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层面汇总农业粮食体系的量化隐性成本，掩盖了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之间的显著差异，而国家是降低这些成本的关键决策主体。实际上，不同类别（环境、社会和健康）隐性成本的相对重要性会因多种因素而异，如平均收入水平、地理位置和城市化水平。其中，一个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尤其能说明问题，因为收入水平与农业粮食体系的组织方式、农业粮食体系在整体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城市化水平相关。理解这些差异是确定每个国家优先干预领域的第一步。
图7按主要类别和收入分组分列了量化的隐性成本总额。各类隐性成本不仅在数量上不同，而且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构成也不同。大部分隐性成本产生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5万亿2020年购买力平价美元，或总量化隐性成本的39%）和高收入国家（4.5万亿2020年购买力平价美元，或总成本的36%）。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占22%，低收入国家占3%。在低收入国家以外的所有国家组别中，导致非传染性疾病的膳食结构造成的生产力损失是农业粮食体系损害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环境成本。在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贫困和食物不足的社会隐性成本相对更大，平均占所有量化隐性成本的12%。毫无意外，这些社会隐性成本是低收入国家的主要问题（超过所有量化隐性成本的50%）。
图7 按收入分组划分的农业粮食体系量化隐性成本总额
资料来源：改编自Lord，S.。2023。《农业粮食体系的隐性成本及2016至2023年的最新趋势 — 〈2023年粮食及农业状况〉背景文件》。粮农组织农业发展经济学技术研究，第31期。罗马，粮农组织。
用货币总量来表示隐性成本，使我们对问题的严重性有一个大致了解；然而，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在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方面有很大差异。因此，可以将货币化数据与经济中发生的交易规模挂钩，如图8那样，表示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的比例。这使人们意识到隐性成本给国民经济带来的负担，并表明应在哪些方面优先使用国际资源来降低这些成本。从全球来看，以购买力平价计算，量化隐性成本平均相当于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的几乎10%。然而，这一比例在低收入国家要高得多，平均为27%。这表明改善低收入国家的农业粮食体系有助于解决这些隐性成本，特别是与贫困和食物不足相关的成本，仅这一项就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4%。隐性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为11%（在低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分别为12%和11%）。然而，社会隐性成本仅在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具有显著相关性。在高收入国家，所有量化隐性成本的平均比例只有8%，其中大部分来自不健康膳食结构。
图8 按收入分组划分的农业粮食体系量化隐性成本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右侧为人均隐性成本）
资料来源：改编自Lord，S.。2023。《农业粮食体系的隐性成本及2016至2023年的最新趋势 — 〈2023年粮食及农业状况〉背景文件》。粮农组织农业发展经济学技术研究，第31期。罗马，粮农组织。
不同收入组别的国家在人口规模方面也可能有很大差异。因此，将隐性成本与人口规模进行比较是有意义的。图8中条形右侧显示的人均隐性成本，可以解释为平均每个人产生的隐性成本。不同收入组别的国家之间存在重大差异 — 尤其是，隐性成本随着国家发展水平提高而增加。因此，高收入国家人口产生的间接成本最高，平均每人为3800购买力平价美元，其次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每人为2000美元。隐性成本在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明显较低（按2020年购买力平价约为850美元），在低收入国家甚至更低（575美元）。高收入国家人均成本几乎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两倍，主要原因是，由于高收入国家人均劳动生产率较高，不健康膳食结构造成的生产率损失也就更高。换言之，在高收入国家损失一定数量的工作日会产生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损失同样数量的工作日带来更高的隐性成本。相比之下，两个收入组别的人均环境成本相对相似。
总之，图7和图8中的分析表明，大多数量化隐性成本产生于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如果这些成本在整个人口中平均分配，那么显而易见，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均会产生更高的隐性成本。然而，需要注意，这种情况可以部分地解释为随着国家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因此，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人均隐性成本较高的国家，负担就相对更大。从量化隐性成本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这一点显而易见。这些比例表明，隐性成本对低收入国家造成的经济负担最重。
预测到2023年的隐性成本并观察2016年以来隐性成本的演变趋势也可以提供重要启示，包括与膳食结构扮演的角色有关的启示。插文8对这一趋势进行了细分，并按类别和收入分组考察了隐性成本的演变情况。根据插文，这些估计成本增加了9%，并呈上升趋势，不健康膳食结构导致的生产力损失是主要原因，估计在同一时期增加了14%。
插文8一段时间内的农业粮食体系量化隐性成本 — 近期趋势概述
通过外推2016-2020年的数据，可以预测2021-2023年农业粮食体系的量化隐性成本。图A显示了2016-2023年全球隐性成本的演变。总体而言，量化隐性成本呈上升趋势，从约12.1万亿2020年购买力平价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超过13万亿（图A，左侧）。这种上升趋势主要是由不健康膳食结构导致的与健康相关的隐性成本增加所驱动的，这种成本在2016年至2023年间增加了14%（图A，右侧）。环境隐性成本更加稳定，因为氮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被土地用途转变的下降趋势所抵消，而土地用途转变的下降趋势是由于毁林减少和农业用地弃耕增加。社会隐性成本也保持稳定，尽管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在2020年有所增加，因为成本在2021年后恢复了长期下降趋势。
图A 2016-2023年全球农业粮食体系的量化隐性成本：合计成本（左）和分类成本（右）
资料来源：Lord, S.。2023。《农业粮食体系的隐性成本及2016至2023年的最新趋势 — 〈2023年粮食及农业状况〉背景文件》。粮农组织农业发展经济学技术研究，第31期。罗马，粮农组织。
图B按收入分组分列显示了以上分解。由膳食结构驱动的隐性成本是所有收入组别中唯一上升的成本类别。除了低收入国家，这也是成本最高的一类，2023年占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所有量化隐性成本的62%，占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75%。
图B 2016-2023年按收入分组量化的农业粮食体系隐性成本：合计成本（左上）和分类成本
资料来源：Lord, S.。2023。《农业粮食体系的隐性成本及2016 至2023 年的最新趋势 — 〈2023 年粮食及农业状况〉背景文件》。粮农组织农业发展经济学技术研究， 第31 期。罗马，粮农组织。
2018年，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源于环境的量化隐性成本总额超过了高收入国家，预计这一差异在2023年将变得更加明显，因为后者的成本开始下降。相比之下，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环境成本几乎是中等偏下和高收入国家的两倍，但似乎趋于稳定。
在中度贫困和食物不足的推动下，2020年所有收入组别的社会隐性成本都有所增加，特别是在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但很可能从2021年开始，恢复之前的下降趋势。低收入国家是个例外，对这些国家来说，社会隐性成本仍然是主要挑战，而且由于极端贫困的集中，这些国家报告的趋势相当稳定。
