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公众、企业和政府并不一定知晓自身决定对农业粮食体系的可持续性有何影响 — 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一方面，农业粮食体系为社会带来巨大的利益，尤其是保证了人类的营养，为十多亿人提供了工作和生活依靠，因此农业粮食体系对社会的价值可能远远超过国内生产总值所能衡量的。另一方面，支撑农业粮食体系的市场、政策和制度失灵，则会增加隐性成本，如气候变化、自然资源退化、健康膳食费用过高等。那么，问题就是：如何调整农业粮食体系，让其为社会带来更大价值？换言之，如何降低农业粮食体系的隐性成本，增加隐性收益？
今年的《粮食及农业状况》聚焦于农业粮食体系的真实成本。本报告引入了农业粮食体系的隐性成本和隐性收益概念，并提供了评估成本和收益的框架，以此启动一个进程，使决策者更好地为行动做好准备，引导农业粮食体系实现环境、社会和经济上的可持续。
在决策中考虑农业粮食体系的成本和收益
核算农业粮食体系的成本收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国际社会已形成共识，即转变农业粮食体系，提高其效率、韧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将农业粮食体系的整体评估纳入决策过程，对于实现许多（甚至全部）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农业粮食体系与环境、经济、营养、健康和社会的互动最终都关系到目标。特别是，农业粮食体系转型直接影响可持续发展目标1（无贫穷）、目标2（零饥饿）和目标3（良好健康与福祉），因为农业粮食体系与农业生产力、农村生计、健康、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通过优化决策，转向可持续农业粮食体系，也意味着在目标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目标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目标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以及关于气候行动、水下生物和陆地生物的目标13、目标14和目标15方面取得进展。农业粮食体系转型依赖于技术发展，而新技术可以作为迈向目标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的催化剂。通过评估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待遇，农业粮食体系转型还可以促进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目标8）、减少性别不平等（目标5）。
推进真实成本核算，支持农业粮食体系转型
真实成本核算（TCA）为上述全面评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真实成本核算是一种整体系统的会计方法，用于测量和评估农业粮食体系产生的环境、社会、健康及经济成本和收益，促使决策者、企业、农民、投资者和消费者作出更好选择。
以上定义十分宽泛，各国可以根据自身的资源、数据、能力和报告系统，采用各种核算方法。真实成本核算也并非一个新的概念。相反，这是一种在不断发展和改进的核算方法。它超越了市场交易，将所有流入和流出农业粮食体系的成本都计算在内，包括那些未被市场交易捕捉到的成本。
虽然真实成本核算是一种理想化的做法 — 因为纳入农业粮食体系的所有隐性影响和依存关系及其相关成本和收益是一项大工程，需要大量的资源和数据 — 但其目标是帮助决策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避免在没有充分评估的情况下作出决定。在这方面，真实成本核算使决策者能够实事求是地利用现有数据和信息，初步了解农业粮食体系，包括最重要的数据缺口，以更好地指导干预措施。
了解农业粮食体系对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和依存性
农业粮食体系受到政策、商业和消费决定的影响。农业粮食体系的活动还依赖并影响自然、人力、社会和人造资本，这些资本构成了人类福祉、经济成功和环境持续的基础。例如，自然资本为农业粮食体系贡献了生物量增长和淡水；反之，农业粮食体系可以通过温室气体排放和污染，对自然资本产生负面影响。相反，如果使用再生农业，生产活动则有助于生态系统的恢复。社会资本可以通过文化知识为农业粮食体系作出贡献，并影响获取土地等资源的习惯；而农业粮食体系则根据其效率、韧性和包容性，反过来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或导致粮食不安全和食物不足）。人造资本有助于研发，而农业粮食体系产生收入、利润、租金和税收作为回报。
尽管这些双向流动看起来很直观，但除了人造资本的流动之外，很少有人对其他流动进行衡量并管理其影响。经济评估中通常包括的数据涉及人造资本的流动和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涉及通过市场机制交易的人力资本（例如劳动力和工资）的流动和影响，因此容易观察、衡量和量化。相比之下，与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部分）人力资本相关的流动和影响则不容易容易观察、衡量和量化，因此这些资本的流动和影响在经济评估中很大程度上是不全面的，且没有系统性。例如，虽然基于市场的生产资料投入直接反映在生产者的私人生产成本中，但生态系统服务的投入（例如清洁淡水和授粉）却没有反映出来，尽管这些投入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
然而，如果决策者没有全面评估影响资本存量和流动的农业粮食体系活动（例如生态系统服务），由此产生的知识差距会妨碍农业粮食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这尤其是因为，虽然在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但农业粮食体系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在本报告中，没有反映在产品或服务市场价格中的负面影响被称为隐性成本。为了简单起见，并考虑到大多数利益可能被市场内部化，本报告中的术语“隐性成本”包括净隐性成本，因此也包括以负隐性成本表示的隐性利益。负隐性成本的一个例子是退牧退耕还林，这样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但农民没有因此得到补偿。
将农业粮食体系的隐性影响纳入决策的障碍
鉴于与农业粮食体系经济活动相关的影响十分广泛，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众多，将所有隐性成本和收益纳入决策过程并非易事。决策者面临相互冲突的目标，解决农业粮食体系的隐性成本可能需要对目前的生产和消费习惯进行重大调整，这可能会遭到政府、企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抵制。他们可能会倾向于维持现状，因为担心转型成本高昂，或需要改变习惯、文化或传统。
抵制变革的另一个原因是可能出现利弊相抵的情况。例如，使用农用化学品提高生产率可以减少贫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导致生态退化。这使得决策变得更加复杂。在全球范围内，谁从农业粮食体系中受益，谁为此出代价，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即向新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过渡，可能对分配产生重大影响。改造农业粮食体系，解决关键的环境压力和健康问题，可能会带来社会不平等，这个问题需要权衡。
缺乏足够的数据和信息也可能导致人们抵制变革。一个相关的挑战是量化政策变化的成本（即“改善成本”），并将政策变化成本与减少隐性成本带来的好处进行比较，以帮助指导政策方向。这就提出了一个以实用方式评估成本的问题。如果没有更好的方法计算改善所需成本，农业粮食体系的转型将不会有什么进展。因此，应优先投入资源实现相关信息的披露。
真实成本核算：了解农业粮食体系的机会
真实成本核算基于既定国际统计标准中体现的现有计量工作。就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及相关流动而言，这些统计标准包括用于计量人造资产及相关生产、收入和消费流动的国民账户体系（SNA），以及用于计量环境流动和资产的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
鉴于收集必要的数据和量化四类资本的所有流动面临重大挑战，可将现有数据和信息优先用于初步了解农业粮食体系。此类初步分析可用于启动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对话，讨论农业粮食体系中最重要的挑战以及为更好指导干预措施而急需填补的数据缺口。在这方面，“重要性”原则是关键。“重要性”原则用于衡量决策时一条信息的重要程度。重要性原则有助于将真实成本核算的范围集中在有可能改变决策的影响和流动上，以确定哪些重要数据仍然缺失，应该收集。
建议通过真实成本核算进行两阶段评估
在这一背景下，本报告建议通过真实成本核算，分两阶段进行评估，以使决策者全面了解农业粮食体系，确定改善其可持续性的干预领域。第一阶段是进行国家一级的初步评估，利用现有数据尽可能多地分析和量化农业粮食体系对不同资本造成的隐性成本。第一阶段的主要作用是提高对挑战严重性的认识。
第二阶段专门针对农业粮食体系的具体组成部分、价值链或部门进行深入评估，以指导特定国家的转型政策行动和投资。目标的选择可以来自第一阶段的核算结果，但也可以通过与相关利益相关方协商，按照国家优先事项决定。所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可能因背景而异，但他们通常是政策制定者、研究和会计机构（尤其是对该国主要农业粮食体系挑战有充分了解的机构），以及农业粮食体系中主要行为主体的代表，如农业生产者、加工者和经销商。
对154个国家农业粮食体系隐性成本的初步评估
不可否认，即使考虑到不确定性，隐性成本也十分巨大
迄今为止，研究者已通过各种尝试，来估算与全球农业粮食体系相关的隐性成本。特别是，粮食和土地利用联盟（2019）与Hendricks等人（2023）的两项研究认为，相对于市场上交易的粮食产品的价值，隐性成本的规模相当巨大。然而，尽管这两项研究都很全面，但都是汇总性研究，没有提供国家一级的估计数据。
在此背景下，作为第一阶段评估的切入点，本报告进行了初步的真实成本核算，以量化154个国家农业粮食体系隐性成本。报告使用国家级数据（来自各种全球数据库）来模拟各种影响，并将这些数据与货币化估算相结合，以评估（货币化）隐性成本。这使得分析结果能够在不同维度和地理范围内进行汇总和比较，并用作与决策者对话的基础。在此项工作中，尽可能地把隐性成本和隐性收益都考虑在内。隐性收益（例如植树造林）被视为为负隐性成本。
然而，由于食物具有无形价值 — 比如，用以表达与农业粮食体系相关的文化身份 — 一些益处无法货币化，因此被排除在分析之外，尽管这些益处也很重要。此外，由于缺乏被分析国家的数据，还忽略了一些隐性成本，例如，与儿童发育迟缓、农药污染、土地退化、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和不安全粮食导致的疾病相关成本。
本报告估计，2020年全球农业粮食体系的量化隐性成本约为12.7万亿2020年购买力平价美元，其中包括温室气体排放和氮排放、用水和土地用途转变造成的环境隐性成本；不健康膳食结构导致生产力下降，由此产生的健康隐性成本；以及贫困和食物不足造成生产力损失，因此带来的社会隐性成本。不健康膳食结构和食物不足均导致生产力损失，影响国民经济；然而，由于驱动因素大相径庭 — 食物不足由极度匮乏造成，而不健康膳食结构由过度消费造成 — 不健康膳食结构的隐性成本与健康层面有关，而来自食物不足的隐性成本则与贫困和社会层面有关。
虽然不能将所有的收益和成本货币化是一个局限，但这不妨碍分析结果指导改进农业粮食体系的能力。事实上，得到分析的隐性成本已足以凸显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与世界经济的价值相比，这些成本几乎相当于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的10%。按日计算，这些成本相当于每日350亿2020年购买力平价美元。
这些估算考虑到了成本计算中的巨大不确定性。之所以存在不确定性，主要是因为缺乏各种隐性成本的数据以及一些国家和区域的数据，故不得不使用概率分布进行计算。本报告分析的优势在于，可以反映不确定性的置信区间。据估计，全球隐性成本有95%的概率达到10.8万亿美元或更高。由于缺乏氮排放对生态系统服务影响的了解，环境隐性成本的不确定性最大。然而，即使是下限也揭示了农业粮食体系转型不可否认的紧迫性。换言之，不确定性不应用作推迟行动的理由。
国家收入水平不同，农业粮食体系隐性成本的规模和构成也有很大差异
在全球层面汇总农业粮食体系的量化隐性成本，掩盖了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之间的显著差异，而国家是降低这些成本的关键决策主体。大部分隐性成本产生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5万亿2020年购买力平价美元，或总量化隐性成本的39%）和高收入国家（4.6万亿2020年购买力平价美元，或总成本的36%）。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占22%，低收入国家占3%。
各国隐性成本不仅在规模上不同，而且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构成也不同。在低收入国家以外的所有国家组别中，导致非传染性疾病的膳食结构造成的生产力损失是农业粮食体系损害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环境成本。在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贫困和食物不足的社会隐性成本相对更大，平均占所有量化隐性成本的12%。毫无意外，这些社会隐性成本是低收入国家的主要问题（超过所有量化隐性成本的50%）。
将隐性成本呈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国民经济所承受的负担，并表明应在哪些方面优先使用国际资源，从而降低这些成本。从全球来看，以购买力平价计算，量化的隐性成本平均几乎相当于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0%。然而，这一比例在低收入国家要高得多，平均高达27%。这表明改善低收入国家的农业粮食体系将有助于解决这些隐性成本，特别是与贫困和食物不足相关的成本，仅这一项就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4%。在低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隐性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12%和11%。然而，社会隐性成本仅在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具有显著相关性。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大部分隐性成本来自不健康膳食结构。高收入国家同样如此，这些国家的所有量化隐性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只有8%。
量化隐性成本，明确并关注政策切入点
对隐性成本的描述，旨在帮助确定重点干预措施和投资的切入领域。在这方面，第一步应该是确定特定农业粮食体系中的哪个环节隐性成本最大，以及是由什么活动造成的。从环境层面开始，相关估计表明，隐性成本主要发生在初级生产阶段，而初级生产前后产生的成本仅占总量化隐性成本的不到2%。换言之，初级部门应成为影响环境路径转型的主要切入点。从全球来看，通过环境路径产生的农业隐性成本相当于农业增加值的近三分之一。
对一些国家而言，干预重点可能是处于弱势的行为主体，特别是要关注农业粮食体系导致中度贫困的问题，也就是活跃生活所需的收入和热量总体分配失灵问题。报告发现，为了避免农业粮食体系中的分配失灵成本，在低收入国家，农业粮食体系就业的中度贫困人口需要平均增加57%的收入，而在中等偏下收入国家，需要平均增加27%。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重点领域是饮食摄入导致的人均生产力损失。在全球范围内，这一损失相当于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的7%；低收入国家报告的数值最低（4%），而其他收入组别国家报告的数值为7%或更高。
总体而言，研究结果表明，即使考虑到不确定性，与农业粮食体系相关的量化隐性成本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巨大的。研究结果揭示了所需转型的规模，但没有评估缓解或预防不同挑战的成本，也没有说明缓解或预防是否可行。相反，研究结果表明了各种活动或污染物的相对贡献，并强调了在下一步有针对性的评估中需要进一步调查的领域，以填补数据缺口并了解改善所需成本。只有通过下一步有针对性的评估，才有可能指导公共和私营实体采取干预措施，改善农业粮食体系。
有针对性的真实成本核算：两阶段中的第二阶段
从隐性成本的初步估计到确定行动
第一阶段在国家层面的评估工作仅仅产出了初步结果，因此需要通过有针对性的评估，获得更准确的分类数据，对第一阶段的结果进行补充。这就进入了第二阶段，该阶段侧重于开展有针对性的评估，以支持提高农业粮食体系可持续性的决策。该阶段的目标是识别可能的转型行动，比较未来选项，权衡利弊得失，也就是通过比较每项行动的成本和收益（例如通过场景分析），将资源分配给最可行和最具成本效能的行动。随后是通过实施改革政策、投资和其他干预措施，解决所发现的问题。
界定针对性评估范围
筹划针对性评估时，必须设定分析的边界，以保持评估范围的可行性，同时充分满足评估目标。首先要选择分析的功能单元，即评估和测量的内容，这些内容可以分为农业粮食体系、膳食结构、投资、组织机构和产品。所选择的功能单元取决于政策重点或研究问题。一般而言，分析范围涉及的农业粮食体系层次越高，越适合决策，因为分析更全面，考虑到了引导制度性变革的潜力。
激活变革杠杆通常需要更精细的分析。这通常需要把产品或投资作为具体决策提供参考的功能单元。如果政策关注的是促进健康膳食，那么选择膳食结构作为功能单元会更合适。在某些情况下，选择组织机构作为功能单元可能也是合适的。尽管以组织机构作为分析的功能单元主要用于私营部门，但如果政策目标是支持企业开展真实成本核算或减少企业负面影响，则以组织机构为功能单元可以产生有价值的见解。
政策和场景分析在针对性真实成本核算中的基础作用和补充作用
不管分析的边界是什么，场景分析都是真实成本核算的关键特征。无论真实成本核算应用的领域是国家农业粮食体系、地方膳食结构、公共投资还是价值链，场景分析都可用来比较各种潜在的未来路径，并评估不同政策和管理选项的影响和有效性。这样做对于确定不作为带来的新问题以及有作为带来的协同增效或得失相抵结果至关重要。然后，就可以仔细权衡各种利弊，以制定更强有力的战略，评估不同潜在行动的有效性。
这些场景有助于重新界定问题，以便更有效地制定政策议程。场景分析通常涉及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并经常需要通过参与性方法，鼓励地方和区域利益相关方参与决策。例如，在调查农业扩张或城市化趋势时，人口增长预测可用于估计预期的土地覆盖变化。
场景分析的结果可以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加以解释。成本效益分析用于比较不同干预措施的效益和成本，并确定干预措施的经济和财务可行性。也可以使用成本效能分析，比较使用不同干预选项实现特定目标的成本，例如通过提高能效、使用可再生能源、减少毁林等方法减少每吨排放的成本。成本效能分析法在考虑旨在减少未货币化隐性成本的备选方案时尤其重要。
真实成本核算可促进农业粮食企业和投资可持续发展
单靠政策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农业粮食体系的核心是私营部门的努力，私营部门必须承担减少隐性成本的部分责任。真实成本核算为企业更全面、更准确地评估和管理其影响和依存关系提供了一个框架。通过将真实成本核算整合到企业日常决策和管理战略中，农业粮食企业可以监控和抓住供应链不同阶段的机会，实现可持续生产，吸引私人投资，利用政府激励措施。如果被政策采纳并得到法律法规的支持，真实成本核算将重新定义关键绩效指标，通过纳入人力、社会和自然资本，来改变商业成功的评价方式。简而言之，真实成本核算重新定义了“成功企业”的概念。
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也可以利用真实成本核算，依据更好的风险评估来确定信贷和保险条款，从而改善信贷和保险条件，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利用真实成本核算对成本和收益进行全面评估，也有助于企业为可持续转型调动财政资源，为扩大投资和规模创造机会。真实成本核算还可以帮助企业应对消费者对供应链透明度日益增长的要求，因为消费者越来越意识到生产涉及的不同问题，包括工作条件和环境影响。在这方面，真实成本核算还可以促进企业获得自愿认证（如公平贸易认证）和政府激励。
随着企业隐性成本，特别是农业粮食产品隐性成本的量化工作日益紧迫，各种倡议已迈出第一步。就真实成本核算的商业应用而言，现有举措涵盖了大量领域。然而，仍有一些领域需要进一步发展，以充分发挥真实成本核算在私营部门的潜力。这些领域包括框架标准、方法、公司治理和战略，以及报告准则。
将真实成本核算纳入农业粮食体系转型：机遇与挑战
基于真实成本核算的杠杆可改善农业粮食体系的可持续性
有不同的杠杆可用来影响农业粮食体系的内部运作，战略性地推动农业粮食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杠杆可以影响供应方（生产和中介）、需求方（消费），以及支持农业粮食体系的公共产品。杠杆都是现成的，但创新之处在于如何运用。通过以真实成本核算进行针对性评估，可对农业粮食体系中的现有杠杆（如农业粮食补贴）进行重新定向或改革，以支持和扩大有前途和新兴的可持续企业和投资战略。杠杆的选择取决于场景和政策分析的结果、具体情况下的需求、优先事项和可用资源。虽然政府的工具包最全、最有影响力，但其他行为主体 — 研究机构、民间社会组织、企业和金融机构 — 也在影响农业粮食体系的绩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样，在此过程中也需要考虑农业粮食体系之外的部门（例如卫生保健和能源部门），并考虑各种协同增效或得失相抵的情况，以创造激励措施，改善农业粮食体系的可持续性。
降低隐性成本会提高食品价格吗？
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减少农业粮食体系的隐性成本是否会抬高食品价格。本报告为回答这个问题奠定了基础。基本假设是，这取决于要解决的隐性成本和采用的工具。需要考虑正在调查的隐性成本类别：可导致贫困和食物不足的与分配失灵相关的社会隐性成本；与外部性相关的损害造成的环境隐性成本；以及由导致肥胖和非传染性疾病的膳食结构引起的健康隐性成本。处理这些类别的方式对收入和食品价格有不同的影响。
例如，解决分配失灵造成的社会隐性成本可以提高粮食和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对食品价格施加下行压力，从而广泛惠及消费者。相反，如果让生产者为转型措施买单（污染者付费原则） — 比如通过税收或法规要求采用对环境危害较小的做法 — 而没有同时建议生产者在发生隐性成本时如何降低生产成本，那么生产成本将沿着价值链向下传递或通过更高的价格传递给消费者。
另一种选择是应用受益者付费原则，即由受益者承担农业粮食体系活动的真实成本。受益者通常是公众，但也包括并未参与相关活动却受到该活动影响的特定群体。在这种情况下，相关政策不应导致食品价格上涨。一个例子是为环境服务付费，即受益人向可能损害环境的当事方付费，以改变其行为。
涉及到将污染者付费原则和受益者付费原则结合起来的一套政策是改变农业补贴的用途。将表现不佳的农业补贴转向保护和恢复退化的农田，可以更好地支持当地社区，帮助各国实现气候、生物多样性和农村发展目标。如果精心设计，有的放矢，这项政策也有可能增加健康膳食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特别是那些与环境无害的膳食。然而，补贴计划可能给本已稀缺的财政资源增加负担，相互竞争的目标可能导致得失相抵。政策工具的选择将取决于其对公平的影响，而公平又取决于谁是受益者。应优先考虑存在协同增效的情况。
有针对性的真实成本核算可以为设计税收方案和调整补贴用途提供参考，以改变食品的相对价格，支持更有营养和可持续的选择。如果税收收入用于促进健康和可持续膳食，家庭食物预算可能保持不变。从长远来看，公共卫生将得到改善，从而提高生产力，这可能会转化为更高的家庭收入。在此种情况下，即使更健康的膳食可能更贵，收入的增加也可以抵消这一额外开支。然而，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了解所涉及的成本。
创造有利环境，扩大真实成本核算在农业粮食体系转型中的应用
扩大真实成本核算的应用范围，不能指望少数几个行为主体的努力，而是需要影响农业粮食企业运作的不同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优势互补。政府可通过政策、资金、投资、法律法规发挥核心作用，为扩大真实成本核算，改造农业粮食体系创造有利环境。在完善真实成本核算方法、制定数据收集标准方面，研究机构和标准制定机构也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对于保证农业粮食体系真实成本和收益的透明度至关重要。会计师事务所和商业咨询公司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真实成本核算的应用，为农业粮食生产者、企业和其他相关利益相关方落实可持续转型提供咨询和支持。金融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可以通过支持可持续生产、商业和投资，发挥辅助作用。最终，还要依靠生产者、企业和消费者以及他们建立的联盟，作出改变并实施新的标准，尤其是自愿性标准。
要大规模实现真实成本核算，尤其是在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必须克服两大障碍：数据稀缺和能力不足。
粮农组织有史以来首次以连续两期《粮食及农业状况》探讨同一主题
粮农组织以连续两期报告专门探讨同一主题，目的在于披露相关信息，指导农业粮食体系决策走向可持续。今年的报告通过呈现初步国家评估的全新发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来支持世界各国的决策者查明本国农业粮食体系面临的广泛（隐性）挑战，并通过启动一个进程，构建农业粮食体系转型的共同愿景。这些初步结果虽然有待改进更新，但凸显了调整当前公共支持政策的重要性，也凸显了影响消费者等行为的法律、法规和标准的重要性。私人资本 — 其数量相当于全球公共支持的近14倍 — 也在塑造农业粮食部门可持续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机构也是如此。这些部门可为不同行为主体实现可持续转型施加影响、提供建议和支持。
明年的报告将关注如何在具体情况下，根据政策制定者的优先事项，进行有针对性的评估，目的是展示真实成本核算在不同范围内 — 从整个农业粮食体系到单一产品 — 应用的灵活性。不管分析范围如何，真实成本核算都可以用来比较不同的政策和管理选项。作为本报告启动工作的继续，下期报告将在真实成本核算中纳入场景和政策分析，审查未来的多种可能，包括各种政策或管理选项的结果和有效性，以指导农业粮食体系向好的方面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