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2022

目标和具体指标

不可否认，水产养殖已确立了自身在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关键作用，缩小了水产食品³的供需缺口。通过提高生产率、现代化和集约化程度以及增加在经济和地理方面获得养殖水产品³的机会，该部门对生计和就业的积极影响预计将增强。到2030年，水产食品产量预计将进一步增长15%（经合组织和粮农组织，2021），普遍认为这一增长将主要来自水产养殖。这种增长决不能以水生生态系统健康、污染增加、动物福利、生物多样性或社会平等为代价。这需要新的、可持续的、公平的水产养殖发展战略。

因此，水产养殖的发展必须成为重中之重，尤其是在该部门的增长潜力基本上仍未得到开发的区域。蓝色转型³由粮农组织在发布2021年渔委《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宣言》（粮农组织，2021b）之后发起，是粮农组织在其《2022-2031年战略框架》下的一个重点计划领域。同样，《上海宣言》强调了水产养殖的关键作用，反映了全球水产养殖大会（全球水产养殖大会，2021）的成果，此次大会由粮农组织、亚太区域水产养殖中心网和中国农业农村部举办。这些及时的宣言认识到有必要加大力度，充分利用机遇，同时解决水产养殖面临的突出发展挑战，以可持续的方式充分发挥其潜力。

蓝色转型的目的是：1）促进可持续水产养殖系统的开发和应用；2）确保水产养殖被纳入国家、区域及全球发展战略和粮食政策；3）确保水产养殖生产满足对水产食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并改善包容性生计；4）提高所有层面的能力，开发和采用创新技术和管理措施，使水产养殖业更具效率和韧性。

本节批判性地分析了需要应对的一些根本挑战，以便实现蓝色转型在水产养殖生产系统、治理框架、创新和能力建设需求方面的承诺（插文8）。

插文8 亚洲水产养殖的转型

2021年，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区域的水产养殖产量共占全球总量的88%，其中不包括水生植物，小型企业的贡献率超过80%，需要在全球粮食系统政策制定和转型中引起及时关注。

近几十年来，亚洲水产养殖在研究、技术、生物安全、空间规划、数字化、教育和培训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促成亚洲水产养殖增长的原因在于政府支持基础设施发展的政策、强大的商业联系以及利益相关者与合作伙伴的建设性合作。然而，从该区域未受管制的发展、不可持续的集约化和薄弱的监管政策等例子中也可以吸取教训，未来仍然面临挑战。亚洲水产养殖必须迎接挑战，在自然资源受限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背景下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还必须适应气候变化的压力，提高系统抵御能力。人口变化意味着水114产养殖需要通过吸引新一代具备技能的高技术素养青年来解决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和人口流向城市的问题。

亚洲水产养殖业转型的重点领域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平衡社会效益与生态可持续性将是亚洲水产养殖转型的一项关键挑战。目前许多创新只针对高价值品种，但为了确保公平和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创新也必须包括低营养和低价格的水生物种。水产养殖专家往往专注于技术，但在亚洲需要额外关注价值链和社会经济层面，如最弱势群体的保险或社会保护。亚洲的水产养殖转型可归纳为九个重点主题（见表）。

粮农组织在亚洲建立了水产养殖区域技术平台，以展示一些有助于亚洲水产养殖转型和推动全球水产养殖蓝色转型的创新。¹

• 1 更多详情参见：www.fao.org/asiapacific/perspectives/rtp-aquaculture/en

更好的生产系统

扩大可持续水产养殖需要进一步的技术创新、政策支持和整个价值链的激励措施。这包括水资源使用权、优化承载力、确定和分配水产养殖区、简化与良好环保措施和监测有关的许可程序、提供训练有素的熟练劳动力、生产优质种苗和饲料、实行化学品和抗生素使用监管以及实施严格的生物安全规范。以下是粮农组织目前为确保蓝色转型和更好水产养殖生产系统而开展的特定政策和技术工作实例。

《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

根据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水产养殖分委员会（渔委水产养殖分委会）第九届会议的要求，自2017年起，粮农组织通过全球和区域磋商进程，致力于确定支持可持续水产养殖的成功举措，并将其汇编为《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在此过程中，政策和科学发展、技术创新以及不同区域、国家和背景下的经验教训被考虑在内。对现有的国家和国际准则进行了审查，以确定差距并确保信息是最新的，同时认识到个别国家的具体制约因素、需求和期望。《准则》旨在帮助各国改进《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特别是第9款（水产养殖发展）的实施，同时使该部门能够有效参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并共同建设可持续水产养殖的未来。

此外，为满足渔委成员的要求，为支持可持续水产养殖发展提供实际指导，在为编写《准则》而产生的大量信息和专家报告的基础上，渔委水产养殖分委员会秘书处编写了文件《促进水产养殖转型，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更大贡献：指导决策者和从业者的关键相互关联行动》。这是一份实用指南，供政策制定者和水产养殖从业者使用，涵盖了整个水产养殖价值链的养殖前、养成和收获后活动。希望制作一份动态文件，供各国根据其具体需求和优先重点而进行调整。应定期对其进行更新，以反映科学发展、技术创新和经验教训。《准则》和实用指南预计将提交渔委水产养殖分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供粮农组织成员审查和进一步指导。

育种计划中的遗传改良

养殖品种的遗传改良是提高水产养殖生产效率和减少其环境足迹的有力手段（Houston等，2020），例如通过减少每单位产量的饲料、土地和水资源需求。在多个分类群中，水产养殖品种往往有两个关键特征：高水平的种内遗传多样性和高繁殖力。这些特征使得高选择强度得以应用，为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性状产生主要遗传增益（粮农组织，2019a）。然而，水产养殖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食品行业，远远落后于其他粮食生产部门（畜牧业和种植业），在这些部门中，遗传学研究被定期纳入育种计划和种苗供应系统，推动了数千个改良动植物品种的开发和生产。多种因素阻碍了遗传工具在水产养殖种苗供应系统中更为广泛的应用，，如：对传统和新一代（分子）技术的特性、风险和效益的理解不足；由于缺乏基础设施、投资和/或人力资源，总体应用能力有限；缺乏有科学依据的、管理良好的长期选育计划；缺乏更广泛的私营部门参与。制定国家和区域苗种供应战略和政策的首要任务是应对这些挑战。以选育为重点，加快水产养殖品种遗传改良的开发和利用，是粮农组织制定的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的四个重点领域之一（插文9）。

插文9 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

2019年，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遗传委）要求粮农组织制定一项全球行动计划，以保护、可持续利用和开发粮农水生遗传资源，从而应对首次全球粮农水生遗传资源状况评估中确定的需求和挑战。¹全球行动计划是一个框架，旨在通过合理和可持续地管理这一关键资源，优化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在地方、国家和国际范围内对粮食安全和扶贫的贡献。全球行动计划应是自愿性和协作性的，并根据粮农组织成员的需求和重点来实施。

全球行动计划是在与粮农组织成员、遗传委、渔委及其相关附属机构磋商后制定的。最终版已提交2021年9月召开的遗传委第十八届例会并获得批准，随后于2021年12月由粮农组织理事会通过。

水生和陆地遗传资源具有不同的优先重点。根据全球评估所确定的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具体特征，全球行动计划确定了四个重点领域（见图）。

每个重点领域都有一个长期目标和若干战略重点；每个战略重点包括一个目标和若干待采取的具体行动。总体而言，全球行动计划确定了21个战略重点和近100项相关行动。

虽然实施全球行动计划的主要责任在于各国，但粮农组织将发挥关键作用，在实施过程中提供技术支持，并将协调对其目标进展情况的监测。监测应主要基于可量化的指标，其中许多指标是通过AquaGRIS（粮农组织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全球信息系统）生成的。²在该系统提供的最新信息的支持下，广泛实施全球行动计划中与国家相关的行动，可真正改变养殖物种的长期管理。当前，制定和通过这些方法、相关准则和工具正当其时，旨在推广关键的干预措施，确保对粮农水生遗传资源的保护、更可持续的利用和加快关键资源的开发。

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重点领域

• 1 粮农组织。2019。《世界粮农水生遗传资源状况》。粮农组织粮农遗传资源委员会评估。罗马。www.fao.org/3/CA5256EN/CA5256EN.pdf
• 2 粮农组织。2021。水生遗传资源信息数据库。见：粮农组织。罗马。引自2022年3月30日。www.fao.org/fishery/aquagris/home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生物安全和疫病防治

水产养殖的集约化和水产品贸易的全球化导致传染病的暴发和复发，给社会带来了重大的经济和环境挑战。鉴于该部门依赖于进口（和当地生产的）种苗，且卫生认证、边境检查和其他基于风险的控制措施未能保护水生种群，有必要转变模式来管理水生动物卫生和生物安全。提高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渐进管理路径得到了渔委水产养殖分委会第十届会议的批准和欢迎（粮农组织，2019b），该路径是基于风险、协作性和渐进的，利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方法增强管理能力（插文10）。该路径以实证为基础，得到透明和持续审查的支持，可适应水产养殖系统、物种、生产范围和目标的多样性以及影响水产养殖生产的环境和人为变化（粮农组织，2020c）。

插文10 提高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渐进管理路径

“提高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渐进管理路径”是粮农组织与合作伙伴的一项开创性举措，始于2018年。这项举措是作为渐进防治路径方法的延伸而制定的，该方法已在国际上采用，以协助各国制定系统框架，规划和监测减少风险的战略，从而减少、消除和根除主要牲畜疫病和人畜共患病。这种循序渐进的方法使务实的疫病防治目标得以制定和实现。

渐进管理路径旨在利用基于风险的方法和公私伙伴关系，在现有框架、能力和适当工具的基础上提高水产养殖生物安全能力。就渐进管理路径而言，生物安全是指“通过企业、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战略方法，由公私部门共同承担责任，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管理病原体对水产养殖构成的风险。”¹该方法包括四个阶段（见图），每个阶段具有目标、主要成果和指标。

各国无论处于产业发展的哪个阶段（领先或起步），都有机会灵活地启动渐进管理路径。例如，可适用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境：

• 情境1：没有国家级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战略，但存在水产养殖部门或处于水产养殖发展初级阶段。
• 情境2：制定了国家级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战略，并有一定程度的实施。
• 情境3：制定了先进的国家级生物安全战略，并已全面实施。
• 情境4：多个国家共享水体或跨界分水岭，制定了或正在制定区域或次区域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战略。

渐进管理路径的四阶段

渐进管理路径遵循基于风险、协作和渐进的原则，以及对流行病学三要素的充分了解，这三种要素显示出在使病原体在种群中得以传播、疫病在其中蔓延的适当环境中，病原体与易感水生种群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渐进管理路径可以指导各国通过区域、国家、地方部门和企业层面的基于风险、渐进和协作的进程，实现水产养殖和卫生管理系统的可持续生物安全。该方法可促进强有力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帮助改善水生动物卫生和生产，并支持预防或减少清单所列疫病的传播和影响。

渐进管理路径旨在实现灵活、适应和包容，以应对水产养殖部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该方法可由一个国家应用（以管理任何水产养殖部门的风险，无论物种、环境、生产系统、管理战略或经营规模如何），或由一个养殖场应用，以达到特定物种的某种水产养殖生物安全等级。

• 1 粮农组织。2020。《提高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渐进管理路径报告》：第一次技术工作组会议，2019年3月20-22日，罗马。《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报告》，第1322号。罗马。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b0582en

在价值链上采用“关键控制点思维”和“风险思维”对于识别危害、了解和管理从种源和养成作业到市场的每个生产阶段的风险非常重要。生物安全十点最佳做法提供了广泛的生物安全状况：了解物种、了解系统、了解病原体、了解污染途径、采购健康种苗、保持良好养殖方式、谨慎使用抗微生物药物、尊重食品安全要求、尊重环境和具备生物安全计划。

利益相关者参与（包括与小规模生产者）支持合作原则。渔业和兽医部门（包括水产养殖卫生和兽医专家）必须进行沟通并共同管理水生物种的健康。因此，通过积极参与和长期承诺，风险管理⁴自主权得到广泛分享。渐进管理路径的四个阶段使每个国家和（或）水产养殖部门能够评估其行业的风险和优先重点；各国可决定进展的幅度和速度。

2020年全球水产养殖大会的关键信息之一是这句古老的谚语：“预防胜于治疗。”专注于预防（包括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是一个成熟行业的标志。在一个压力较小和较健康的水生环境中，通过良好养殖方式和生物安全战略使用清洁种苗是基本行动。主动和预防性地实施生物安全措施比被动应对疫情的成本低得多，所有生产国都应将其纳入水产养殖发展进程。有效的生物安全、最佳养殖做法、良好的遗传和优质的营养对生产健康、有营养和具有抵御能力的养殖生物很重要（粮农组织，2020d）。

促进水产养殖扩大的良好治理

水产养殖的蓝色转型必须以适当的治理框架为基础。《守则》第9.1.1条强调了治理的重要性，要求各国“建立、维持和发展适当的法律和行政框架，促进负责任水产养殖的发展。”

良好的水产养殖治理对于提高该部门对实现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是必要的，可采取的措施包括生产更有营养的水产食品；创造就业和生计，以税收和外汇收入的形式增加公共财政收入；增加水产养殖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直接通过国内生产总值和间接通过对其他经济部门的影响）；通过减少对野生鱼类种群的压力和促进负责任地使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如土地、水资源、沿海生境和水生生物资源，支持更好的环境管理。

近几十年来，一些国家通过涵盖整个价值链的可预测、透明、公平和易于执行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实施了良好的水产养殖治理。鼓励最佳做法的经济激励措施，协助养殖者制定、支持和执行自律管理措施，并促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生产系统，推动了良好的水产养殖治理（Hishamunda、Ridler和Martone，2014；粮农组织，2017c）。此外，进入利润丰厚的国际和国内市场也促使更多的养殖者遵守市场准入要求和标准，包括实施水产养殖认证计划（Curtis等，即将出版）。

尽管一些国家有所改善，但其他国家的水产养殖治理仍存在问题。公共和私营部门缺乏问责或问责有限、执法不力（存在法规的情况下）、规划不善（造成有关养殖地点的冲突，引发疫情和生态系统恶化）以及未能解决一些水产养殖系统的负面环境和公共福利影响，导致该行业形象受损和公众不信任。由于缺乏针对水产养殖的治理框架，这种情况更加严重。水产养殖治理手段往往是从渔业、农业、水资源、林业、环境、贸易或海洋事务等不同部门转化而来的零碎部件。政策法规零散且多机构共同治理，往往效率低下，很少执行或完全不执行，因此治理机制没有效力。此外，该部门的快速增长对各国制度和法律框架能否跟进发展提出了挑战，或者在一些辖区，由于该部门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不高，对水产养殖治理的关注十分有限。此外，养殖者为符合法规和要求（包括消费者标准）而承担的高额费用已成为治理问题，在一些情况下导致违规行为，特别是在小规模生产者中。

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如何制定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将水产养殖视为一个独特的经济部门。合规是根本，因此规则和条例对养殖者和其他参与者而言必须是可执行和可负担的。同样，许可制度需要高效和透明，水产养殖必须被纳入资源利用和开发计划。此外，水产养殖产品的安全和质量必须符合国家、区域和全球标准。最后，必须改进水产养殖管理，促进扩展和可持续增长，同时防止有害影响（Curtis等，即将出版），并加强水产养殖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鉴于过去十年治理标准的改善（带来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提升）伴随着水产养殖产量增长率的下降，这些方面的考虑特别重要。⁵

如果水产养殖部门要提高自身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对贡献，必须进一步增加中小规模生产者对水产养殖生产可持续增长的重大贡献。应鼓励和扶持中小规模生产者强化和扩大生产。

水产养殖的集约化和规模化发展需要大量资金和投资（见“投资水产养殖，促进蓝色转型”）。治理应通过创造有利环境和推动对投资者和贷款机构有吸引力的激励措施来解决资金和投资的制约因素。水产养殖的扩展还需要额外的自然资源，主要是土地和水资源，这可能导致或加剧因竞争性使用而产生的环境和社会冲突。区划和综合沿海规划是竞争用户之间合作的有效工具，有助于避免或减少冲突，同时促使该部门实现增长。在可用于扩大内陆和海洋水产养殖的土地、淡水和沿海资源有限的国家，增长取决于技术创新，如岸上、再循环和近海养殖系统。多样化对于降低歉收风险和提高养殖场可持续性也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水产养殖生产者应利用数字化、信息通信技术以及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见“水产养殖数字化：治理和技术”）。

投资水产养殖，促进蓝色转型

充足和可持续的投资是支持和促进水产养殖发展、集约化和扩展的必要条件。只有对水产养殖价值链进行充分投资，才能释放该部门的潜力（水产网，2021），特别是在水产养殖不太发达的区域，如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和南亚。在水产养殖业较为成熟的区域（如东亚和东南亚），主要需要大量投资使水产养殖更加生态友好，并提高其对气候、生物和资金风险的抵御能力。

私人投资是提高养殖场产量和生产率以及改进收获后措施的关键，但需要易于获取的金融服务，包括银行贷款，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此类服务仍然有限且复杂。反复出现的问题包括缺乏抵押品、利率过高、（银行人士）认为水产养殖失败风险特别高的观念、（借款人）缺乏对申请贷款方式的了解以及（放款人）有关成功水产养殖企业的信息有限。政府需要解决上述和其他制约因素，以便投资者优化利润，银行尽量减少贷款风险。一些国家成功采用了“无抵押”战略（如团体贷款和村镇银行）、公私合作、替代抵押品（如有产权的土地，通常表明需要法律改革）和政府贷款担保。事实上，政府贷款担保以及激励性利率减少了高利率问题，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

为促进蓝色转型，对水产养殖扩展进行战略性、抗冲击、气候智能、可持续和经济上可行的投资，需要所有层面的有效和支持性治理机制。这些机制的一个关键部分是有效的政策和监管框架，其目的是为投资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的水产养殖创造有利环境，确保经济上的盈利性和效益的公平分配（见“促进水产养殖扩大的良好治理”）。海藻养殖体现了这种框架的重要性。该行业作为提供大量生态系统服务和社会经济效益的恢复性水产养殖（大自然保护协会，2021），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Cai等，2021）。然而，繁琐的、官僚作风的水产养殖活动许可程序常常会阻碍此类对自然有积极效应的水产养殖的投资，未能认识到海藻养殖活动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真正价值。

对于水产食品系统的蓝色转型，需要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范围内提供金融和保险服务。创新的市场机制，如碳信用额度、氮信用额度、蓝色债券和绿色金融，对于帮助奖励蓝色投资、促进海藻养殖和其他恢复性水产养殖提供的环境效益和生态系统服务而言至关重要（Jones，2021）。为了向政府、非政府、私人和公共利益相关者提供信息、资源和获得金融服务的具体途径，粮农组织制定了一系列《蓝色金融指导说明》（粮农组织，2020d），涵盖了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保险、蓝色债券、混合融资、影响投资和小规模渔业小额信贷等主题。

虽然私人投资是全球水产养殖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Brummett、Cai和Marttin，2017），但公共投资可以帮助资源匮乏的农民启动他们在水产养殖方面的远大计划（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2018），对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如对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遗传资源改良、生物安全、技术创新和市场开发）的私人投资不足，至关重要。然而，缺乏指导公共投资的市场机制，导致公共投资的效率和效果受到影响。尽管全世界对水产养殖基础设施和服务进行了重大投资，以支持该部门的增长目标，但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需要往往得不到满足。一些基础设施，特别是市场和苗种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停止运作、一直闲置或从未运作，无法满足可持续水产养殖发展的具体需求。

从可持续水产养殖项目中创造财富需要全方位的资源和管理。除了关键的生物和环境方面，部门发展需要有利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获得基本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事实上，偏远地区的水产养殖（缺乏市场、道路和公共交通、通信网络、电力、饮用水、卫生设施和医疗保健），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必须避免资源利用冲突，因为有更多机会获得基础设施的社区/辖区也可能容易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特别是那些有更多机会获得资本的集团，这可能会导致成本和效益分配方面的问题。因此，旨在创造财富的投资规划和升级应包括与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明确投资者和投资对象，充分尊重当地社区的利益（Menezes、Eide和Raakjær，2011）（插文11）。

增强水产养殖和渔业基础设施抵御气候及其他自然和人为冲击的能力对蓝色转型越来越重要，无论是新设施还是升级现有设施，基础设施需要抵御风暴、潮汐、涌浪和洪水。长期而言，水产养殖和渔业基础设施（种苗生产设施、养殖塘、准入路径、市场等）的投资必须是强劲和可持续的；因此，为了支持决策过程，世界银行与粮农组织开发了渔业基础设施评估工具。该工具适用于加强和（或）恢复现有基础设施的投资（公共或私人），以及支持水产食品价值链的新投资，目前正在一些国家进行测试。

水产养殖创新做法

创新型水产饲料和投喂

近几十年来水产养殖的扩展以及作为全球蓝色转型行动一部分的任何进一步增长，都要以水产品营养的创新和膨化饲料的开发为基础。投饵型水产养殖在该部门产出中的份额仍然较大，且不断增长，凸显出饲料在该部门的关键作用（见“水产养殖产量”）。饲料成本在许多投饵型鱼类物种和甲壳类动物的养殖投入品中一直居于首位。此外，生命周期评估研究显示，水产饲料往往是与商业水产养殖活动相关的不良环境影响的主要促成因素。高价值的水产养殖品种（如鲑鱼、鲈鱼和虾）需要高蛋白饲料，传统上依赖从野生中上层资源提取的鱼粉和鱼油，这些资源对粮食安全也很重要。

到2050年，预计水产养殖将进一步扩展和集约化，当前产量差不多翻一番。为了维持这样的产量水平，将需要大量的饲料，其中包含可负担的蛋白质、必需氨基酸、添加剂、欧米伽-3脂肪酸、关键矿物质、维生素和能量来源。这需要开发额外的饲料原料，不管是目前使用但供给不足或其他可供使用的原料。

相当多的研究集中在用更便宜和环境影响可能较小的原料替代鱼粉和鱼油，如植物副产品、藻类（微藻和海藻）⁶、昆虫、鱼类和陆地动物副产品以及单细胞蛋白（包括来自细菌和酵母）。而且，在利用渔业和水产养殖副产品生产鱼粉以及利用农业蛋白源替代从野生中上层资源提取的鱼粉和鱼油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尽管这些新型替代原料给饲料供应链带来了挑战，但投饵型水产养殖部门未来的可持续性仍然密切依赖于采购新的和营养均衡的饲料成分，以减轻这些影响。

为了在经济和环境上可行，替代蛋白质来源需要满足若干标准：1）营养充足（即易于消化，且不会严重损害养殖品种的生理功能、生长和健康状况）；2）对养殖生物来说适口；3）可商业化、大规模、可持续生产；4）物理稳定；5）易于处理和储存；更重要的是，6）营养丰富，对环境和生命周期的影响较小。

投饵型水产养殖部门的发展需要开发额外的、具有成本效益的原料，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饲料需求，减少对传统来源海洋来源的依赖。随着需求增长，对饲料原料的竞争加剧，对饲料生产可持续性的认识也在加强。事实上，饲料原料生产商被越来越多地要求证明可持续性和可追溯性，包括通过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海洋管理委员会和Marin Trust的认证计划。

鉴于淡水供应有限、耕地数量下滑、缺乏磷酸盐等必需营养素，以及对目前使用的大部分植物蛋白资源（用于人类消费和陆地动物饲料）的激烈竞争，陆地作物产品不是唯一的答案。相反，至关重要的是开发替代的、非传统的蛋白质和油类来源（如海藻、藻类和微藻类、单细胞蛋白质、微生物和昆虫）以及食物残渣回收，以满足未来水产养殖的饲料需求（Glencross等，2021），促进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增长（Cottrell等，2020）。

在良好投喂实践方面，精准投喂和采用基于养殖水生动物生命阶段及其营养属性的配方饲料将进一步有助于降低饲料成本和减少浪费，从而确保转型水产养殖系统的能源和资源效率。而且，为满足未来水产食品全球需求，水产养殖部门还应改善鲤鱼和罗非鱼等物种的饲料，因为其在水产饲料中所占份额最大。

水产养殖数字化：治理和技术

随着数字技术（平台、软件和基础设施）的扩展，数字应用越来越多地运用在水产养殖中（尽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速度较慢），特别是用于改进商业规划和选址、养殖种群管理、环境监测、风险防范、生物安全和日常养殖活动的智能自动化。

数字技术可用于解决该部门所面临的许多生产挑战，建立预警体系，就影响生产设施的关键内生和外生事件向生产者发出预警。养殖场内的精确技术可减少饲料用量和浪费、改善水质、降低劳动力成本，从而提高养殖场的环境和经济可持续性。在养殖场外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如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获得水产养殖技术）、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和数字支付系统，缩短了供应链，降低了整个价值链的交易成本。

由于数字技术，水产养殖的空间规划和选址得到改善。例如，通过长期遥感提供卫星图像和获取海洋学、水文和气象数据（如水温、降水模式、盐度水平、风暴频率），结合使用数字成像无人机，不仅提高了规划质量和速度，而且使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⁷得到更全面的应用。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促进了水产养殖潜力区域的确定和分配，特别是在共享水体中。

在水产养殖生产作业中运用数字技术（如传感器、机器人和摄像头），对养殖生物和养殖设施进行实时远距离监测，可显著提高劳动效率、投饵精确度、增氧、水质和病原体监测。这些技术进步使人们能够越来越迅速地应对不利养殖条件，由于有效地利用了投入品从而减少了因管理不善或人为错误造成的损失，进而降低了生产成本。

然而，技术和资金支持对于启动或推进上述技术是必不可少的，而有利的治理框架也是至关重要的。例如，用于互动讨论、规划、信息生成和传递、数据共享和认证的电子平台可以促进整个供应链的产品和信息流动，防止用户之间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冲突；然而，针对开发和管理此类平台的治理机制是最重要的。此外，协调国家和国际规则和标准是必要的，以便增加透明度、改善网络安全和缩小数字鸿沟。

多营养层次综合水产养殖

在多营养层次综合水产养殖系统中，投饵品种未食饲料和排泄废物的营养素成为不依赖投饵物种的食物，因此减少了向环境释放的营养素，同时提高了总体生产率。作为蓝色转型计划的一部分，该系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需要重要的设施和设备架构，将多个物种组合成一个综合系统（例如海藻养殖和双壳软体动物养殖与有鳍鱼网箱养殖相结合），并需要就生产和销售多种收成开展更多的管理活动。作为海上生物修复系统，该系统提供了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以应对投饵型海洋水产养殖向环境释放有机和无机废物的问题。

综合农业水产养殖系统，即两种或更多水产养殖和农业活动同时或相继进行，在东亚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自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出现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尽管规模较小。该系统包括畜鱼（例如养殖猪和鱼）、禽鱼（养殖鸭和鱼）和稻鱼/虾生产系统。这些系统通常是粗放型或半集约化型；将农业废弃物引入鱼类放养系统（通过施加粪肥或将牲畜圈养在池塘正上方），以强化水体施肥，促进作为鱼类食物的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的次生生长。另一方面，在综合灌溉水产养殖系统中，植物往往是主要收成，鱼类是次要收成，排放的富营养水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同样，在鱼菜共生系统（综合农业水产养殖系统的一种较新形式）中，蔬菜是主要的经济作物。这些系统带来了重要的环境优势：水资源以及溶解营养素的优化利用，否则这些营养素会在水产养殖系统的废水中流失。

所有综合生产系统在全球范围内仍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特别是在技术上可行的中小规模生产系统中，为创业者提供经济效益。有必要对现有资源高效利用而不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是采用这种生产系统的驱动力。

>双壳类水产养殖

双壳类水产养殖可在“营养敏感型”水产食品系统（即提供多样化和营养全面的食物、促进可持续生计的社会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双壳类软体动物为健康和积极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均衡的生物可及营养素，同时养殖活动改善了沿海社区的生计。此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沿海水域双壳类水产养殖更广泛的生态系统效益，包括碳封存、营养修复和海岸保护等服务功能。

双壳类水产养殖分部门的发展潜力仍然很大，特别是在海洋环境中。双壳类软体动物养殖在美洲、欧洲、亚洲和大洋洲的确很重要。另一方面，在非洲，尽管双壳类水产养殖受到的关注正在稳步增加，但其产量仍然可以忽略不计，粮农组织项目的重点是转让养殖技术（如吉布提的蛤蜊养殖，摩洛哥的贻贝养殖）以及实现产品多样化和扩大当地消费（如塞内加尔的牡蛎养殖）。⁸几个世纪以来，非洲的沿海社区，特别是妇女，一直在收获野生双壳类产品。遗憾的是，许多地方的野生种群已被过度开发，水产养殖是减少野生种群压力和确保妇女和沿海社区生计的关键。

作为不依赖投饵养殖的品种，双壳类是水产养殖的理想选择：不需要人工饲料，投资负担和运行成本明显低于肉食性有鳍鱼类养殖作业。然而，软体动物养殖在全球层面的发展缓慢，部分原因是进入国际市场的卫生要求非常严格，需要监测收获水域和达到产品安全标准。此外，虽然双壳类水产养殖技术通常是可获得、可负担的，但贝苗的获取很复杂，生物安全要求通常非常严格，特别是在针对出口市场的情况下。

在过去20年里，全球有鳍鱼类产量几乎增长了两倍，而双壳类的养殖仅增长一倍；因此，通过蓝色转型举措实现增长的潜力巨大。太平洋牡蛎和菲律宾蛤仔在双壳类水产品产量中占主导地位，其次是扇贝和贻贝（见“水产养殖产量”）。对全球许多区域和品种来说，双壳类软体动物养殖对野生贝苗的依赖度仍然很高。近几十年来，苗种场的设计和技术在驯化、产卵、幼体培育和着床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幼体的存活率也有所提高。通过贝类幼体饲料的计算机辅助监测和计量，苗种场的浮游植物生产同样取得进展，再次提高了存活率和生长率。改良幼苗着床过程和材料的发展使养殖者能够根据自身具体需要生产种苗，而更好地处理材料使大规模着床和移殖取得进展，特别是牡蛎。此外，贝类养殖还受益于选育以及具有独特壳色的抗病和快速生长品系和品种的开发。双壳类水产养殖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和技术开发为支持全世界可持续水产养殖的扩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前沿领域，重点关注防止有害藻华及其对渔业、水产养殖和食品安全的影响。

水产养殖能力发展、研究和伙伴关系

最近制定的《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草案还评估了能力建设作为确保有利环境和支持《准则》实施的关键部分的必要性（Jolly和Menezes，即将出版）。《准则》草案支持《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的水产养殖总体原则和规定，以及通过分部门蓝色转型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在2021年就水产养殖发展有利环境进行了评估，重点涉及与能力发展、推广和研究有关的方面，其结果表明：1）人员和机构能力、关键技术技能（在养殖者和推广/培训者层面）和财力资源需要大幅提升；2）需要进行推广教育，将技术信息传递给养殖社区，并涵盖经营者的需求；3）数字化水平较低，只有不到50%的教育工作者具备信息通信技术方面的能力；4）许多机构无法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支持推广服务；5）小农养殖场对互联网的使用仍然有限；6）水产养殖业在没有充分了解来自研究的科学信息的情况下扩展。鉴于这些挑战，公共管理部门、研究机构、推广机构和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需要在未来十年显著改善。

涵盖推广的培训能力和服务因国家而异，包括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渠道。在亚洲、欧洲和美洲的重要水产养殖国家，已确立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水产养殖教育。在非洲，一些教育机构提供专门的水产养殖课程。但是，在全球范围内，招聘人员强调，毕业生需要特定学科知识和一系列通用技能，以高效执行（Pita等，2015）并领导蓝色转型。面临的挑战包括毕业生不足和（或）专业不能满足雇主的要求（蓝色地球咨询,2020；Engle,2021）。

职业培训仍是人力开发的一种重要机制。亚洲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对个人进行专业技能培训。欧盟的欧洲2020年智能、可持续、包容增长战略关注两个关键因素：学生流动和一项为各个行业吸引和留住青年人才的计划，包括水产养殖在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粮农组织与多个机构合作，包括马拉维的水产养殖和渔业科学卓越中心以及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大学、世界渔业中心、挪威发展合作署和当地政府，提供职业能力建设、推广服务和研究。

能力发展的规划和实施需要与国家多学科研究计划紧密相连，以提高该部门的竞争力、生产效率、经济可行性、长期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并在遗传学、营养、健康和技术开发方面取得进展。支持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建立功能性应用研究（Little、Newton和Beveridge，2016）联盟和开发系统也很重要。鼓励国有和私营水产养殖研究机构关注采纳和传播国际协议和最佳养殖方式，以及合理利用水资源和当地物种资源。研究应侧重于应用空间规划、育种和遗传学、饲料生产和数字技术应用，以提高养殖作业和管理的效率。为了帮助确定问题和设计研究解决方案，科学家应该利用农民和社区的实地和传统知识，而同时农民和社区将通过推广从结果和技术改进中受益。

国家水产养殖推广计划应继续推广经过验证的水产养殖模式和生产技术。水产养殖推广信息是动态的，应当不断发展并引发养殖者行为变化，从而加强可持续生产。在多数情况下，政府是推广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其他推广服务提供者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主要是设施、苗种和饲料供应商）、农民对农民的推广计划和自我教育（如考察和农民田间学校）（De,Saha和Radheyshyam，2013）（插文12）。

虽然差得还很远，但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正越来越缩小小农在获取信息和提高管理技能方面的差距（Trendov、Varas和Zeng，2019；Qiang等，2012）。非洲和亚洲的一些数字举措有助于推广服务（Costopoulou、Ntaliani和Karetsos，2016；Tsan等，2019）。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粮农组织正在建立区域水产养殖技术平台。这一线上学院（粮农组织，2020e）旨在提高水产养殖方法的可及性和包容性，促进全面的政策对话。许多政府还建立了水产生物安全监测数字平台（欧洲水产养殖技术和创新平台，2021），推出了关于养殖场管理和产品追溯的移动应用程序以及农民的合作平台，如虾农信息看板（g-nous，2020）。

伙伴关系对于蓝色转型的能力建设工作至关重要。近几十年来，政府间组织、国际金融机构、民间社会以及亚太、非洲、中东欧、美洲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区域水产养殖网络，在纳入和调整水产养殖能力建设计划方面取得了进展（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2015；Ahonen和Pirhonen，2018）。需要建立更多的伙伴关系，鼓励各国之间技术转让和交流（插文13）。

插文13 智能伙伴关系：危机时期强有力的规划和实施机制 — 莫桑比克项目实例

伙伴关系可以成为在危机期间实施项目和引入良好做法的宝贵工具。2020年6月，在新冠疫情高峰期，莫桑比克农村社区面临各种挑战，粮农组织响应了一个实地层面国家组织“社区发展基金会”（Fundação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a Comunidade）的要求，以改进传统的自给型农业综合种养生产方式，建立抵御气候和健康相关冲击的生计。粮农组织-社区发展基金会伙伴关系促进了加强粮食生产和营养安全的改良方式，同时赋予妇女和青年权力。

项目活动包括：

• 在中小型企业层面重新引入传统农业耕作系统，以鱼类养殖为核心活动；
• 应用和采用综合鱼类养殖，强调高效利用现有资源、循环利用废弃物和节约能源，同时保持生态平衡；
• 实施针对青年和妇女的能力提升计划。

仅仅一年后，希来贝内历史遗址的“综合水产养殖项目”就为许多人提供了就业和在职培训机会；开展了研究和开发活动，包括在不同地区进行鱼类价值链评估；翻新了农场设施；生产了16吨鱼和相当数量的鸡和兔子；种植了8.5公顷的玉米、豆类和红薯；推进猪、鸭养殖。

该项目强调了三个方面的重要经验：

1. 强有力的伙伴关系需要所有合作伙伴致力于追求共同目标和分担风险，但基石是相互信任；
2. 利益相关者的伙伴关系，如粮农组织-社区发展基金会，有能力吸引双方的专业知识和资源，以问题为导向，将其转化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的机遇；
3. 在各方做出承诺并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任何部门都可以克服困难，取得成功，实现发展。水产养殖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青年和妇女加强自身在水产养殖和农业最佳做法方面的技能，提高了生计的抵御能力和多样性（莫桑比克希来贝内）。
©粮农组织/Telcinia Nhantumbo
详情参见: www.youtube.com/watch?v=XfrJEKLR3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