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生物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渔业方面的适用性如何？
5.1.1 引言
渔业和水产生物技术代表了一大类生物技术，这些技术有提高家养品种生长速度、增加水产养殖饲料营养、提高鱼类健康程度、帮助环境恢复和环境保护、扩展水产物种范围及加强野生物种管理和保存的潜力。此e-mail会议的焦点集中在遗传生物技术上，对有关繁殖和基因库的技术及其在发展中国家渔业中应用的适用性做了简要讨论。应当注意，发展中国家生
产的养殖、内陆及海洋鱼类产品比发达国家的多。本文涉及的生物技术内容虽不广泛，但足 以引发会议讨论。
鱼类、无脊椎动物及水生植物的野生种群是最丰富且最主要的水产遗传资源。FAO渔业统计数据库Fishstat中列出了渔获量大的1235个常见水产物种分类名单，和上千个渔获量小的物种名单。数据库还包含440个养殖品种的信息，但约80%的世界水产品仅来自其中20个分类。水生品种的驯养尚未达到作物和家畜驯养的水平。遗传生物技术的利用将有助于人们未来驯养水生品种及管理和保存从野生种群中发现的遗传资源。
5.1.2 渔业方面的遗传生物技术
这份背景文件提供了对最新开发的、可以在发展中国家渔业上利用或更广泛利用的生物技术概述。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中可以利用的遗传生物技术包括：有助于管理遗传资源的生物技术及有助于遗传改良的生物技术。
对遗传资源的管理，可以利用标记对被管理者和濒危物种进行鉴定以辅助渔业管理，还可用它在系谱计划中协助对原种的管理。这些标记可以是基因、编码蛋白质（即基因产物）的DNA序列或基因的表达表型（不同颜色、形状等）等。
1960年，蛋白质分析显示，在野生种群中存在丰富的遗传多样性。现在，蛋白质分析已相当迅速和廉价，但该分析方法需对组织样本进行冷冻储藏和运输。DNA分析正成为一种可选择的方法，因为它所需要的组织量更少、样本组织可以干燥保存或在酒精中保存，并且DNA分析比蛋白质分析可以显示出更多的遗传变异。
DNA标记有多种，如RFLP、AFLP、RAPD和微卫星标记。这些标记以及其他类型的标记，都可用来分析不同鱼群内及不同鱼群间的基因频率和遗传变异。利用这些技术的鱼类种群研究已经显示，在整个鱼类基因组中存在着高水平的遗传变异。
遗传改良技术包括一系列不同水平的需要专门技术和资源的技术。染色体组操作（即诱发多倍体）是增加生物体染色体组数量(倍数性)的一种完备技术。对鱼卵施加温度、化学及压力处理可用来产生带有所需培养性状的三倍体（含3个染色体组）个体。性逆转和鱼类单性群体繁殖也是一种较简单的技术，该技术结合了激素处理和染色体组操作等技术。
由于人们对生殖生物学知识的认知水平提高，杂交，即使同种不同遗传群体内（种内杂交）或不同种的（种间）的个体交配，也成为一种易于实现的简单技术。利用该技术可以将两个不同物种的良好性状结合引入一个鱼群，或在鱼群之间转移某种特性。问题是，杂交产生的杂种鱼群缺少一致性和可预测性，通常不大适合养殖。因此，必须保持生产杂种的亲本品系是纯合的。以上遗传改良技术可考虑作为短期方案采用，可以在1到2代上看到结果。
选择育种是一种长期方案，需要通过逐代选择累积所需结果。分子标记可提高选择育种的效率，利用该技术便于鉴定数量性状位点（QTL），即控制生长速度和环境耐性等复杂特性的基因，还使利用与数量性状位点连锁的分子标记鉴定所需个体和家系成为可能。
基因工程和转基因生物的生产是水产养殖研究和开发的一个活跃领域。这是一种中期方案，稳定的转基因品系的开发和检测需要花费时间。
大多数鱼卵有数量大和质地坚硬的特性，通过直接注射或电击法导入外源基因更加便利。电击法是利用电场帮助基因转移的转基因方法。
后面3节，就渔业管理、水产养殖和保存方面的现有生物技术分别进行了简要讨论。
5.1.3 渔业管理生物技术
遗传学原理在持久利用和保存活水产资源中的作用正逐渐被资源管理者、政策制定者和 国际团体接受。有效的渔业管理需要有关鱼类资源的信息。这些信息主要包括：
· 资源鉴定；
· 资源的来历或系谱结构；
· 资源评估；以及
· 资源所需主要生境的鉴定。
对资源进行遗传分析可以得到这些必要信息。不同标记基因和基因型的频率可提供有关
物种鉴定、种群结构、杂交及基因流的信息。通常，其他来源的资料，如跟踪定位及根据外部特性进行的研究，难以提供这类信息或者在特殊流域非常难以采集到，如大的河流系统、漫滩或海洋。
在渔业管理中利用蛋白质和DNA数据，需要采集最基本的（或称背景）遗传信息。在太平洋西北部大麻哈鱼（Pacific salmon）不同亚群之间的鉴定上利用了
遗传学资料。这要对大量鲑鱼种源进行分析，但这项工作一旦完成，便可鉴定濒危种质、评 估迁移程度、评价海鱼混合种群中不同血统的贡献。
在对偶尔捕获的或故意非法捕捞的濒危物种的鉴定上曾利用过蛋白质和DNA信息。对合
法销售的鲸鱼肉进行的DNA分析表明，许多样品来自受保护的鲸鱼和海豚品种。鲨鱼的品种
鉴定比较困难，因为市场上只销售鲨鱼的鱼翅或鱼肉；可以利用DNA分析法鉴定某块组织所
属的物种，DNA分析法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对来自市场的鱼干或不太新鲜的样品进行研究。
5.1.4 水产生物技术
水产业遗传生物技术的焦点主要是提高生长速度，也涉及抗病和提高环境适应性。有多种生物技术可以应用在水产养殖物种上。
传统的动物育种技术，如选育法，几千年前就在普通鲤鱼上开始研究了。但只在最近才应用到少量食用鱼品种上，如鲶鱼、鲑鱼和罗非鱼。因此，许多水产养殖品种与其野生亲缘种是非常相似的。选育计划已经得到了显著而一致的结果，大西洋鲑、鲶鱼和罗非鱼每代的选出率为5%～20%。
杂交是一种简单的遗传生物技术，它比利用脑垂体提取物及其他激素促进合子发育及诱 导产卵（即鱼卵沉积）等先进的人工育种技术易于操作，并且对影响繁殖的环境，如日长、
温度或水流等条件要求不高。在野生环境下物种发育的许多天然繁殖隔离机制现在都可以被 克服。
这些繁殖技术的提高有助于水产养殖者更努力地驯养水生物种。此外，去除自然条件限 制和繁殖时间限制的可能性使养殖户能够让更多的品种在最合适的时候交配，以确保稳定而
持续的市场供应。
染色体组操作技术可用于生产三倍体生物。三倍体生物一般不会因与生殖器官发育有关
的问题而耗费能量。研究的初衷是让节省下来的能量去提高生长速度，但事实好像并不如此。三倍体的真正优势似乎是在其不育功能上。例如，三倍体牡蛎性腺（即生殖腺）不发育，因此在牡蛎成熟因产生配子（即性细胞-卵子（雌）和精子（雄））而食味变差的时候仍可上市。
在水产养殖中，某种性别通常比另一性别更受欢迎。例如，生产鱼子酱的雌性鲟鱼、比
雌性生长快的雄性罗非鱼以及通常比雄性生长快的雌性鲑鱼和大麻哈鱼。对配子及胚胎发育进行操作可以实现带有性别差异的单性鱼群的生产。可以通过染色体组操作或者通过激素性性逆转和后续选育等配子DNA变性（即损毁）的形式进行。许多水生物种的性表型可通过给与适当的激素而转变。例如，遗传上为雄性的罗非鱼经雌激素处理可以转变为雌性。这些遗
传上为雄性的罗非鱼与正常雄性交配可生产全雄性的罗非鱼鱼群，与性别混杂的罗非鱼鱼群
相比，该鱼群生长迅速且较少发生不需要的交配（导致过度拥挤和发育迟缓）。一些全雄性子代带有两条雄性染色体，可以作为繁殖原种繁殖后代，并由此避免在繁殖原种上使用激素。
在亲系性决定机制不同的情况下，还可利用杂交产生单性鱼群（如，尼罗河罗非鱼与蓝罗非 鱼杂交)。
遗传工程是一个含糊的术语，大体上与基因转移同义，即产生转基因鱼或GMO。该技术进展很快，现在已经可以在遗传关系较远的物种间进行基因转移。鱼的基因转移通常涉及产生生长激素的基因，采用该技术已显著提高了鲤鱼、鲶鱼、鲑鱼、罗非鱼、mudloach和鳟鱼
的生长速度。一个来自美洲拟鲽的基因可以产生一种抗冻蛋白，将该基因转入鲑鱼可望扩大
该鱼的养殖范围。该基因没能产生足以使鲑鱼适应更冷水域的蛋白，但确实使鲑鱼在非转基
因鱼不能生长的寒冷月份中继续生长。转基因技术正处于研究和发展阶段。据笔者所知，尚 未有转基因水生植物或动物上市。
5.1.4.1 冻藏
冻藏或低温技术可用于配子的短期和长期贮藏。目前，这些低温技术的使用仅限于雄性 配子；通常不用此方式贮藏鱼卵和胚。冷冻精子为鱼类育种提供了便利，特别是在选育的物
种性成熟或洄游的时间不同、育种季节很短以及种鱼相距甚远或者某种性别稀缺的情况下。
5.1.4.2 鱼类保健
通过针对抗病性的常规选择以及鉴定和诊断用的病原体分子生物学研究，已将遗传生物技术应用于提高鱼类的健康状况上。现在已可利用以DNA为基础的技术对不同种类的病原体
及其株系进行鉴定。病原体的遗传学特性还可显示出有关其起源的信息，如DNA分析显示，瑞典的两个小龙虾疫病病菌（crayfish plague
fungus），一个是本地种，另一个源于土耳
其。鉴定了病原体，就可开发筛选组织中、动物体中甚至水及土壤样品中特殊病原体的DNA探针。这些技术已用于在世界范围内检测海虾（marine
shrimp）病毒病，在许多地区检测鱼类细菌和真菌病原体。
还开发了保护鱼类免遭病原侵害的遗传工程疫苗。用导致病毒性出血性败血病的糖蛋白基因免疫虹鳟鱼，诱发了对该病毒的高水平保护作用。用遗传工程疫苗免疫鲤鱼、鲑鱼和其他鱼类使之抗其他病害的工作也在进行之中。
新的分子技术非常灵敏，可以在鱼类出现临床病征之前很早就鉴定出病原体。这对水生 生物的检疫和贸易意义重大，这通常是由世界贸易组织（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和the Office International des
Epizooties掌控的。根据产品或地区的发病状况可以对贸易做出限制；微量病原体或现有病原体新株系的鉴定有可能改变或影响到现有的贸易规则。
5.1.4.3 渔作体系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水生生物的鱼作体系都是多样化的，包括工业化规模的水产养殖 场、家庭养殖的池塘和渔场养殖（放养）。鱼的生产过程通常是分阶段的，小鱼（特别是1
年以下的）或卵在苗池（seed-supplier）中生产，而生长至上市大小则在别处。就鲑鱼而
言，通常在靠近河流的地方设置苗池作为孵卵处，在淡水湖生产小鱼，在海中使之生长至上 市大小。海虾养殖场在亚洲通常是家庭式的小企业，而 在拉
丁美洲其规模更加工业化。在讨论遗传生物技术的适用性时，需考虑这些不同体系因素。
5.1.5 保藏生物技术
利用遗传生物技术可以降低养殖鱼类对野生种群的影响、可以鉴别和管理濒危物种、还 可以进行水族馆或品种恢复项目中的种群管理。在一些地区，养殖鱼类必须是三倍体，即 不
育的，为的是减少它们逃出渔场后对野生种群的影响。一般情况下，有计划地使用转基因鱼
也考虑了不育性因素，以降低其与其他鱼类的交配机会。可将遗传操作和多倍体化技术相结
合使濒危物种再生。即通过使相关物种卵内DNA变性的冷冻配子与濒危物种的冷冻配子授精，然后使受精卵染色体组加倍实现。
5.1.6 在讨论中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
该e-mail会议的关键问题是当前发展中国家渔业和水产养殖方面不同生物技术的适用性。对该问题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
· 渔作系统对发展中国家遗传生物技术利用的影响有哪些?
·
决定或影响发展中国家不同生物技术适用性的因素是什么，如环境影响、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有关知识产权的情况；有关生物安全性管理和监控的情况；得到生物技术的程度；利用这些技术所需的能力建设或财力水平；其财务成本；对食物生产和食物安全的影响；
· 生物技术的相对成本（财政、社会、政治或其他）与效益（生产力、食物安全或其他）；
· 它们是否比发展中国家渔业现有的常规方法更加适合（或不适合）；
· 是否有一些生物技术比其他生物技术更适合（或不适合）；
· 是否有一些生物技术与其他地区相比更适合于（或不适合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特定地区。
在为此会议准备的背景文件中，提供了一些主要生物技术的简要情况。包括利用蛋白质
或DNA标记、三倍体化、性别逆转、杂交、选择育种、精子冷藏、鱼的转基因，以及最后，以DNA为基础的鱼类病原体诊断和鉴别技术和疫苗的开发。讨论的3个主要方面是：渔业管理、水产养殖和保存。
但是，与会者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基因改良这一单一技术在水产养殖这个领域中的应用。会议期间收到的26条信息中，19条与该主题有关。除基因改良外，还讨论了三倍体化技术，但仅限于在转基因鱼上的应用。
在背景文件中还提到很多因素（如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知识产权状况、所需的成本或能力建设）可能影响到不同生物技术的适用性。但是，讨论中的主导因素是：转基因鱼的生态
风险或环境影响。
本文5.2.1节是讨论的主要情况概述，转述了来信的详细内容，给出了与会者的姓氏和来信时间（日/月，2000年）。详细内容可浏览www.fao.org/biotech/logs/c4logs.htm。5.2.2节为提供上述信息的人名及其所在国家。没有来自鱼类生物技术项目活跃的发展中国家（巴西、中国和古巴）的信息。
5.2.1 会议中讨论的问题
5.2.1.1 转基因鱼的性质
对转基因鱼与非转基因鱼有多大程度的差异存在一些基本分歧。Muir
(1/9)坚持认为转基因鱼非常不同，因为它们可以保持所有野生品种的优点，而导入的基因（转基因）可以使个体带有较重要的优势，如在不同时间产卵或赋予新的生活习性。反之，通过影响鱼苗存活率等性状，转基因还可能使个体相对于野生型更弱(Muir,
30/8)。Moav (4/9 和28/9)认为，转基因鱼品系与其家养的亲本品系相似，其生长速度或抗病性等性状的遗传优势也与通过多年常规选育所达到的结果相似。
5.2.1.2 发展中国家转基因鱼的生产
目前，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转基因鱼都没有商业性发展。但Norris (23/8
)预测，在今后5年内，生产供人类消费的转基因鱼将成为现实。她提出了为什么这种情况将
在像智利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发生的两个原因。其一，智利是重要的养殖鱼类生产国，是技术 的主要潜在市场。其二，消费者对转基因生物的抵制通常比发达国家温和得多，Mair
(15/9 )也这么认为。Halos (12/9)强调，在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国家，首要问
题是提供给人们食物，因为“穷人不关心明天的事情，因为他们担心明天可能不会到来”。 Mair
(15/9)总结到，当食物安全成为首要问题时，对转基因鱼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影响的关 心照例是次要的，这将会使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先在水产养殖业中接受转基因鱼。
5.2.1.3 转基因鱼对环境的潜在影响
如前面所述，这是会议期间与会者提出的主要问题。相关讨论涉及以下4个主要方面：
· 转基因鱼进入已存在野生品种的生态系统的潜在影响；
· 转基因鱼进入不存在野生品种的生态系统的潜在影响；
· 转基因鱼经三倍体化（使之不育）是否可降低其生态学风险；
· 发展中国家的生物安全性。
a) 有野生亲缘种情况下转基因鱼的生长
Muir (30/8)指出，与家养动物的情况不同，养殖的转基因鱼可能逃逸到存在野生同种非转基因个体的生态系统中（如，假设在大西洋中养殖转基因鲑鱼
的情况）。他认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一，野生亲缘种是生态系统中不可分割的组成
部分，对该物种的搅扰将可能影响到整个生态系统；二，逃逸的个体可以通过与野生亲缘种 的近缘交配而繁殖。
对这种情形，Muir (30/8和1/9)用他和他的同事1999年的一篇文章做了说明，该文是利用理
论模型研究少量转基因鱼的逃逸及其与其野生亲缘种交配的可能性。研究结果显示，如果转
基因提高了交配成功率但降低了转基因子代的活力，那么本土鱼群将趋于灭绝。Halos (31/
8)指出，新品种或超常规育种鱼类的引入有可能使野生鱼群产生同样的结果，因此该现象并 不是转基因鱼所特有的。她报告说，这种情况已经在菲律宾天然鲶鱼上发生。
Halos (12/9)和Mair (15/9)都提到过鱼的逃逸问题，特别是在大环境下，更要强化发展中国家的风险管理策略。Mair
(15/9)称，根据他的实践经验，“根本保证不了不让养殖的鱼从水产养殖设施中逃出”。
Halos (31/8)争辩，如果转基因鱼与野生亲缘种交配，野生群体的遗传多样性将会增加。但 Muir
(1/9)辩驳，转基因鱼（或外来非转基因鱼物种）可能在短期内使多样性增加，但长期结果将是多样性减少，因为它汰除了竞争者。
b) 无野生亲缘种情况下转基因鱼的生长
Moav (4/9)指出，在他所在的国家以色列，鲤鱼都是从欧洲进口的，在以色列开发的转基因鲤鱼（生长速度快）不存在这种潜在问题，因为没有自然的鲤鱼种群。
Muir (5/9)提出，在不存在野生亲缘种的地区，生产转基因鱼的问题非常重要，这样的
实例还有一些，如在古巴生产转基因罗非鱼、在太平洋生产转基因大西洋鲑鱼。对这类行动 他提出两方面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 引入外来非本土物种通常导致生态系统分裂，需要引起特别注意——对转基因
和非转基因引入物种的争论都是十分必要的。一个常被引用的危害实例是美国从亚洲引入控制水生杂草的（非转基因）草鱼（Ctenopharyngodon
idella）（Kapuscinski, 22/9 ）。该物种导致严重的生态危害，其向该国新生态系统中的逃逸加重了该问题(Muir,
7/9)。随后，Ashton (25/9)也提到，非洲鱼类品种在地区之间的移动已经对非洲水生系统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Halos (12/9)
强调，增加发展中国家对食物的需求是引进外来速生水产品种实践背后的驱动力。她争辩到，如果转基因鱼的单位面积产量较高且成本较低，那么它将是人们的一个较好选择对象；
· Muir
(5/9)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这类行动会造成对安全性的错误理解，因为转基因鱼在随后运输和引进到有其野生亲缘种的其他地区仍然是危险的，有些可能受经济需求驱动。Mair
(15/9) 支持这一观点，称“人们有理由确信，如果某种鱼类对水产业而言非常出众，那么完全控制其移动是不可能的”。Muir
(5/9)怀疑有谁会对这种状况下的环境破坏负责。
c) 三倍体化
出于对前面提到的转基因鱼与非转基因野生近缘种交配的生态风险的考虑，提出可以在转基因鱼上使用三倍体化技术，以确保其不能生育(Ibarra, 6/9)。Benfey
(6/9)指出，已经有针对鲑鱼类的培育转基因三倍体鱼的可靠技术，这种方法是确保其逃到野外后不能繁育的简便途径。他还建议，生产转基因鱼的公司可以考虑只销售不育的鱼,以保护其利益。
理论上，可以在释放前对每条转基因鱼进行测定，确保是三倍体，已经建立了适应于类似美国草鱼这种情况的监测程序(Benfey, 7/9；Kapuscinski,
22/9)。但Chevassus
(11/9)指出，可以测定鱼的三倍体倍性，但并不说明它是不育的，因为某些品种，尽管不是鲑鱼类，少量或大量的三倍体个体事实上是能育的。Muir
(6/9)还说，实际上很难定量三倍体化等绝育技术的成功率，可能失败的几率极低（如百万分之一），因为获得可靠的定量结果需要测定的样本数量是非常巨大的，大大超过通常的测定。
Muir
(11/9)还指出，尽管三倍体雄性可能是不育的，但它仍可能与野生品种的雌性交配，干扰野生种群的繁殖。为避免这一问题，他提议，除三倍体外，还应对转基因鱼实施性别转变，只让雌性生长。Mork
(11/9)报告了20世纪90年代不同时期对三倍体化问题的考虑，该项工作是海洋开发国际理事会（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ea）海洋生物养殖委员会（the Mariculture
Committee）下属鱼类与海洋生物养殖遗传学应用工作组（Working Group on the Application of Genetics in
Fisheries and Mari- culture）进行的。该项工作的缘由是发现一些原先是三倍体的太平洋牡蛎(Crasso streagi-
gas)在引进到美国东海岸后又回复到二倍体状态。1995年报告的结论是“当前规模化的三倍体/绝育技术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有效”。
Mair
(15/9)指出，对在发展中国家水产业中转基因鱼三倍体化技术的应用应有一个额外约定，即“商业性种苗（主要指鲑鱼类和草鱼）三倍体的应用应仅限于利用人工授精和孵化技术才能繁育的物种。对发展中国家水产业重要物种（也就是罗非鱼和鲤鱼）而言，极少使用人工授精技术，因而，以商品化规模利用三倍体技术的可能性不大”。
d) 生物安全性
关于转基因鱼逃到野外的可能影响和利用三倍体化等技术降低潜在风险的讨论引出了生物安全性的主要论点，广义的与GMO有关的问题包括评价和监测基因流、竞争性效应及其对其他生物的影响，以及其产物对动物和人类健康产生有害效应的可能性。Ibarra
(6/9)提到，发展中国家渔业存在遗传学专门人才人力资源短缺的事实，这导致"没有经过认真评价就实施高风险的生物技术”状态。Norris
(23/8)表示了对转基因鱼有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要做风险评价”就被发展中国家引进的担心。Ashton (25/9)
强调，无论是否转基因，任何鱼类在发展中国家释放前，都要符合适当的生物安全协议、法律文件、责任认定程序和对其释放导致的任何国家损失的明确责任细则。Del
Valle Pignataro
(27/9)表示，令人遗憾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非本土（转基因或非转基因）物种时，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经济拮据或缺少有资格的人力资源等原因不可能建立严格的管理/监控系统。
Gjoen (5/9)争辩到，很难预见转基因鱼的各种风险，应当优先提出预警原则，Ashton (25/9)同意这一观点。一些来信(Moav, 4/9;
Muir, 5/9; Gjoen, 5/9; Moav, 28/9)强调， 风险评价要以科学的方式进行。
5.2.1.4 转基因与其他替代技术的比较
在会议上重点讨论了基因改良问题。一些与会者没有考虑其他生物技术和发展中国家水产业的其他方面。Doering's
(25/9)的观点是，除极少数例外，当今养殖的鱼类品种都是野生的，生产力、生长速度或存活率等产生巨大利润的性状可以通过分子生物学方法辅助的选择育种实现。他说，除对潜在环境影响的考虑之外，“在野生动物遗传背景下培育转基因水生动物是不明智不划算的，巨大的生产力效益可以通过强化选择育种的方式得到”。Norris
(23/8)也强调，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水产良种繁育和管理实践中需要实际的帮助和建议，这对他们的项目非常有益”。
Ibarra (6/9)表示，大多数现有的遗传生物技术非常适于发展中国家，其未被充分利用
的主要原因是“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内缺少训练有素的掌握遗传生物技术正确使用方法的人力资源”。
Doering (25/9)强调，发展中国家水产养殖业中现有的许多问题可用低技术含量的方案
加以解决，“对适合发展中国家养殖的品种通常不做疫苗和人工育幼饲养等高成本投入的产
品经济效益分析”。他说，政策制定者和科学家对分子技术过于热心，而忽视了这些技术所
需的巨大的能力建设方面。他的结论是，“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于渔民教育、降低养殖压力和 改善水体质量及品种驯化，会比投资高技术产生更多的回报”。
Ashton (25/9)称，对发展中国家本土政策的优先性而言，在引进任何转基因或非转基
因鱼类之前，应当把保障保护、管理和永续利用土著品种的管理体系放在首要位置。 Del Valle Pignataro
(27/9)支持这个观点。她建议，对在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发了的且消费者认 同性较好的土著鱼种的驯化、养殖和（最终的）遗传改良应给于优先权。她介绍了墨西哥该
方面的海鱼研究进展，该研究包括利用中等生物技术的选择育种方法。
5.2.2 提供信息的与会者姓名及其所在国家
Ashton, Glenn. 南非
Benfey, Tillmann. 加拿大
Chevassus, Bernard. 法国
Del Valle Pignataro, Gabriela. 墨西哥
Doering, Don. 美国
Gjoen, Hans Magnus. 挪威
Halos, Saturnina. 菲律宾
Ibarra, Ana. 墨西哥
Kapuscinski, Anne. 美国
Mair, Graham. 泰国
Moav, Boaz. 以色列
Mork, Jarle. 挪威
Muir, Bill. 美国
Norris, Ashie. 爱尔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