捞渔业。同样，到1999年，美国政府控制的已知种群状况的三分之一种群被认为遭过度捕捞。在这些事件中补贴无疑地发挥了作用。

理由和历史
至少有三种补贴的潜在理由。首先，在幼稚产业概念内，如果国内产业面临现有的外国竞争，政府必须提供原始资本。第二，大型和重要的公司可能遇到暂时的财政困难，如果该公司歇业，可影响其他行业并危及经济健康。通过提供临时补贴保护，政府可保护整个经济。第三，补贴可用于鼓励公司以有利环境的方式行事。
40年前，一般的看法是补贴对社会有益，主要根据幼稚产业的论点。随着岁月的流失，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补贴不再经常被认为是对社会有益的了 — 尽管许多人认为补贴有环境方面的正当理由。不得不在社会背景下对补贴进行判断。其能达到目的吗？如果其最终达到目的，能否在其开始产生有害作用之前将其废止？政府是否有实现这些目标的其他方法？
无论在特定情况下如何提出问题和适当回答，渔业补贴有很长的历史，从以下的例子便可分晓。
在1620年建立马萨诸塞殖民地的20年内，通过免除兵役和一些税收对渔民进行补贴。在17世纪，英国给予目前是加拿大大西洋一侧的垄断权以刺激渔业发展。19世纪中叶，挪威组织科学家对鱼类产量波动进行调查，标志着政府支持挪威渔业的长期计划的开始。冰岛渔业的现代化在19世纪末期前得到了政府银行的购置渔船贷款而受到刺激。秘鲁在七十年代早期引入渔业发展计划，为国内市场供应新鲜和冷冻鱼品。该计划包括政府为渔业基础设施和设备投资的计划。1960年后的15年，智利政府利用收入税收补贴计划和免除进口税发展渔业。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巴西通过各种免税发展渔业。这个清单可以很长很长，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从几百年前到今天的补贴。

补贴的衡量
由于补贴定义的差异、数据缺乏以及国际机构衡量补贴时各国认定补贴概念的多样性产生的矛盾，使得衡量补贴变得复杂。在衡量补贴时，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成本或放弃收回，通常是计算的基础。按这种方式进行了若干主要的衡量渔业补贴的尝试；特别是，由世界银行出版的M. Milazzo著的关于这一主题的书籍，是该领域的创始之作。^[84]此外，经合发组织编撰和出版了各国向捕捞产业的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情况；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组也出版了关于其成员国渔业部门补贴的特征和范围的研究报告；粮农组织已经准备了详细守则以帮助各国衡量其渔业补贴。收集数据是重要的第一步，但只是第一步。补贴及其本身不是主要的关注点。主要的关注是补贴对人们和公司行为的影响。补贴对国际贸易有消极影响吗？补贴是否鼓励公司和渔民采取行动破坏其捕捞的鱼类种群？
某些补贴，例如政府为建造渔船和为渔船提供设备支付部分费用的船舶奖励金，理论上将导致过度捕捞。毕竟，渔民或捕捞公司面临的成本被降低，公司预期利润增加，这对过度捕捞将是双重刺激：首先，由于来自捕捞的积极单位利润，要捕更多的鱼增加利润；第二，公司希望保持其已配置的资产。除非科学家有能力就限制捕捞提出无懈可击的理由，过剩能力的拥有者将试图说服渔业管理者不要限制捕捞。由于科学家身处不确定的世界中，他们不能提供这类无懈可击的理由；常常是捕捞活动继续在过剩的能力上进行，直至鱼类种群接近商业灭绝的状态。虽然这是理论上的争论，但这种情况，诸如纽芬兰北部鳕鱼种群的实例，也无疑发生了。当然，导致鱼类种群衰退也有其他因素：科学误差（与不确定性相反），来自在经济生计方面依赖渔业的社区的政治压力，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以及诸如气候条件、掠食者数量过剩和被掠食者不充足等环境因素。所观察到的问题是补贴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影响过度捕捞？补贴对公司预期利润的贡献是什么（毕竟预期的利润将导致公司采取行动）？公司利润的预期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导致过度捕捞？这类分析还处于初期。

国际会议
“变革的十年”的1992年是渔业管理历史的分水岭。该年5月，在墨西哥坎昆召开了负责任渔业国际大会。大会对将鱼作为人类营养的主要来源、保全海洋环境的重要性和渔业的过剩能力问题表示关注，要求粮农组织准备三年后由粮农组织成员国批准的《负责任渔业国际行为守则》。这一年晚些时候，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首脑会议上，尽管没有直接提及渔业或渔业补贴，但《里约环境和发展宣言》广泛得足以包含渔业问题。1995年12月，京都渔业对粮食安全可持续贡献会议强化了对负责任渔业的要求。2001年，雷克雅未克海洋生态系统负责任渔业会议强调需要改善渔业科学和监测的紧迫性，以继续实施《负责任渔业国际行为守则》。最后，同年的多哈部长级会议明确地将渔业补贴纳入到优先考虑之中。

政治辩论
现有国际安排在控制过度捕捞方面存在明显的能力不足，有极大的受挫感。由于世贸组织下存在有力的执行程序，许多国家有兴趣使世贸组织以合法方式介入可持续性的问题。早在1999年，五个国家向世贸组织的贸易和环境委员会提出建议，要求政府与世贸组织一道工作，逐步实现消除对环境有害和使贸易扭曲的渔业补贴。在2001年《多哈宣言》进一步强调这一问题紧迫性之前，讨论一直在进行。该问题随后在世贸组织规则谈判小组的范围内讨论。八个国家 — 澳大利亚、智利、厄瓜多尔、冰岛、新西兰、秘鲁、菲律宾和美国 — 提交了议案，开始注意到商业渔业通常被一个多国家开发或潜在开发。结果，按照议案的观点，渔业补贴对贸易的影响远不止于扭曲竞争关系。在许多产业中，补贴对生产的鼓励只是在市场一级冲击贸易；其对贸易伙伴生产商品的能力没有影响。对于共享渔业资源，如果一国为减少资源而提供渔业补贴，贸易伙伴生产水产品的能力可能被阻碍。因此，这八国支持《多哈宣言》呼吁的在渔业方面强化世贸组织纪律。反对这一建议的国家在争论中提出，应给予《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一定的时间来观察其是否有效。该《协定》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八个国家提出的问题。从2002年10月到2003年7月，向世贸组织规则谈判小组提出了第二轮建议。美国建议“红绿灯”系统，特定类别的补贴将面临红灯（即禁止补贴），补贴的第二个类别将遇到黄灯（这类补贴将被假定认为有害）。欧洲共同体提交了替代议案，强调将补贴分为禁止和允许两类的简单的二分法。讨论正在进行，目前收到了来自阿根廷、智利、冰岛、日本、韩国、新西兰、挪威和秘鲁的建议。此外，一组“易受害沿海小国”已在诸如入渔费、发展援助、本地化和渔业发展的财政刺激以及手工渔业方面寻求区别对待。只有时间能证明是否将为特别的渔业问题通过世贸组织“纪律”。


非洲淡水：小型渔业是一个问题吗？

引 言
过去十年期间，常常建议将渔业联合管理作为避免过去管理失败的办法。尽管出现了这一选择，但联合管理继续与更常规的管理继续共存；常规管理基本上假设日益增加的捕捞努力量导致生物学和经济上的过度捕捞，并因此对实现可持续渔业构成主要挑战。因此，捕捞努力量的规定依然是避免“悲剧”和提高效率及人民生活条件的重要手段。然而，联合管理不同于常规管理，所基于的假设是一旦说服人们相信在渔业中减少努力量有积极作用，将达成特定类型的以社区为基础的规定。
最近，非洲草原和森林领域的生态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开始挑战这类假设，并质疑人类对热带草原和森林再生能力的影响。^[85]他们演示了与气候波动及变化有关的非生命可变因素对于生态系动力学是如何比一般假设的更加重要。这些可变因素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人类的影响；其动力学结果至少导致难以理解来自人类活动的趋势。现在，在非洲渔业方面也提出同样的问题；2003 年粮农组织出版了非洲和欧洲的研究人员小组的研究成果，^[86]他们的工作主要集中于马拉维、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中型水体的渔业，尽管也利用了该区域其他渔业的素材。所提出的主要问题是：
• 过去50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淡水渔业的产量和捕捞努力量是如何变化的？
• 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 捕捞努力量如何影响种群繁殖？
• 现有和建议的渔业管理规定在多大程度上与回答上述三个问题的结论一致？

过去50年期间产量和捕捞努力量的变化
根据粮农组织，12个SADC国家的产量从1961年的16.8万吨稳定增加到1986年的59.8万吨。此后，产量稳定在60万与70吨之间。这段时间的增长有一部分来自新的水体（例如卡里巴湖和卡巴拉巴萨），另一部分来自以前未捕捞的种群，特别是小型中上层种类。同期，对已经开发的种群的捕捞努力量持续增加，尽管在水体之间有大变化。例如在姆韦鲁湖，渔民数量稳定增加，而临近班韦乌卢沼泽的区域在很长时期内保持非常稳定。在卡里巴湖，对近岸种群的捕捞努力量有相当大的波动，目前从业人数可能比不上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该湖渔民高峰后的人数。在马隆贝湖，渔民数量在整个20世纪七十年代稳定增加，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稳定，近年来下降。
就“人口驱使”和“投资驱使”的捕捞努力量变化而言，在动力学努力量方面具有明显的巨大差异。前一个概念是指捕捞者数量的变化，而后一个与投资和技术变化有关。所有渔业具有这两类变化，但其相对重要性有相当大的变化；过去50年中在SADC淡水水体的变化以人口驱使为主。这意味着捕捞技术和整体单位捕捞生产成本经常保持相对稳定或下降，而捕捞者数量增加或波动。例外的是马隆贝湖及其他实例：其涉及外国企业家对“现代”渔业的（失败的）发展，其中投资驱使的变化占主导，而技术的变化则成为最重要的发展因素。
努力量水平的变化可能是急剧的。例如，卡里巴湖1963年后渔民的数量在不到五年的时间下降了75%，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七年中增加了150%。这种渔业以简单和便宜的技术为主，使进入的成本很低，并使这些人容易进出这种渔业。从经济角度看，任何人在短短几年内可以成为独立的渔民。这种流动性可能是Daniel Pauly的论点的原因，即其他资源或职业排斥人们进入，造成世界范围内小型渔业的最大忧患。^[87]他认为小型渔业成为“最后的手段”，该部门贫困人口的积聚最终导致“马尔萨斯过度捕捞”。
开发SADC淡水水体的渔民有更大的流动性。正如上述的卡里巴湖情况，人们不仅是加入多数的渔业中 — 他们也离开这些行业。人们甚至离开努力量稳定增长的渔业。例如，在姆韦鲁湖，有3000多渔民在生产者的数量上升到2300名时开始离开渔业。SADC淡水水体渔业不具有最后手段的作用，但作为临时安全阀门 — 它们提供了一种人们根据其需要而加入和离开的职业。

捕捞努力量模式变化的原因
由于与人口增长（人口原因）和对水产品需求（投资原因）增加有关，努力量增长经常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些说明不能解释长期波动，也不能说明水体之间的差异。此外，投资驱使的增长似乎是个例外，尽管在整个区域对水产品需求是总体增加的。
人口原因和努力量变化主要由生态生产力和其他部门机遇的变化引起。卡里巴湖渔民增多后生产力突然下降，再加上其他部门的良好机遇，导致1963年后渔民数量急剧下降。同样，1974年津巴布韦经济危机后导致许多人加入卡里巴湖渔业。超过80%的渔民以前在铜带省或卢萨卡工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来到卡里巴湖。同样的危机导致在铜带失去工作的人们进入姆韦鲁湖从事新的捕捞西鲱的渔业。SADC淡水水体作为经济危机时期大量人口的安全阀是不存质疑的 — 但进入渔业不是不可逆转的。
基于当地种族或社区特性进入渔业的调节机制到处可见，尽管他们在如何有效地控制新渔民加入的方面不同。在马隆贝，这类机制多年排斥渔业以外的业主进入。在卡里巴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和过去十年，当地进入的规定成功地排斥了他们认为基本无关的来自其他地方的外来者。
相反，当重要的投资驱动变化为资本密集性的捕捞方法时，似乎减少了人口驱动的增长。在马隆贝湖，从刺网转到资本更加密集性的多种围网方式，实质性地增加了进入的成本并因此减少了潜在捕捞者的数量。
得到财政资本是影响投资驱动努力量增长的主要限制。捕捞活动自身不足以触发技术发展：似乎始终需要外部财政来源。在姆韦鲁湖，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开始的野鲮（Labeo altivelis）渔业由欧洲企业家解决了财政需求。在马隆贝湖购买围网的资金通过国际劳力移民产生的节余解决。
SADC淡水水体缺乏财政资源和投资驱动的增长是中央和地方社会诸多基本问题的一个反映。SADC现行渔业制度前景分析也证明，在当地是如何难以确定良好定义的制度化的社会规则以及公认的基本规范。这类问题体现在马隆贝的活跃的渔民与网具拥有者之间的关系上：这一关系经常被认为是诚实的雇主/雇员关系，但可稳定这种关系的基本规范远没有被普遍认识，因此规则仍然是不明确的，甚至是矛盾的。因此，业主在控制其船员方面遇到极大困难，而渔民经常感到被业主出卖和/或剥削。

捕捞努力量和环境对鱼类种群繁殖的影响
在所有管理方法中，一个主要的作用是解释捕捞努力量并预计单个鱼类种群繁殖的变化。然而，以常规资源评估模式为基础来努力确定捕捞死亡率的限制在许多非洲渔业中成功的不多。生态系统内在变化的许多原因导致了这种失败。在被研究的湖泊中，环境驱动经常比解释努力量变化如何改变鱼类生产力更加重要。尽管在努力量大变化期间多种类和多网具渔业总产量令人惊讶地稳定，但由于捕捞和环境驱动的作用，种类和规格组成变化相当大。多种群表现出是具有弹性的，在压力解除后有很大反弹能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努力量水平的变化反映了生态系统生产力的波动（图45），而不是常规模式假定的反之依然的情况。
由于环境波动严重影响生产力，鱼类种群生物学管理必须基于对长期系统变化和鱼类及渔民回应这些动态的知识。包含这些知识的信息基础由三个因素组成：系统变化、种类对捕捞的易感性以及捕捞方式的选择性和作业规模。

系统变化
与气候波动相关的水位长期变化对解释种群变化是重要的。这点在姆韦鲁瓦蒂帕和奇尔瓦/丘塔间歇湖很明显；在重新有水后，发生快速繁殖和生产力的提高。但这类作用不局限于极端情况。所有湖泊捕获率证明与水位有明确和正相关的关系。在卡里巴湖，该湖捕捞和未捕捞区域中规格组成与捕获率之间的差异由捕捞造成，但这里的总体鱼类产量和湖面水位指数明确显示环境是影响种群波动的主要因素。^[88]在坦噶尼喀湖，过去40年鲱科种类捕捞率大的变化似乎主要由风力起主导作用的环境造成。^[89]
淡水湖和河流可分为间歇和持续环境。在水位由环境为主驱动的地方，可以提供有关种群规模波动和有关总体生活力的系统稳定性的信息（图43）。

　

图43 按努力量水平划分的非洲15个湖泊的捕捞率（1989-92年间数据）

种类对捕捞的易感性
在SADC淡水水体系统产量明显稳定的情况下，可发生令人困惑的变化排列（图44）。尽管可以找到单一种群严重衰退的例子，但许多种群的波动与努力量无关。生物学特征在这里发挥了作用，一些种类对捕捞特别“易受影响”：例如缓慢生长的种类，如坦噶尼喀湖大型肉食性尖吻鲈种类受捕捞影响明显衰退；或有着特别脆弱阶段的种类，诸如大型鲤科种类在姆韦鲁、马拉维、维多利亚和塔纳湖产卵洄游期间易于被捕捞。然而，多数种类对增加的努力量有明显弹性，这一特性与系统可变性有关。从生物学角度看，一个种类越适应间歇环境，其相关的管理措施则越少。“有弹性”的种类，诸如罗非鱼，很长时间在非洲许多淡水水体系统占支配地位。最近，在许多湖泊支配地位已转向中上层的生长快的短寿和“有高度弹性”的种类，诸如淡水鲱鱼。

　

图44 增加努力量的渔业中捕捞产量和捕捞率的总体化发展

选择性和捕捞作业的范围
小型渔业能够通过捕捞方式的变化和多样性而迅速适应变化的环境。在姆韦鲁，上世纪七十年代为回应姆韦鲁罗非鱼的消失，全部刺网渔业仅在几年就降低了网目尺寸。尽管努力量增加，几年后伴随高洪水间隙形成的强世代和大规格罗非鱼重现。它们不由占支配地位的小网目网具捕捞，从而形成了更新的围网渔业的基础。虽然许多捕捞方式有时被正式禁止，但它们是可选择性的（但针对多种类），而且甚至可能捕捞尚未被开发的种类。增加小型捕捞方式多样化，如同在多数SADC淡水水体中见到的情况那样，似乎仅存在有限的危险。通过制约多种类种群相对丰量的自身变化，同时选择许多目标种类和规格，总体无选择性的捕捞方式显现出对生态系统的养护。如果按比例去除其生产力的所有构成，鱼类群落结构将保持不变。由于系统生产力和平均捕获率决定总体努力量（图45)，因而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在调节着小型渔业。当试图不顾种群自身的可变性时，存在对更好技术的投资或加大现有技术的使用而扩大作业范围的危险。

结 论
自上世纪初开始，确立非洲渔业管理系统的规定基于对捕捞努力量与生物学生产力关系的共识。
然而，生态动力学是复杂的，在努力量方面人口驱动的增长造成的危害比一般认为的要低。对低生产力期间易受影响阶段自然变化的认识的提高以及更有效技术的不确定性，预示着需要根据上述要素的“早期预警系统”。
研究发现努力量动态取决于该区域总体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捕捞经济的影响，意味着要更多地监督渔业。经济分析基于人们如何反作用于和应对宏观经济变化，对理解目前以生物学监督为基础的渔业的发展是重要的。
只要因人口驱动和捕捞方式而改变努力量是小规模和多网具的，关于努力量的一般规定是有问题的。说明减少努力量可以改善捕获率和总产量将是困难的。然而，适应努力量的减少对当地是重要的，不仅在特别脆弱阶段，还是在任何类型的管理系统下发生的应对自然变化的手段。但是，如果努力量动态更多由投资驱动，将需要增加规定。就SADC淡水水体是否应继续作为经济的安全阀和该区域人民的缓冲区，或其渔业是否应发展成为更工业化的企业（因此排斥许多人）的问题做出回答，不应当太困难。在严重和长期宏观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维护淡水水体的缓冲功能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淡水渔业将很难在更为需要的经济改革进程中成为推动力量。

[55] 该文章是粮农组织的一份摘要，2004年，《未来十年全球水产养殖展望：到2030年国家水产养殖生产预测分析》，《粮农组织渔业通报》第C1001号，罗马。（于出版中）

[56] 许多国家回答了该问题。然而，最后被采用的只是在研究期限内获得的11份文件（来自孟加拉国、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国、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它们包括了量化的生产目标。

[57] 粮农组织，1999年，《历史消费和对鱼品及渔产品的未来需求：2015/2030年探索性计算》，Ye著，《粮农组织渔业通报》第946号，罗马；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2003年，《到2020年的水产品：处于变革中的全球市场的供应与需求》，C. Delgado、N. Wada、M. Rosegrant、S. Meijer和M. Ahmed著，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U.N Wijkström，2003年，“鱼品消费的短期和长期前景”，《兽医研究通讯》，27（增补l）：461-468。

[58] 2001年是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得到的最新渔业生产数字。

[59] 粮农组织，2003年，《1988-1997年水产养殖产量统计》，罗马。

[60] 资料来源：Fishstat Plus（v. 2.30），2004年6月21日。

[61] 该情形在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预测中被标为“生态崩溃”。尽管对捕捞渔业提出了急剧衰退和悲观的展望，但在技术上不是完全崩溃。

[62] 粮农组织，2003年，《中国水产养殖的发展：公众部门政策的作用》，N. Hishamunda和R. Subasinghe著，《粮农组织渔业技术论文》第427号，罗马。

[63] 这些假设基于我们的估计：中国的水产养殖将继续增长，但未来8-10年比较缓慢，预计为年增2-4%。

[64] 不列颠哥伦比亚印第安首领联合会，2004年，《鱼类养殖场：零含量—印第安鲑鱼不吃药（参见http://www.ubcic.bc.ca /UBCICPaper.htm；2004年9月登录）。

[65] G. Barrett、M. Caniggia和L. Read，2002年，“奇洛埃的兽医比大夫多：水产养殖全球化在智利对社会和社区的影响”，《世界发展》，30（11）：1951-1965。

[66]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参见第108页脚注57所引用的材料）在“低价”种类中对鲤科鱼分类。然而，该类别需要考虑该种类是高价值的地区（特别在亚洲的一些地方）的情况，并做细微调整。

[67] 参见第111页脚注62所引用的材料；以及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2003年），参见第108页脚注57所引用的材料。

[68] Aerni，P.，2001年，《水生资源与技术：进化、环境、法律和发展领域》，《科学、技术和革新讨论论文》第13号，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

[69] 粮农组织，2004年，“拖网和耙网对底层生境和群落的影响”，S. Lokkeborg著，《粮农组织渔业技术论文》第472号，罗马。（于出版中）

[70] 粮农组织，2000年，《1999年墨西哥城测定捕捞能力技术磋商会报告》，《粮农组织渔业报告》第615号，罗马；粮农组织，2003a，《渔业能力的测定和评估：问题和方法》，S. Pascoe、J.E. Kirkley、D.Gr boval和C.J. Morrison-Paul著，《 粮农组织渔业技术论文》第433/2号，罗马；粮农组织，2004年，《渔业能力测定和评估：基本概念和管理选择》，J.M. Ward、J.E. Kirkley、R. Metzner和S. Pascoe著，《粮农组织渔业技术论文》第443/1号，罗马（于出版中）；粮农组织，2003b，《渔业能力测定》，S.Pascoe和D. Gr boval编辑，《粮农组织渔业技术论文》第445号，罗马。

[71] 参见粮农组织（2000年），脚注70所引用的材料。

[72] 当潜在产量用作实际能力的指标时，将要求做出调整以反映资源情况的变化（捕捞率）。

[73] 如何估计这些测定的详情参见J. Kirkley和D. Squires，1999年，“渔业中的能力测定和能力利用”，载于粮农组织，《管理捕捞能力：若干有关重要概念和问题的论文》，D. Greboval编辑，《粮农组织渔业技术论文》第386号，罗马；以及参见粮农组织（2004年），第118页脚注70所引用的材料。应用这些技术的例子也参见粮农组织（2003b），第118页脚注70所引用的材料。

[74] J. Kirkley、J. Ward、J. Waldron和E. Thunberg，2002年，《五个联合管理渔业中为消除能力过剩的船只回买计划估计成本》，提交给国家海洋渔业服务的最后协议报告，美国马里兰州Silver Spring，弗吉尼亚州Gloucester Point，弗吉尼亚海洋科学研究所。

[75] 为此目的而应用生物经济模式的例子见粮农组织（2004年），第118页脚注70所引用的材料。

[76] 《京都宣言》和《行动计划》于1995年12月4-9日在日本京都举行的渔业对粮食安全可持续贡献国际会议上通过。

[77] 粮农组织，2004年，《世界渔业中的遗弃：最新动态》，K. Kelleher著，《粮农组织技术论文》第470号，罗马。（于出版中）

[78] 本段落涉及的估计数来源分别是：粮农组织，1994年，《渔业兼捕和遗弃的全球评估》，D.L.Alverson、M.H. Freeberg、S.A. Murawaski和J.G. Pope著，《粮农组织渔业技术论文》第339号，罗马；粮农组织，1998年，《1998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罗马；以及D.L. Alverson，1998年，《海洋渔业中的遗弃方法和未观察到的捕捞死亡率：最新动态》，为国家海洋渔业服务准备的报告，华盛顿Sea Grant出版物WSG 98-06，美国西雅图，华盛顿Sea Grant。

[79] 粮农组织，1996年，《减少渔业废弃物技术磋商会报告》，日本东京，1996年，《粮农组织渔业报告》第547号，罗马。

[80] 2003年7月24日的Fishstat Plus（v. 2.30），《名义[或保留]捕捞量不含海洋动物和植物》。

[81] 这些国家包括新西兰、菲律宾、韩国和俄罗斯联邦。欧盟成员国和印度只被部分包括。许多较小的水产品生产国未被包括。

[82] 粮农组织，1992年，《海洋渔业和海洋法：变革的十年》，《1992年粮食及农业状况》特别章节，《粮农组织渔业通报》第853号，罗马。

[83] 粮农组织，2003年，《渔业补贴介绍》，W.E. Schrank著，《粮农组织渔业技术论文》第437号，罗马。

[84] M. Milazzo，1998年，《世界渔业补贴：重新考察》，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世界银行。

[85] 例如，参见I. Scoones编辑，1995年，《生活在不确定性之中：非洲牧业发展的新方向》，伦敦，中间技术出版物；以及J. Fairhead和M. Leach，1996年，《令人误解的非洲面貌：热带原始森林中的社会与生态》，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86] 粮农组织，2003a，《管理、联合管理或不管理？南部非洲淡水渔业中的主要困境—1. 综合报告》，E. Jul-Larsen、J. Kolding、R. Overå、J. Raakjær Nielsen 和P.A.M. van Zwieten著，《粮农组织渔业技术论文》第426/1号，罗马；以及粮农组织，2003b，《管理、联合管理或不管理？南部非洲淡水渔业中的主要困境—个案研究》，E. Jul-Larsen、J. Kolding、R. Overå、J. Raakjær Nielsen 和P.A.M. van Zwieten编辑，《粮农组织渔业技术论文》第426/2号，罗马。

[87] D. Pauly，1994年，“论马尔萨斯过度捕捞”，载于D. Pauly编辑的《关于鱼类性别和科学家性别： 渔业科学随笔》，112-117页，伦敦，Chapman和Hall；以及D. Pauly，1997年，“热带小型渔业：边缘、边缘化和对渔业管理的一些影响”，载于K. Pikitch、D.D. Huppert和M.P. Sissenwine编辑的《全球趋势：渔业管理》，第40-49页，美国马里兰Bethesda，美国渔业学会讨论会之20。

[88] L.P. Karenge和J. Kolding，1995年，“论中部非洲卡里巴湖水文学与渔业之间的关系”，《鱼类研 究》，22：205-226。

[89] P.A.M. van Zwieten，F.C. Roest，M.A.M. Machiels和W.L.T. van Densen，2002年，“年度变化、 季节性和持续性对坦噶尼喀湖北部（布隆迪）工业化中上层拖网渔业捕捞率长期趋势的影响”，《渔业研究》54：329-348；以及P. Verburg，R.E. Hecky和H. Kling，2003年，“坦噶尼喀湖一个世纪变暖的生态后果”，《科学》，301：505-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