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粮食产量足以满足所有人口的需求，但仍有8.15亿人处于饥饿状态。全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确保越来越庞大的人口（预计将于2050年达到约100亿）拥有足够的粮食满足营养需求。要在2050年时满足另外20亿人口对粮食的需求，全球粮食产量将需要增加50%。 粮食安全是一个复杂问题，涉及所有形式的营养不良、小型粮食生产者的生产力和收入、粮食生产系统的抵御力，以及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要素，需要采取整体方法加以解决。
第一部分
世界上的饥饿发生率正在上升
世界上的饥饿发生率在经过十多年的稳步下降后，似乎再次出现上升，影响了全球人口的百分之十一。
世界上的饥饿发生率正在上升。食物不足人口估计数已从2015年的7.77亿增至2016年的8.15亿。
除了遭受长期饥饿（食物不足发生率）的世界人口比例增加外，世界上的食物不足人数估计已从2015年的7.77亿增至8.15亿。
在这一警示性消息出现的当年，南苏丹部分地区在2017年经历了数月的饥荒，而其他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即尼日利亚东北部、索马里和也门都面临着危机级粮食不安全局势可能演变成饥荒的风险。
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西亚部分地区的粮食安全形势急剧恶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受冲突影响的地区，冲突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还因与厄尔尼诺现象和气候变化相关的干旱或洪水而变得愈加复杂。
过去十年里，世界上的暴力冲突数量已大幅增加，尤其在粮食不安全状况严重的国家，对农村社区造成的影响最为严重并对粮食生产和供应产生负面影响。
即使是在一些和平地区，情况也有所恶化，尤其是经济下滑地区。一些严重依赖商品出口的国家近年已经面临出口和财政收入大幅减少的状况，因进口能力下降而影响粮食可供量，同时又因保护贫困家庭不受国内食品价格上涨影响的财政能力下降而影响粮食获取。
第二部分
营养不良的多重负担
食物不足指标令人担忧的趋势却并未反映在营养结果上。有关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的实证表明，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持续下降，全球和区域平均值都是如此。
但发育迟缓依然困扰着近四分之一的五岁以下儿童，从而加大他们认知能力受损的风险，影响他们在学业和劳动中的表现，导致他们因感染而死亡。
同时，还有其它不同形式的营养不良也都十分令人担忧。
1.55亿五岁以下的儿童发育迟缓。
五岁以下儿童超重问题在多数区域正变得愈加严重，成人肥胖人数在所有区域也呈继续增加趋势。因此，营养不良的多种形式正同时并存，各国都面临着儿童营养不足率和成人肥胖率同时居高不下的问题。
营养不足、超重和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目前在很多区域、国家甚至家庭中同时并存。下文将对六项营养指标进行介绍，其中三项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框架的组成部分，另三项涉及世界卫生大会确定的全球营养目标，以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影响世界所有区域的营养不良多重负担。
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
虽然全球和区域平均水平的儿童发育迟缓率似乎正在下降，但在2016年世界上共有1.55亿五岁以下儿童受到发育迟缓的困扰，加大他们认知能力受损的风险，影响他们在学业和劳动中的表现，导致他们因感染而死亡。从全球看，发育迟缓发生率已从2005年的29.5%降至2016年的22.9%。
从2005到2016年，多数区域实现了发育迟缓率下降，其中亚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的降速最快。非洲所有分区域的发育迟缓发生率均有所下降，但降速稍慢。事实上，非洲发育迟缓发生率的降速并未跟上人口增长速度，导致发育迟缓儿童总数有所增加。
五岁以下儿童消瘦
2016年，世界上五岁以下儿童的消瘦率为7.7%（5170万）。约1700万儿童为重度消瘦。南亚的比例高达15.4%，远远高于其他分区域。东南亚的比例为8.9%，离目标也有较大距离。虽然非洲的比例稍低，但仍高于全球营养目标。（图3）
五岁以下儿童超重
在大多数地区，儿童超重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2016年，世界上估计有4100万五岁以下儿童（约6%）超重，与2005年的5%相比有所上升（图4）。
仅西非、南美和东亚在2005至2016年间出现小幅下降，东非超重发生率保持不变，所有其他区域均出现上升，其中升速最快的是东南亚和大洋洲。
成人肥胖
成人肥胖率在世界各地持续上升，它是引发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某些癌症等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
全球肥胖发生率在1980至2014年间上升了一倍多。2014年，超过6亿成人肥胖相当于世界成人人口的约13%。
虽然世界各地存在较大差异，但问题在北美洲、欧洲和大洋洲最为严重，这些区域的成人肥胖率为28%，而亚洲为7%，非洲为11%。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约四分之一的成人目前属于肥胖。但最近非洲和亚洲这两个区域很多地方的肥胖率也已出现快速上升。因此，虽然很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仍面临较高的营养不足和传染性疾病发生率，它们目前也同时面临不断加重的超重和肥胖以及某些相关非传染性疾病如糖尿病等问题。
育龄妇女贫血
2016年的最新估计表明，全球有33%的育龄妇女患有贫血（约6.13亿15至49岁女性）。非洲和亚洲的贫血发生率最高，超过35%（图6）。北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的贫血发生率最低（不到20%）。
到目前为止，至2025年将育龄妇女贫血发生率降半的目标进展还是十分有限。
纯母乳喂养比例
越来越多的妇女使用母乳来喂养婴儿，这为儿童的生存和发育奠定了关键的基石。全球约43%的6月龄以下婴儿接受纯母乳喂养，比2005年的36%有所上升。
据估计，母乳喂养对儿童死亡率有最大的预防效果，提高母乳喂养比例每年能防止82万儿童死亡，另外还能防止2万母亲因癌症死亡。母乳喂养还能降低26%人们今后出现超重和肥胖的风险。
第三部分
全面理解粮食安全和营养
也许很难理解，为何在全球粮食安全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儿童营养不足（发育迟缓）发生率却在下降，成人肥胖率则在上升。有多种原因可以解释此类现象。
粮食安全只是决定营养状况的因素之一，尤其对儿童而言。其他因素也在产生影响，如妇女的受教育水平、划拨给国家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政策和计划的资源、洁净水的获取、基本卫生设施和优质医疗服务、生活方式、饮食环境以及文化。
特别是在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中，粮食不安全与肥胖现象往往是共存的——即便在同个家庭中也是如此。当食物资源短缺时，人们往往会选择食用可能导致超重和肥胖的低成本、不健康、高能量的食品，因为他们已无力购买健康食品。
到2030年实现打造一个免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世界是一项艰巨挑战。
此外，孕期和儿童期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还与代谢调节相关，可能会加大成人期出现肥胖和相关非传染性慢性疾病的风险。
最后但也同样重要的是，膳食结构和粮食系统的变化使得世界各国深加工食品的消费量不断增长。供应充足、购买方便的高脂肪、高糖、高盐深加工食品以及从传统饮食结构转向方便食品也能解释为什么多种形式的营养不良会在同一社区、同一家庭中同时并存。
同时还需要依据具体情况开展评估，确定家庭粮食安全与营养之间的关系以及导致最近粮食安全和营养趋势出现明显不同的原因。
但总体而言，这些最新估计值已向我们发出警示，到2030年实现打造一个免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世界这一目标是一项艰巨挑战，要想实现目标，就必须继续坚持努力，保障营养食物的充足供应和获取。
第四部分
饥饿、营养不良与冲突：复杂的关系
绝大多数长期受粮食不安全和食物不足困扰的人们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里：估计8.15亿食物不足人口中有4.89亿生活在这些国家。
该比例在儿童营养不足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近1.22亿五岁以下发育迟缓儿童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相当于五岁以下发育迟缓儿童总数的75%；如果不按人口规模衡量，受冲突影响国家的发育迟缓发生率比未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平均高9个百分点。
"和平显然是消除这些危机的关键，但我们不能消极地等待和平的实现"，而且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都在为帮助弱势民众而努力。"一定要确保为这些人创造条件，维持粮食自给自足。不能让农村任何弱势人口掉队，特别是青年和妇女。"
若泽·格拉齐亚诺·达席尔瓦，粮农组织总干事
通过简单相关分析就可以看出，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有着较严重的长期、急性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足现象。2016年，受冲突影响国家食物不足发生率非加权平均值要比未受冲突影响的国家高近8个百分点。
虽然近几十年发生战争的频率有所下降，2005年达到了历史低值，但近来暴力冲突和冲突引起的死亡人数却有所增加。暴力冲突自2010年以来已大幅增加，目前已达历史高位，令人担忧的是当前的趋势唯恐会在未来几年持续下去。
非国家间冲突（既非政府又非国家的两个有组织武装团体之间发生的冲突）自2010年来已增加了125%，超过所有其他类别的冲突。此外，国家间冲突同期也增加了60%以上。内战或国内冲突的数量目前已超过国家间或外部冲突。换句话说，国家间冲突已经逐渐被国内冲突所取代。随着国内冲突不断升级，国外各方也越发可能介入或承受暴力带来的后果，局部冲突就会由此演化成区域性危机，甚至全大洲危机。
暴力和冲突在各大洲分布不均，多数集中在四个区域，即近东及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北部、中美洲以及东欧，尤其是乌克兰。多数持续性冲突会跨越国境，成为区域性冲突，包括非洲之角，大湖地区，阿富汗、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以及从喀麦隆、乍得和尼日利亚北部一直跨越萨赫勒地区的冲突。
冲突还是导致人民流离失所的一个主要原因，流离失所者是世界上最弱势的群体之一，遭受着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足。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人数随着冲突数量的增加而大幅增加，2007至2016年间已翻倍，总计达约6400万人。每113个人中就有1人为难民、国内流离失所者或寻求避难者。冲突和暴力同样给接受地人民带来了长期粮食不安全。例如，叙利亚内战已迫使超过600万人逃离家园（插文），在本国流落他乡，另有500万人被迫流落邻国。目前，流离失所者在避难营或接受地的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7年（插文10和黎巴嫩案例）。
当国家、社会经济体系和/或当地社区无力预防、应对或管理冲突时，受影响最严重的往往就是社会中最贫困、最弱势的阶层。
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中平均有56%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其生计主要依赖农业。冲突几乎会对农业和粮食系统从生产、收获、加工、运输到投入物供应、融资和销售的每个环节产生负面影响。在很多受冲突影响的国家里，自给自足型农业对大量人口而言仍是粮食安全的核心。例如在伊拉克，冲突前的尼尼微和萨拉赫丁地区生产的小麦约占全国小麦年产量近33%，大麦年产量38%。2016年2月的一次评估发现，萨拉赫丁区70-80%的玉米、小麦和大麦生产已遭到破坏或摧毁，而尼尼微区通常用于小麦生产的土地已有32-68%遭到破坏或摧毁，用于大麦生产的土地有43-57%被破坏或摧毁。
虽然多数国家25年来已在减缓饥饿和营养不足方面取得可喜进展，但绝大多数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却未能取得进展，甚至面临恶化。
南苏丹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插文），能明确说明冲突会对农业和粮食系统造成破坏性影响，同时还能展示冲突如何与公共卫生等其他因素相互结合，最终破坏生计，并随着冲突强度不断加大，导致国家快速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急性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等问题往往因为干旱、洪灾等自然灾害和冲突相交织而进一步加剧。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冲突和气候相关自然灾害很可能同时发生，因为气候变化不仅会加剧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问题，还可能会导致情况出现螺旋式恶化，陷入冲突、持续危机和持续脆弱性。
有些情况下，冲突的根源本身就是在于对自然资源的竞争。
事实上，对生产用地和水的竞争一直被认为是引发冲突的潜在因素，因为土地和谋生所需资源的失去、劳动条件的恶化以及环境退化都会对家庭和社区的生计活动产生负面影响。有人估计，在过去60年里，40%的内战与自然资源有关。自2000年起，约48%的国内冲突发生在非洲，发生的背景为农地对于很多人而言是生计不可或缺的基础，土地问题在30次冲突中的27次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冲突，尤其是在气候变化加剧的当下，它是导致全球饥饿发生率下降这一长期趋势出现明显逆转的一个主要原因，因而是至2030年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斗争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如果我们不能消除破坏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所有因素，就无法到2030年消除饥饿与所有形式的营养不良。
对受冲突影响国家的援助应重点支持用于建立抵御能力和防备能力方面的投资。
如果经济和人们的生计都重度依赖农业，那么冲突对粮食系统的影响就可能较大。它会破坏抵御能力，常常迫使个人和家庭采用具有破坏性、不可逆转的应对策略，从而给未来的生计、粮食安全和营养带来威胁。粮食安全本身就可能引发暴力和动乱，尤其在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机构薄弱的情况下。因此，旨在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及时的冲突敏感型干预措施可有助于维持和平。
第五部分
粮食安全营养不良与冲突：国家案例研究
南苏丹 — 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
南苏丹的冲突引发了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2017年2月上团结大州部分地区宣布发生饥荒（见图），已有超过490万人（占总人口42%以上）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
由于供应短缺推高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主要贸易路线不安全导致运输成本上升等因素造成的物价飞涨，粮食获取已成为难题。2016年10月，通货膨胀率同比上升幅度达到836%的峰值。在实际劳动收入和畜产品相对价格大幅下降的情况下，缺乏获得粮食的经济或物质手段会限制个人和家庭的粮食消费。
同时，暴力和不安全已导致家畜以及现存作物和粮食库存等家庭主要食物来源等资产不断枯竭和流失。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粮食已被当作作战武器，贸易封锁和安全威胁使得人们深陷困境，无法获取粮食或医疗服务。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由于交战各方故意阻断紧急粮食援助，拦截援助车辆，杀害救援人员，人道主义援助也难以进入这些地区。暴力冲突中的平民由于得不到保护，已有190万人成为国内流离失所者，超过126万人沦为难民，失去自己的生计手段，靠外部援助生存。
也门 — 持续危机威胁营养与健康
截至2017年，估计有170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需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这相当于全国60%的人口，与2016年6月相比增加了20%，与2015年6月相比增加了47%。慢性儿童营养不足（发育迟缓）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严重问题，而急性营养不足（消瘦）在过去三年也达到峰值。其中的一个主要影响就是由冲突引发、影响全体人口的全国性经济危机。
营养状况也在恶化，原因是：医疗体系和基础设施遭受严重破坏，2016年多个省出现霍乱及其他流行病并延续至2017年。
叙利亚战争 —横跨国界的持续危机
叙利亚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中等收入国家，但目前8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2016年，估计有670万人面临急性粮食不安全，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而急性营养不良发生率在多数地区有所上升（全球急性营养不良率为7%）。五岁以下儿童和成年女性有约四分之一患有贫血。
叙利亚六年的内战已给农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包括被摧毁的资产和基础设施。今天，该国农业依然处于历史最低谷，约半数人口无法满足自身的日常粮食需求。
多年的冲突不仅对经济、基础设施、农业生产、粮食系统和社会体制产生了累积性破坏，还对人民的应对能力产生了普遍影响。自2011年起，叙利亚人开始为躲避冲突不断逃离本国，多数进入邻国。到2016年，估计已有480万难民逃入土耳其、黎巴嫩、约旦、伊拉克和埃及。
黎巴嫩 — 持续危机的溢出效应
叙利亚危机已对黎巴嫩产生巨大影响，使其在经历了一次经济衰退的同时必须应对超过150万难民的涌入（其国家自身人口的四分之一）。导致其经济衰退的根源是安全局势进一步不稳定，贸易路线中断，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减退。2013年至2014年，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下降了25%，旅游业自危机开始以来已缩减了60%。
危机正对已经深陷困境的家庭造成格外严重的影响，原因不仅在于它加剧了缺乏技能的劳动力所面临的竞争和加重了公共服务的负担，还因为半数难民生活在最贫困的地区。那些已经深陷贫困的人们会变得更加贫困，预计会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产生负面影响。
东部非州: 冲突导致传统系统完全瓦解
长期、反复的冲突已改变了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乌干达相关牧民的放牧方式，由于流动性有限，迫使牧民将家畜集中在更小的地域内。传统系统因而受到影响。
粮农组织已就冲突对传统系统崩溃的影响以及冲突如何影响环境退化和破坏牧民生计做了相关记录。
在肯尼亚，集中在小范围内放牧会导致过度放牧和环境大范围退化。牧民被迫集中定居在某个地区，导致过度放牧和生态退化，这对他们的生计和社区应对干旱及其他气候相关灾害的能力产生了破坏。拥挤的定居点由于侵蚀造成了表土流失。社区还因人口和家畜数量过多而面临水资源短缺的困扰。人们砍挖树木和饲草，用于建筑、薪柴和出售树木创收，使得环境退化进一步加剧。
与此同时，在埃塞俄比亚境内，波拉纳族、盖尔族、古吉族和孔索族之间时有发生的暴力冲突已司空见惯。虽然冲突发生在地方层面，但它们涉及复杂的法律、政治、经济动态变化，会波及全国和区域层面，包括相关社区和埃塞俄比亚其他盟友，甚至波及肯尼亚。
哥伦比亚 — 流离失所，侵占和不平等获取自然资源
哥伦比亚已经历了长达50年之久的冲突，使60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相当于总人口的14%。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武装团体采取的系统性驱逐和抢夺战略，目的是占领农村领地，控制有价值的自然资源和土地，利用资源收取租金。强制驱逐策略还与毒品走私经济密切相关，毒品走私需要控制相关路线和土地，用于种植非法作物。强制驱逐的规模之大不仅是武装冲突造成的主要结果，还是导致粮食不安全的主要根源。受影响最严重的是最贫困、最脆弱的人群，包括少数族裔。
哥伦比亚冲突所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既包括短期影响，也包括长期影响。叛军的驱逐和抢夺策略首先导致农民和农村家庭失去自己的家园，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给土地利用方式和农业生产均带来长远变化（从主粮作物转向工业用作物，包括棕榈油和古柯叶）。这会对贫困和不平等产生影响，也会对粮食生产和获取产生影响。1980至2010年间，估计有660万公顷土地因人们离开家园而被抛荒。如果算上少数族裔的领地，这一数字就更加庞大。被抢占的多数是小块土地和农场，这对最贫困、最脆弱的农场家庭影响尤为严重。哥伦比亚面临的一项关键任务就是弥补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和农村人口遭受的物质损失，包括将土地和住房归还原主，使人们更容易获得周转资金和资本品。
乌干达北部 — 投资和平，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
乌干达北部的冲突后重建是一个正面案例，说明对和平和重建的持续投资如何能促进原冲突地区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政府和乌干达北部“圣灵抵抗军”之间长达20年的冲突已导致大批人员流离失所，同时引发了贫困以及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现象的激增，尤其在原先的阿乔利农业区。原先基本能够保证温饱的阿乔利人被迫生活在难民营中，完全依赖国际粮援。
然而乌干达北部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自冲突结束以来已大幅改善，自2011年阿乔利地区未再次出现需要粮援的情况（2007年接收粮源人数190万）。在整个乌干达，儿童消瘦发生率已下降了近三分之一，并且该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在2005至2012年间下降了10%以上。
乌干达政府将农业确定为冲突后重建的一项重点。多个组织为国内流离失所者和原参战人员提供了支持，通过提供种子、工具、畜群以及以劳动换现金、以工代赈计划，帮助他们恢复生计活动，并同时配套国家政策来加强粮食安全和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