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最近对154个国家进行的真实成本核算初步评估了农业粮食体系的“量化隐性成本”。使用“量化”一词，在于承认许多国家存在数据缺口，阻碍了对所有隐性成本的估算，例如与农药污染和土地退化相关的成本。
- ➔ 分析发现，2020年全球农业粮食体系的量化隐性成本（包括环境、社会和健康成本）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约为12.7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0%。
- ➔ 即使考虑到不确定性，2020年全球量化隐性成本有95%的概率达到10万亿美元或更高，凸显了将这些成本纳入农业粮食体系转型决策不可否认的迫切需要。
- ➔ 从全球来看，2020年73%的量化隐性成本与引起肥胖和非传染性疾病的膳食结构有关，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
- ➔ 农业造成的环境隐性成本占量化隐性成本的20%以上，相当于农业增加值的近三分之一。
- ➔ 在社会方面，据估计，在低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农业粮食体系就业的中度贫困者收入平均需要分别增加57%和27%，才能达到中度贫困线以上，从而减少粮食不安全和食物不足。
- ➔ 虽然发现不健康膳食结构是全球隐性成本的主要因素，但也不应忽视环境和社会隐性成本。相反，本报告的分析发现凸显了调整支持措施的重要性，以转变农业粮食体系，为所有人提供健康和环境可持续的膳食。
- ➔ 量化隐性成本在低收入国家相较于国民收入比例更高，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7%（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贫困和食物不足），而在中等收入国家为11%，在高收入国家为8%。解决贫困和食物不足仍然是低收入国家的优先事项。
- ➔ 初步分析结果表明，环境、社会和健康隐性成本的相对重要性在各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突出表明有必要估算国家级隐性成本的数据，并利用具体国家的信息，对这些数据进行完善，使之成为决策和制定政策时的有用参考。
如第1章所述，造成农业粮食体系不可持续的原因，是隐藏在价格标签背后的成本，而农业粮食体系的行为主体对此并不知情。这些隐性成本，包括水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和非传染性疾病，是由负外部性和其他市场失灵（或其溢出效应）以及政策和制度失灵造成的。推动农业粮食体系转向可持续的关键，是从环境、社会和健康层面衡量和评价这些隐性成本。
相比之下，与人造资本相关的经济成本通常包含在经济评估中，因此是可见的。隐性成本的核算需要一种全局性方法，以便抓住农业粮食体系行为主体、活动和影响的复杂性和相互依存关系。第1章介绍了真实成本核算方法，认为这是确定隐性成本的合适方法。然而，这种方法往往受到数据缺口、方法限制和制度障碍的影响。此外，没有足够的通用衡量标准和指标，进行不同层面和地理范围（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的比较和汇总。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第1章提出了一个跨越各类资本，分析量化农业粮食体系隐性成本的两个阶段（见图3）。本章通过对154个国家农业粮食体系隐性成本进行初步量化，作为第一阶段评估的切入点。本章使用了各种国家级数据库，包括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全球疾病负担数据库，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估值数据库。c
量化包括将影响建模与货币价值评价相结合，以得出隐性成本。这使得分析结果能够在不同维度和地理范围内进行汇总和比较，并用作与决策者对话的基础。在此过程中，隐性成本和隐性收益都被尽可能地考虑在内。为了简单起见，隐性成本是指给定维度的净隐性成本，隐性收益则表示为负隐性成本。比如，气候变化维度，负隐性成本包括农民退耕退牧还林。虽然这样做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量，但农民并没有因此得到补偿。
必须指出，尽管本章提出的估计数据对开展全国层面的对话十分重要，但这只是推动两阶段进程的第一步。对国家农业粮食体系隐性成本的初步估计，只是第一阶段评估的可能起点之一。第一阶段的目的是从整体上了解农业粮食体系如何运作和面临的挑战，只有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才能进入第二阶段，进行更深入的国家级（及国家以下各级）分析。根据具体情况，第二阶段评估可能不需要对事先国家一级所有资本下的隐性成本进行初步量化。但如果进行了量化，则会创造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世界各国的决策者能够查明本国农业粮食体系面临的广泛（隐性）挑战，并通过启动一个进程，构建农业粮食体系转型的共同愿景。
尽管货币化在揭示农业粮食体系各维度隐性成本相对大小、表达这些维度的改善可取得的好处（减少饥饿、食物不足、肥胖、粮食浪费、温室气体排放、生物多样性损失等）（上限）方面具有价值，d但货币化也带来了多重挑战和限制。首先，人类幸福或自然资本的某些方面，比如，文化认同、娱乐和社会关系，是无形、无价、不可替代的，因此不可能或不适合赋予货币价值。此外，生命损失货币化会引发道德困境。更有道理的做法似乎是评价疾病或预期寿命缩短造成的生产力和收入损失，从而仅仅评价比如健康维度的“经济成分”，且只评价经济成分。3
关于粮食的无形价值，如与农业粮食体系相关的文化认同，报告承认，这些利益即使没有货币化也是重要的。农业粮食体系对社会的价值可能远远超过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然而，这里的重点是如何改变农业粮食体系，使之为社会带来更大的价值。因此，挑战在于如何改变农业粮食体系，以减少隐性成本，增加可以量化的收益。计算农业粮食体系的潜在影响是关键的第一步。
在此背景下，本章对154个国家农业粮食体系（在环境、社会和健康方面）的隐性成本进行了初步估算，进一步阐明本文提出的估算在哪些方面是对现有研究的改进，同时承认目前的估算仍然是初步和片面的，因为没有反映农业粮食体系的所有影响和依存关系。相反，这些估算只是举例说明按照全球、国家、收入组别计算的隐性成本的规模和分布，因此是与相关决策者对话的起点。为了透明起见，此处估计的隐性成本称为“量化隐性成本”，以表明受到数据限制。
改进估算农业粮食体系隐性成本的方法
农业粮食体系的隐性成本影响着当代和后代百姓的福祉，而且承担成本的人往往没有从造成成本的经济活动中受益。通过采用真实成本核算法，有可能显化隐性成本，加速农业粮食体系向更健康的方向转变。
以前的研究试图使用现有文献中的数值来估计全球层面的隐性成本。然而，不同的研究基于不同的基本假设和方法（从不同的未来轨迹假设，到不同的贴现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疾病成本和福祉衡量标准），将这些研究得出的数据加总起来，会牺牲经济上的严谨性和一致性，而且只能提供全球层面的估计数据，无法对各国经济进行比较。
今年的《粮食及农业状况》提出了一种改进评价农业粮食体系隐性成本的方法，该方法基于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史蒂文·洛德（Steven Lord）为粮食体系经济委员会开发的模型。e, 1该模型可与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及其他全球数据库匹配使用。其他全球数据库包含多个国家和时间段的数据，涉及温室气体排放和氮排放、土地利用、膳食结构造成的疾病负担和贫困等。该模型因此在各个维度估计了总共154个国家农业粮食体系的年度隐性成本。
对不同类别隐性成本的估算基于一套通用的国家增长率、疾病负担成本、未来经济和人口状况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而提高了在不同贴现率和疾病成本下进行成本敏感性分析的一致性和能力。隐性成本呈现为生产力下降或环境破坏造成的货币化损失，与基于市场交易的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具有可比性。由于建模是在国家一级进行的，因此可以呈现全球、区域和不同收入组别的结果。
然而，评估农业粮食体系的隐性成本需要做出一些假设和选择，这些假设和选择会影响结果及其解释。在分析问题的严重性之前，有必要提出一些关键假设，以便对隐性成本进行估值，确保成本类别和国家之间的可比性。这一点将在下一节阐述，随后将讨论本报告中提出的估算与之前估算农业粮食体系隐性成本的努力有何不同，以及有何拓展。
界定分析范围
第一个假设涉及在分析中包括农业粮食体系的哪些部分及其影响，以及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如何通过为社会增加成本或承担成本来发挥作用。图5显示了分析所涵盖的农业粮食体系的范围，以及所考虑的隐性成本。农业粮食体系的定义遵循粮农组织（2021）5的定义（见术语表），但这里增加了肥料等可产生环境外部性的（非食品）投入品供应链。
图5 分析范围：农业粮食体系阶段和隐性成本显现的路径
资料来源：Lord, S.。2023。《农业粮食体系的隐性成本及2016至2023年的最新趋势 — 〈2023年粮食及农业状况〉背景文件》。粮农组织农业发展经济学技术研究，第31期。罗马，粮农组织。
该研究的范围在图中由红色实线边框限定。除了农业投入品供应链，还包括初级粮食生产、制造、零售、消费和垃圾处理等阶段。初级生产下游的非食品供应链（灰框）不包括在本文农业粮食体系的定义中，因此也不包括在分析中。如绿色箭头所示，林业和非食品产品的加工在其他经济部门核算。
林业（深绿色框）也是农业粮食体系中的初级生产部门，提供木材和非木材森林产品。然而，该部门不在分析范围之内，因为无法获得与林业相关经济活动（如伐木或非木材产品的收获）相关的隐性成本评估数据。虽然这是一个局限，但不是主要问题，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与森林相关的自然资本变化与土地用途转变相关，后者也包括在分析中。因此，在分析中，毁林（即将林地转作他用，6如牧场），被视为隐性成本，造林则被视为隐性好处。未考虑无管理森林和有管理森林之间的转换，因为在关于土地利用的卫星数据中这两者未作区分。这意味着，例如，不考虑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森林退化（即从森林中获得的整体利益长期减少），尽管这种退化可能在增加，并且是一个重要的排放源（见插文5）。
插文5遏制森林退化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但很难量化
森林退化减少了森林产品和服务的供应、生物多样性价值、生产力和健康，还可能对其他土地用途产生负面影响（例如，造成下游水质恶化、影响地下水补给），并成为温室气体排放源。因此，遏制森林退化是消除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退化、荒漠化和人类健康威胁动因的关键因素。6
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在2003年至2019年间，退化占巴西亚马逊森林碳损失的44%，而毁林占56%。7包括伐木、火灾、采矿和采油在内的人类活动（其中许多是非法进行的）日益成为该地区森林退化和排放的重要驱动因素。自然干扰和砍伐森林的间接影响加剧了这些问题。另一项研究着眼于发展中国家森林退化的驱动因素，认为木材开采和伐木是亚洲和拉丁美洲森林退化的最大驱动因素，占所有森林退化的70%以上。相比之下，在非洲，薪材采集和木炭生产是退化的主要原因，而在亚洲和拉丁美洲，这两个方面的重要性较小至中等。8
因此，防止森林退化对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重要商品和生态系统服务非常重要。然而，尽管防止森林退化意义重大，但在经济评估中却被低估，部分原因是没有广泛适用的森林退化定义，数据也很少。6需要更多的数据来全面评估森林恢复政策和行动的成本效益。粮农组织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该倡议要求各国说明其在评估森林退化的程度和严重性时使用的森林退化定义。9常规化开展这一核算工作并公布估计数据是下一步的任务，以确保将森林退化纳入今后的真实成本核算综合分析，如为本报告所做的分析那样。
尽管如此，该分析涵盖了温室气体排放、氮排放、蓝水使用、土地用途转变和贫困的成本，以及膳食结构和食物不足造成的生产力损失。由于数据缺口，没有考虑农药污染和土地退化。值得注意的是，隐性成本不同于改善成本，后者是指为避免或减少隐性成本而发生的成本，而隐性成本是对不作为成本的估计。尽管为转变农业粮食体系所需的知情决策需要隐性成本和改善成本，但由于很难为许多国家规划改善行动并以可比较和一致的方式计算相关成本，因此本分析仅部分包括了隐性成本。
本报告中提出的量化隐性成本是由农业粮食体系活动通过三个主要路径产生的，在图5中用不同的颜色标识：
- 环境（绿色框） — 原因包括：（一）在整个食品价值链中食物和肥料生产以及能源使用排放的温室气体，可导致气候变化，进而造成农业损失；（二）初级生产和污水排放产生的氮排放；（三）蓝水利用，造成缺水，进而造成食物不足，可导致农业和劳动生产力损失；（四）农场一级的土地用途转变，造成生态系统退化破坏，从而丧失环境服务。
- 社会（橙色框） — 包括：（一）粮食分配失灵，造成全国人口食物不足（根据粮农组织等[2022]的定义），10导致世卫组织估计的劳动生产力损失；11（二）农业粮食体系分配失灵导致的农业粮食部门工人中度贫困。回顾第一章，“分配失灵”是指尽管存在资源，但公共政策无法保证最低水平的体面收入。这可以解释为社会为消除贫困的经济损害而需要支付的费用，假设这种支付在国际中度贫困线以下具有成本效益。
- 健康（蓝色框） — 指消费不健康膳食，通常包括很少摄入水果、蔬菜、坚果、全麦、钙和保护性脂肪，过多摄入钠、含糖饮料、饱和脂肪和加工肉类。f这些食物会导致肥胖和非传染性疾病，引起生产力下降，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1消费不健康膳食可能是由于经济上或地理上难以获取多样化的营养食品。例如，2019年的估计发现，约有30亿人无法获得健康膳食；如果实际收入受到冲击，还会有多达10亿人面临失去健康膳食的风险。12, 13消费也可能受到各种个人（例如偏好、知识和动机）、社会（例如传统、社会规范和压力）和商业（例如食品促销、摆放和广告文化）因素的影响。10
区分路径和影响很重要。路径用以反映影响的驱动因素，因此可以为解决该影响提供切入点。举例来说，隐性成本可能通过环境路径产生，但其负面后果超出了环境范畴。水污染就是一个例子：水污染通过减少生态系统服务而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因人体摄入污染水而导致健康负担。然而，这两个负面影响均被视为环境隐性成本，因为两者都是通过环境路径产生的，因此解决两种影响的切入点仍然在环境领域内。g
因此，尽管不健康膳食结构和营养不良都与膳食和粮食消费有关，但两者分别被视为健康和社会隐性成本。出于本分析的目的，不健康膳食结构是指食物组合导致肥胖和非传染性疾病增加，14而达不到最低热量摄入并导致能量-蛋白质食物不足的膳食，则通过来自食物不足的隐性成本来体现。h两者都会导致生产力损失，影响国民经济，但两者的原因却大相径庭。食物不足是由极度匮乏造成的，由于分配失灵，人们甚至无法获得基本的能量充足的膳食。另一方面，不健康膳食结构产生的隐性成本是由于消耗了太多或比例不当的热量，其原因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个人因素。因此，来自不健康膳食结构的隐性成本属于健康层面的问题，而来自食物不足的隐性成本则与贫穷一样，属于社会层面的问题，后者也是分配失灵的结果。例如，最近对136个国家的分析表明，解决食物不足问题可以通过收入分配政策来实现，因为在几乎所有国家，能量充足的膳食成本都远远低于可用于购买食物的人均可支配收入。13然而，解决不健康膳食结构需要在农业粮食体系中采取一系列变革行动。
还必须指出，直接费用，如治疗费用，无论是由不健康膳食结构还是食物不足引起的，都被排除在外。这些通常是可见的经济交换，因此不被视为隐性成本。
总之，农业粮食体系活动导致隐性成本，这些成本给国民经济带来负担，也可以与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比较。分析中通过三种路径，分别把隐性成本量化为农业损失、生产力损失和生态系统服务损失。食品价值链上的隐性成本指的是物理归属失灵和收入分配失灵。前者如环境影响在价值链上的发生位置（图5，绿色），后者如农业粮食部门工人的收入低于中度贫困线，虽然食品批发商、加工者、零售商等下游经营者赚得盆满钵满。同样，分配失灵导致食物不足者摄入热量不够，虽然全球可用热量大量过剩（图5，橙色）。如前所述，由于数据限制，分析中没有体现这些隐性成本的一些重要方面。正如本章后面介绍和讨论的，这对结果的解释会产生影响。
需要强调，分析中量化的隐性成本只是事物的一部分，因此总体隐性成本往往会被低估。例如，粮食消费产生的隐性成本只能通过不健康膳食结构获得。换言之，这项分析只涵盖了不健康膳食导致的疾病负担。例如，动物传染病和消费不安全食物（食物中含有可导致疾病甚至死亡的有害微生物、化学品或物品）导致的隐性成本没有包括在内，因为各国缺乏全球协调一致的数据。然而，这种成本可能是巨大的。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不安全的食物可能导致高达952亿美元的生产力损失。这个数字可能还被低估了，因为不包括发现食品安全隐患时，食品供应链中断而引发的损失。15
本报告还可能低估了社会隐性成本或社会资本所遭受的损失，这体现在中度贫困人口的收入差距加上营养不良造成的疾病负担导致的生产力损失上。例如，食物不足导致的出生缺陷、婴儿死亡、出生体重不足、传染病等所产生的隐性成本没有纳入，尽管这对社会来说是一个明显的损失，因为这些成本很难纳入以经济流动为重点的经济框架。这些无法量化的隐性成本可能很大，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和一些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但只有当儿童长大后，这些成本才会在经济流动中表现出来。插文6描述了其中一些重要的假设，如关于福祉衡量、贴现率和本报告其他方面的假设。关于本分析中采用的模型、数据来源和假设的更全面描述，见附件1。
插文6本报告中的数字背后是什么？
估算农业粮食体系给全球和国家造成的隐性成本需要明确的假设，特别是在场景方面；需要贴现，以考虑子孙后代；需要以货币形式衡量基准年的福祉，以方便比较和汇总；需要数据，以及评价要素。
贴现有助于说明后代将要承担的隐性成本。本报告中用于估算隐性成本的模型 — 称为SPIQ-FS模型16 — 假设了一个“一切照常”的社会经济路径（也称为第二条共享社会经济路径）。17为了比较不同的隐性成本，本报告将数据转化为一个共同的货币衡量标准，以衡量因生产力损失而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货币化价值是根据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从而能够对各类成本和经济体的结果进行比较和汇总。这样，就可以更好分析处理不同类别成本之间的关系，例如环境和健康成本。
另一个核心假设涉及使用哪些评价要素，例如如何将农业粮食体系活动的影响货币化。市场价格和影子价格之间的差异很重要。市场价格产生于有形的经济活动和交易，而影子价格则反映了资源增加一个单位，相关的经济活动价值的变化。在本报告中，影子价格用于隐性成本（例如水、氮排放、肥胖和食物不足）的边际估值。然后将这些数据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比较。
不同的研究对如何评价社会危害（与谁承担成本有关）等方面做出不同的假设。在本报告中，社会隐性成本被表示为食物不足造成的工作日损失对生产力的影响，以及避免在农业粮食部门工作的人中度贫困所需的资金转移。基本原理是，这些数量与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经济流量相关。粮食和土地利用联盟（2019）18使用的另一种方法是衡量食物不足的影响，把与儿童生长发育不良相关的全球残疾调整寿命年损失作为代理变量，并乘以全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是一种间接估算生产力损失的方法。
这种分析最重要的局限性是，对于某些国家、地区和成本类型，数据可能不完整或不确定。对于涉及大量不确定性的生态系统服务估值和氮排放隐性成本计算，以及环境减少的经济后果而言，尤其如此 — 因为缺乏全球数据，限制了蓝水使用成本的估算。在某些情况下，土壤侵蚀和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等问题无法建模，这使得在考虑成本时分析不够全面。
归根结底，真实成本核算分析中使用的假设，如福利、贴现率和参考年份，以及不同数据来源的使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农业粮食体系隐性成本估算的根本性波动。然而，本报告使用的模型依赖于关于国家增长率、疾病负担成本、未来经济和人口状况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共同假设，从而改善了一致性，并能够在不同贴现率和疾病成本下进行敏感性分析。此外，模型中使用的历史成本数据允许我们将隐性成本的固有不确定性表达为概率分布，反映可能价值和结果的范围。
总体而言，为编写本报告而开展的工作应被视为一个更大进程的一部分，报告提出的估计数据应视为初步数据，主要服务于两阶段评估的第一阶段。但即使这些数据是初步和不全面的，也应该有助于引发与决策者的对话，以讨论农业粮食体系隐性成本的规模以及这些成本与国家优先事项的关系。
比较新研究和先前研究对农业粮食体系隐性成本的估算
已经有学者通过各种尝试来估计与全球农业粮食体系相关的隐性成本。前面提到的世界银行2019年的一项研究估计了中等偏下收入国家食源性疾病（来自不安全食品）的隐性成本，发现成本高达952亿美元。15另一项著名研究是Springmann（2020）19为粮农组织等（2020）编写的背景文件，14其中估计了到2030年和2050年与健康和气候相关的隐性成本。这项研究以膳食结构为视角，分析了四种可选的健康膳食结构，以衡量与目前的膳食结构相比，这四种方式的隐性成本将减少多少。然而，这两项研究都没有涵盖全部隐性成本层面（环境、社会和健康）。例如，Springmann （2020）尽管分析了157个国家，但却排除了社会以及重要的环境和健康隐性成本。
迄今为止，只有另外两项研究 — 粮食和土地利用联盟（2019）18与Hendriks等人（2023）20 — 试图更全面地估计全球农业粮食体系的隐性成本，因此是本节的重点。表1将这两项相关研究与本报告使用的方法进行了比较。该表详细说明了成本类别差异及成本估算方法，报告了研究获得的总量化隐性成本，显示研究是否明确了福祉测量方法和未来预测。该表通过突出显示研究中量化的隐性成本，还明确显示了哪些成本被排除在本文分析之外。
表1 全球农业粮食体系隐性成本现有研究比较
资料来源：改编自Lord，S.。2023。《农业粮食体系的隐性成本及2016至2023年的最新趋势 — 〈2023年粮食及农业状况〉背景文件》。粮农组织农业发展经济学技术研究，第31期。罗马，粮农组织；粮食和土地利用联盟。2019。《更好的增长：粮食和土地利用转型的十大关键转型》。附件B：技术附件。伦敦。 https://www.foodandlandusecoali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9/09/FOLU-GrowingBetter-TechnicalAnnex.pdf；Hendriks，S.、de Groot Ruiz，A.、Acosta，M.H.、Baumers，H.、Galgani，P.、Mason-D’Croz，D.、Godde，C.等人。2023。食物的真实成本：初步评估。参见：J. von Braun、K. Afsana、L.O. Fresco和M.H.A. Hassan主编。《粮食体系转型的科学与创新》，第581-601页。Springer，卡姆。https://doi.org/10.1007/978-3-031-15703-5_32
虽然这三项研究之间的比较不太直接，但表1说明了这三项研究在范围、方法、假设和最终结果上的差异。如果只看农业粮食体系总量化隐性成本的最终估计数据，则本报告和粮食和土地利用联盟（2019）似乎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均给出大约12万亿美元的类似结果，但实际上两者存在重大差异。
首先，本报告认识到其评估存在的较大不确定性，即隐性成本估算有可能存在偏差，并为这种偏差提供了一个范围，而粮食和土地利用联盟（2019）则没有这样做。具体而言，本报告模拟了环境外部成本的不确定性以及贫困、膳食结构及食物不足导致的生产力损失的不确定性。而粮食和土地利用联盟（2019）对这三个维度的评估覆盖面最广。然而，这种广覆盖的代价是牺牲了经济上的严谨性：不同研究采用非常不同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该研究却把相关估计数据加总使用。该研究还依赖于全球平均成本，而这些成本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或边际效应。该研究还针对传粉媒介和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估算出约2万亿美元的重大损害，而这不适用于后续决策所需的反事实（场景）分析（在第3章中讨论）。i最后，粮食和土地利用联盟将所有肥胖的隐性成本和相当大的农村“贫困差”估算归于农业粮食体系，而没有考虑这两者如何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如当前肥胖率中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代谢因素，或其他经济部门在影响贫困中的作用。相比之下，Lord（2023）仅把肥胖成本的一半归于农业粮食体系，使用了较低的贫困线，并将农业粮食部门（不一定是农村）就业人员的贫困差归于农业粮食部门。
Hendricks等人（2023）报告的隐性成本估计数据最高（约19万亿美元），不确定性范围也更大。该研究比粮食和土地利用联盟研究更有针对性，但其估计数据仍停留在全球水平，没有考虑重要的隐性成本，如与贫困和食物不足相关的成本。环境隐性成本的货币化基于Galgani等人（2021）提出的恢复和补偿成本估价因素，21而人的生命损失和健康损失分别使用单一的中值和全球平均值进行估价。与同行不同的是，这项研究还考虑了死亡率，这进一步解释了该研究对健康成本的估算高于本报告的估计数据。事实上，本报告只考虑了与丧失劳动力和非正式护理相关的生产力损失，并根据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对其进行了调整。j
本报告采用的方法在其他各方面都比其他两项研究有所改进。最重要的优势之一是，该方法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货币化衡量标准，可以与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进行比较，因此也可以与市场交易进行比较。另一个关键优势是它使用的贴现率假设未来继续“一切照常”，这大致相当于第二条共享社会经济路径，17以此作为考虑影响后代的隐性成本的方法。该方法还提供了较新的估计数据，而且是国家而非全球一级的数据，同时隐性成本估算的不确定性也是透明的。该方法使用边际损害法来评估生产力损失和环境损害，并根据价格和收入的国别差异进行了调整。
就消费者而言，Lord为本报告进行的分析说明了导致肥胖和非传染性疾病的膳食结构造成的生产力损失。因此，直接成本（如治疗成本）被排除在外：这些成本要么是可见的经济交换，因此不属于隐性成本，要么无法获得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这些直接成本造成的减效数据。其他影响，如温室气体排放和氮排放，也分别通过气候变化和人类暴露于空气污染，造成生产力损失。然而，该分析排除了消费者因粮食浪费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生产者因过量使用氮肥而造成的经济损失。k
简而言之，这三项研究对农业粮食体系的隐性成本提供了不同视角。每项研究都有优缺点，没有谁能捕捉到估算隐性成本涉及的所有细微之处和不确定性；此外，三项研究都没有分析所有的隐性成本。然而，三者都支持这样的说法，即相对于市场上交易的食品价值而言，隐性成本的规模相当大。这是一个重要结论，可用于在全球层面提高认识，揭示与农业粮食体系相关的损害；然而，该研究未就区域、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需要采取的行动提供指导。
在这方面，本报告有所改进，因为该研究用边际隐性成本评估了国家一级农业粮食体系的隐性成本，这些成本使用了一致的经济度量方法，共同的社会贴现率，并将隐性成本与改善成本分开。接下来，本章将详细描述报告结果的范围以及农业粮食体系的假定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