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描述了部分生态、经济、社会和管理/机构标准，这些标准可用于评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些标准未按特别顺序排列，其重要程度在各类渔业中不同。附录A和附录B分别列出了机构/管理和经济成分的可能应用于从地方到全球各级的标准和指标。附录C详细列出了生态标准和指标的部分数据要求。
渔获量结构
渔获量结构系指鱼个体、品种构成和数量，以及渔获量中每个品种的营养水平。渔获量结构的变化是渔业潜在不可持续的强烈信号。渔获量结构的变化可能反映出一个"捕捞食物链"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单个种群（高价值肉食性鱼类种群）产生了过大的压力，从而捕捞压力转向不大喜爱的品种或个体鱼类（例如低价值饵料鱼）。意味着不可持续性的渔获量结构变化可能不易发现，除非搜集到足够小的空间和时间的数据以表明那种渔业的子单位渔获量结构变化形式。
应当从渔民那里收集渔获量结构方面的资料，在品种构成复杂的情况下，还需要借助于观察计划和分类鉴定辅助手段来证明品种类别。应当获得在哪种渔业中可实现的最小空间和时间范围的渔获量结构数据。
重要或至关重要的生境的地区和质量
有植物的生境（如海草、海藻床、红树林和沼泽）、海湾、珊瑚礁、近海峡谷和海底山脉、拖网作业的软底生境是海洋生态系统的基本成分。对具体渔业而言，这些生境非常重要甚至至关重要，例如作为产卵和饲料区以及拖网场所。至关重要的生境为渔业生产提供极为重要的直接支持，例如一种渔业的所有补充可能需要经过的海草或红树林系统，或者可能是大片礁脉综合体的幼鱼的主要来源的礁脉。这两种生境对于总的生物多样性以及开发品种的食物来源也很重要。使用生境调查手段监测的生境区的变化，可能表明可能由捕捞引起或可能影响捕捞活动的环境条件的变化。由污染引起的海草床的丧失可能影响渔业，而在海草中进行拖网作业可能毁坏多种海草生境。以珊瑚覆盖程度或珊瑚礁的活珊瑚与死珊瑚之比或者海草床的动物群构成衡量的生境质量与渔业生境价值密切相关。生境质量的变化意味着生态系统的变化，从而可能对渔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无论其原因如何。所有渔业需要认识到至关重要的生境对渔业的支持程度以及可能发生的变化的性质和程度，无论其原因如何。
捕捞压力－捕捞与未捕捞地区
在任何捕捞场所内，并非所有地区的捕捞强度是一样的。某些地区可能很难到达，或者只有在某些天气条件下可以捕捞。对于捕捞种类如拖网或围网而言，捕捞场所往往有一些不能安全捕捞的地区，之所以不能安全捕捞是因为有渔具风险（例如礁脉、峡谷、尖物或其它障碍物所带来的风险）。此外，捕捞场所并非通常被视为有相同的生产率，某些地区的捕捞强度更大是因为人们认为那里的收益和捕捞量更大。另外，采用保护区和其它禁渔形式来保护产卵种群和敏感幼鱼期免受捕捞或其它不利影响。
这意味着甚至是在指定的捕捞场所内也可能有大量地区没有发生捕捞或者仅仅偶尔发生捕捞。这些地区可以被视为自然安全区，在那里生境和生态系统在某种程度上不受捕捞的影响。通过为渔业提供补充或者为其它地方捕捞的种群提供饲料场所，它们还可能有利于目标种群的保持。
对捕捞和非捕捞地区范围的监测是为当地品种和生境提供保护和安全区范围的一种有用替代办法。为了衡量和记录这种替代办法，需要有关捕捞地点、所使用的渔具种类和捕捞活动的频繁程度方面的详细资料。关于这个指标的数据可以与渔民合作收集，并以地图形式记录或者适合地域信息系统的空间记录形式记录。
查明捕捞和未捕捞地区范围及追踪变化情况，为评价捕捞管理活动在多大程度上支持非目标品种保护，提供了重要资料。捕捞地区的范围地点提供了有关捕捞努力量和可能不能持续的任何开发形式的空间形式方面的关键资料。
盈 利 性
在没有严重市场扭曲如大量补贴或进行价格控制的情况下，盈利性是最重要的单个经济指标。低和负盈利性通常表明以经济浪费的形式开发鱼类种群及捕捞能力和努力量对经济和生物两个方面而言过大。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低盈利性是由于较低鱼品价格和较高捕捞成本的不佳结合的结果。根据目前的捕捞技术并且进行有效渔业管理的话，多数商业鱼类种群能够产生较高或令人满意的投资收益。在一个理论上完善的市场经济中，盈利将等于资源生产纯利，因为所有投入和产出均按其机会成本或愿意支付的水平进行正确定价。
捕捞权利的价值
这通过可转让权利如个人可转让配额进行管理的情况下，资源生产纯利在权利价值中资本化。在理论上，权利等于按现值计算的将来盈利额或生产纯利（即净现值）。在没有投机交易的情况下，配额权利的市场价格变化从而反映出市场参加者对渔业的估计盈利权利的变化。之所以发生这些变化是因为资源量下降、鱼品价格下跌或捕捞费用增加。第二代捕捞权利拥有者可能认识到盈利较低或为零，因为在购买权利时产生了资本费用。
补 贴
除捕捞未能有效控制入渔权以外，经济浪费和过度捕捞的最重要单个原因是为捕捞投入物如燃料、渔船建造和渔具购买等提供补贴。这种补贴的程度不仅表明渔业的较差经济效益，而且还表明在政治上可能很难实现有效渔业管理。这些困难与大量补贴渔业中捕捞能力普遍严重过度及因而需要减少过度的能力和就业有关。这种调整只有当伴随弥补措施如回购和对失业渔民进行临时培训及提供收入支持时，才有可能在政治上可行。
就 业
在许多国家，渔业部门，尤其是捕捞业的工作因对培训和教育有限而往往被视为最后就业手段。一般说来渔民远远超过渔业能够吸收和保持的水平，因为这对鱼类种群产生很高的捕捞压力。一项捕捞业中付工资劳力或就业总数的变化可能是关于一项捕捞业条件及其对可能依赖渔业生活的当地人口的价值的有用指标。
蛋白质消费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沿海社区，鱼类为人们提供了动物蛋白质消费量的三分之二强。然而，近几年来，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由于渔获量下降及高价值渔获量出口到外国消费，人均鱼类可供量不断下降。随着产量需求的增加，为了向利润更高的市场提供更多的渔获量（从而减少当地消费）而进行不可持续的捕捞作业的风险也增加。人均鱼类消费的变化以及鱼类消费在总蛋白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是与渔业对沿海社区生活作出重大贡献有关的重要标准，并可能与渔业可持续发展的社区压力有关。
传统和文化
由上代向下代口头传授传统方法所产生的当地知识可能是许多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渔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传统方法确立了捕捞的"注意事项"，在一些国家确立并保持禁忌习俗。传统做法的丧失可能表明捕捞作业的重大变化，并可能意味着失去传统渔业管理系统及减少对组织松散的生境渔业的控制。可以通过向渔民和当地社区领导者请教，获得有关传统渔业方法方面的资料。
管理能力
渔业管理能力取决于现有人类和财政资源以及主管机构的设立。渔业管理要求投入时间和资金来收集所需的资料，制定并同意一种管理制度，实施条例，监测该系统的状况。一个经济有效的渔业应当在除去管理费用之后获得可接受的投资收益。然而，在许多渔业中，收益很少或者亏本，结果管理费用被视为额外负担。这种管理费用可能提供长期利益，但代价是不能接受或（不能承受）的短期收益减少。
渔业管理还要求一个适当机构基础，包括一套条例和一个制定并实施条例的制度。在生境渔业中，管理机构和计划需要更多地依赖传统权力机构和文化而不是正式管理计划。在工业化渔业中，需要传统管理计划来确保可持续发展，制定和执行这些计划的能力往往非常有限。
遵照制度
为实现特定目标而进行渔业管理要求制定并应用有关允许参加一类渔业活动的渔民的行为及他们所使用的渔具的一套规则。规则还对那些未得到允许从事渔业活动的渔民和无权进入一类渔业的某些部分渔民的行为进行管理。为了使这些规则有效，需要有一个制度来评价这些规则的遵照情况，以及制定适当方法向决策者提供反馈。遵照制度对于旨在保持渔业可持续的这些规则的实际利用程度进行评估。可以通过审查渔业管理计划以及在生境渔业中审查传统方法，对遵照评估制度的建立和效益进行评价。
透明度与参加
通过全部"自上而下"的方法管理的渔业（在未征求有关渔民意见的情况下实施规则或立法），日益发现不可持续的风险很大。这比较典型，因为渔民觉得被影响其生活的决策过程排除在外，没有决定结果的"所有权"。因缺乏参加决策而使渔民和其它对捕捞感兴趣的人们忽视旨在保持可持续渔业的规则。违禁捕鱼就是缺乏透明度和参加决策过程所造成的一个典型的问题。透明度和参加并不保证可持续性，但是如果没有它们渔业不可能实现持续性。可以通过对依赖渔业的管理计划以及特别是允许渔民有效参与决策过程的结构和职能成分的评估来评价透明度和参与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